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2,0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就曾提出这一喻世明言。时至今日，他的那篇《货殖列传》仍然有着发人深省的警世意义。
几天前，中国官媒新华社“瞭望智库”发表署名为“罗天昊”的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吵。此文强烈地批判了李嘉诚撤资之举，并且颇显强横地抛出观点：“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那就不能想走就走”。其发生背景则是，中共正在产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艰难处境，注定将会影响深远的国企改革即将开幕。
以中共十八大之后李嘉诚旗下产业资金的动向来看，确实如罗天昊所说的在撤资。不过，撤资并不违法，是一种符合市场规律的正常的企业行为。即使是罗天昊指称的他的财富并非来自知彻底的市场经济，但这也不能成为阻拦李嘉诚商业行为的依据。
舆论场中的各方分析认为，李嘉诚此番撤资可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李氏家族庞大产业的传承，李嘉诚与中国高层政治关系的淡化，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将陷入困境。后者可能是他撤资的最重要原因。毕竟，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增速下降，李嘉诚所长期依赖的房地产业不景气。
有观点认为，李嘉诚如果仍然留在这里而不做变通，很有可能与中国经济陷入同样的困难。李嘉诚最终选择离开，从而避免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他敏锐眼光和果断决策的体现。
当然，从中国的视角来理解的话，中国目前的困难是因为正处在转型升级的不可避免的“阵痛期”，而这样的时间段总会过去。如果李嘉诚留下与其共度时艰的话，自然是一件好事。此次李嘉诚没有如其所愿，或许会让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也不应被高估。
李嘉诚的离开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正如30年前李嘉诚的进来。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李嘉诚的进来和离开，都是一种逐利行为。而逐利行为正是从商者、“资本家”的本性。李嘉诚不过是再次遵从了自己由始至终的生存本能和原则。
对于这些，想必包括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在内的中共执政者本来就有清醒的认识，而30多年后的官员与政论者更应有所了解。如果有人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或许就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中国官场已经持续30年的招商引资，正是建立在为商人提供政策优惠的基础之上。固然招进来的商人能够赚得盆满钵满，商人也为当地提供就业、增加税收财政、提升官员政绩。因此，这是一种共赢的方式，而商人则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既然已经如此，就不必对他们提出更多的苛求。即使是罗天昊所称的一些商人受到了“权力的扶助和勾兑”，那也应当从中国自身找问题。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正是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积累的很多深层次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加重了目前经济的困难。李嘉诚也在此时选择离开。
如果认识不到这些，或者是不将焦点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是挥舞起“爱国”、“道德”的大棒，大喊大叫，蛮横地阻拦他们，是一种笨且蠢的行为，只会起到反作用。事实上，中国网络舆论中兴起的一个所谓“爱国贼”的名词，正是指向于此。
在过去30多年中，李嘉诚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他的进来与离开代表了一种预见，一种趋势。这才是中共真正重视的事情。如果官方也如罗天昊所说的那样“不让李嘉诚跑了”，能不能达到目的尚是未知之数，恐怕还会使自身受到伤害。因为此举不仅违反了当下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也是对改革开放事业的颠覆。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在罗天昊文章热传之初，官方和众多媒体就紧急出面“灭火”的原因。
不可否认，中共曾经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对“资本主义”、“资本家”有过强烈的批判，而且的确有过将其完全扫除打倒的实验。但是，结局却是以混乱和失败结束。如今的中共已不是那时的中共，中国也不是那时的中国。不论是中共、身在中国的企业家，还是中国境外的观察者，都不应再从旧的视角来看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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