李克强“破例”给西方上课

　　2015年3月31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莱昂内尔?巴伯（Lionel Barber）专访。这也是李克强首次接受西方媒体的正式专访。除了巴伯外，《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吉密欧（Jamil Anderlini）和亚洲版主编皮林（David Pilling）也出席了李克强的会见。该报曾在2009年采访过前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但当时是温家宝访问欧洲之际接受该报采访，并非专访，而且主要围绕应对金融危机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形式和内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在的中国正处于全方面转型和经济稳增长的关键期，李克强会见并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更是展现了中国发展自信的一面，也巧妙地对西方的一些错位性认识进行了纠正。

　　据巴伯、吉密欧和皮林三人事后透露，本来此次会晤的内容是不允许被记录和见报的，但李克强现场首肯《金融时报》将整个讨论对外公开，且以专访的形式对外报道。李克强尤其强调，对他的讲话不能做任何修改，原封不动公布。三人坦言，李克强此举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是非同寻常的。而且，李克强此次接受专访不用底稿，《金融时报》也没有事先向李克强或其身边工作人员提交问题。专访半个月后，即4月15日，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及央视新闻联播和《金融时报》公布了此次专访的文字实录。《金融时报》方面更是连发三篇专题报道，从不同侧面展现对中国总理的这次专访。

　　巴伯其中一篇专访日记中称：他梦寐以求地采访到了中国第二号领导人物李克强。李克强总理像老朋友一样接见了他，在一个小时的概述中，李克强没有长篇大论，举手投足轻松随意、无拘无束、掌控自如，很善社交。巴伯事后接受该报编辑采访时说：“李克强态度明确且直接，承认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压力，完成既定目标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他有迎难而上的远见、毅力和勇气”。巴伯尤其提到两点“非常有意思”，一是在谈到房地产泡沫和中国经济通胀风险时，李克强一方面提到了提供住房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谈到了对出现房产泡沫的担忧，这种看上去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说法“非常有意思”。同样有意思的是，李克强在回答问题时毫不回避。

　　反腐“行动”非“运动”

　　就中国当前的反腐，巴伯以西方惯用的“反腐运动”（anti-corruption campaign）提问李克强“这个运动结束了吗？”李克强说：反对腐败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长期的任务，很难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现在确实在加大反腐力度，同时也在加强制度建设，比如我们在推进简政放权，通过约束政府依法行政、担负应有的职责，激发市场活力，打掉寻租空间，铲除腐败，这是长期的斗争。如果要翻译成中文的话，这个词是“行动”，而不是“运动”。

李克强与《金融时报》总编谈笑风生

　　对于李克强的最后一句话，《金融时报》这样翻译：This will be a long-term struggle. If one is to translate “campaign” into Chinese, it should be “行动” instead of “运动” （FT译者加: or movement）。对于巴伯接下来的接应，《金融时报》公布的原话是：But it is a very powerful campaign, because I spoke to a very prominent western businessman who went to see one of the Chinese oil companies, and he said he didn’t recognise anybody in the room, because the 30 people who were there last year had all disappeared. 也就是说，《金融时报》英文版还是使用了“campaign”（运动）一词。但是，新华社翻译巴伯的应答时，特意将巴伯“campaign”翻译成了李克强所说“行动”，译文为：这确实是一项非常强有力的反腐行动。我曾经跟一位知名的西方企业家谈这个问题，他说，他到中国的一家石油公司参观，几乎不认识在座的人，因为去年曾经在同一间会议室与他见面的人都已经“不见”了。

　　西方常用“campaign”来描述某些中国政治现象，比如昔日重庆的“唱红打黑”。这个词在英文中有为某种政治职位攻选的意味。尤其在十八大之际，这个词更是被西方拿来借指中共“权斗”。西方有时也使用“movement”，但movement则更侧重“运动”升级为“革命”（revolution）而成大气候的潜在趋势。所以，《金融时报》用这两个词来形容李克强所说的反腐“行动”不恰当。虽然有舆论认为习近平反腐是“运动式”的，但这种反腐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反腐终究还是要落在治本上来。这就是“制度性反腐”的重要性。而西方恰恰就不太相信中国反腐的“制度性”。

　　为何在“香港厅”

　　中国领导人历史性会见连战和宋楚瑜等台湾地区领导人（有时也在此接待香港、澳门政商领袖），选择“福建厅”，暗示两岸同属一脉。此次李克强接见《金融时报》总编等人则选择了“香港厅”，也有特殊涵义。“香港厅”总面积1728平方米，是人民大会堂内以地区名命的面积最大的厅室。新当选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一般都会“香港厅”面向国务院总理宣誓就职。巴伯等人认为，李克强接见他们的“香港厅”是极具象征性的场所。

　　在回答巴伯有关香港政改和“占中”的提问时，李克强首先强调中国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李克强尤其提到，“香港厅的这幅画里，香港夜景灯光灿烂辉煌，蕴含了这三个关键点：一国两制是有生命力的；香港特区政府是有能力的；香港人民是有智慧的，有问题我们都能解决”。

　　李克强选择在香港厅接待英国编辑并作出以上立场表述，实际上也是希望西方媒体能够客观报道中国的发展变化。

　　1年多来，《金融时报》和《泰晤士报》、《卫报》以及《经济学人》等都紧密追踪报道和评论香港政改及“占中”抗议活动，主要论调都是批评中国政府。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声音给中国政府提“建议”。就《金融时报》而言，半年多来，它曾多次就香港政改和占中抗议发表社论。比如，去年7月16日的《英国必须捍卫香港》（Britain must stand up for Hong Kong）呼吁卡梅伦政府不用过于担心损害对华商贸关系，为了捍卫港人自由，英国政府应该履行自撒切尔夫人时期就已达成的承诺，介入香港事务；去年9月1日的《香港的艰难抉择》（Hong Kong’s hard electoral choices）、9月29日的《对香港地位一大不可避免的威胁》（An avoidable threat to Hong Kong’s standing）以及10月9日的《北京须让香港放手一搏》（Beijing needs to cut Hong Kong some slack）指责北京对香港的姿态过于强硬，呼吁北京为香港松绑，否则有引发公开对抗的可能性；去年12月1日的社论《未决的香港问题》甚至认为，暴力行为只会让当局和学生的冲突引向无法挽回的地步，中国政府不应该以维护稳定为名采取赤裸裸的胁迫，导致暴力升级。此次随巴伯一同受李克强接见的皮尔也曾在《金融时报》撰文，质疑香港的“高度自治”。

　　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追踪报道和评论香港政改及占中抗议之后，2015年该报在评论部分多了一些亲近中国立场的报道，尤其是涉及到大陆与香港经贸关系、中国“一路一带”战略的香港联系以及香港自由经济等方面的评论。在亚投行问题上，《金融时报》甚至多次发文力挺中国立场。

　　《金融时报》报道风格和选择性评论的变化，应该和筹备专访李克强有一定关系。该报主编巴伯本人对中国经济和李克强的积极认识，也让这种专访成为可能。

　　巴伯自2005年开始担任《金融时报》主编，之前曾先后担任该报欧洲大陆版编辑和驻美分处的执行编辑。期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上任访问欧洲时，巴伯还曾为他做过新闻简报。巴伯力主将《金融时报》这家有着近130多年历史的报纸打造为全新的数字媒体。也正是在他的把关下，《金融时报》近年扩大了对国际新闻的“评论”部分。他认为，“评论”是吸引读者看《金融时报》的重要部分。但究竟收录或发表何种评论，巴伯认为，《金融时报》也有取舍和过滤，不会照单全收。这种在报道和评论中国方面另辟蹊径的做法和务实的风格，的确值得《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等西方媒体反思。　　(皇金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