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的“两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势必要为晦暗不明的中国经济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在一个信心严重缺失的临界点，中国经济过去一年的波动动摇了不少人的预期，而且波及“十三五”目标的悲观情绪依然在蔓延。这是中国经济避无可避的“先天性障碍”发酵的结果？抑或只是货币和金融政策的技巧性操作失当？
2015年深秋，中共在北京的中央全会通过了一份十三五规划纲要。这份雄心勃勃的规划要求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然而，现实糟糕的经济数据和一蹶不振的股市等令中国民间和西方社会对中国经济充满不信任。2016年地方两会公布的GDP增长数据中，多省区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2016年1月，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冬季达沃斯论坛解释说，中国发展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中国既有信心有能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也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以此来打消外界的疑虑。而在2月底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和央行行长周小川亦在反复澄清外界对中国货币和金融状况的“不满”……似乎在近期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官员都在耗费精力反复做着同一件安抚人心、传递信心的工作。
按照预期，李克强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回应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而全国人大审议的“十三五规划”则更是要开列一系列药方，将自己在未来5年的政经承诺细化，因此事关重大。
面对并不乐观的经济数据，中共御用学者胡鞍钢似乎并不认为经济颓势会对十三五最终目标的实现构成挑战。他在接受《明报》采访时信心满满，声称中国其实已提前实现了小康，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2万至1.3万美元，届时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中产社会。而从2020年起，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开始新的100年。胡鞍钢一直为中国国情提供舆论支撑，但在这番回应中他并未考虑现实确实“出了某些故障”。
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论调显然要悲观许多。3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刊发茅于轼的文章《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他并没有去预判“十三五”究竟是什么舞，只是在这篇浅显却直截了当的文章中呈现了中国经济难以消解的先天性缺陷。
茅于轼分析说，三大生产要素（劳动、资本、资源）中，劳动在中国是自由的，然而其他资本和资源的利用，由于公有制的关系，和西方国家佷不相同（资本大部分为国有银行占有，而资源更是国家垄断）。“中国的这种公有制有利有弊。在建设初期，强大的国家投入避免了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限制，保障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其副作用则是在中后期的产能过剩，高投资未能惠及百姓，提高他们的消费，而是陷入投资自我循环的陷阱。”而这正是当前中国经济低迷的现状。
当然，习近平、李克强意识到了背后的陷阱，要求适应经济新常态，进行供给侧改革转型。然而正如茅于轼所指摘的，由于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公有制，李克强想盘活土地市场“至今见效甚微”；而他所鼓励“万众创业”，也因为民资银行进展缓慢所导致的融资困难而步履维艰。
这一切归之于中国政经性质的难题，大概正是尽管呼吁李克强需要提供一条出路，却不能完全指责他的原因。
去年10月份，《经济学人》一篇题为《非常中式的棒击》的文章，称李克强是中国近几十年历任总理中最弱的一位：他的问题并非无能（incompetence），更主要在于无奈（impotence）。这篇文章通过中国事务观察人士的提问，质疑李克强是否具备推动“壮士断臂”般改革所必须的技能？还是说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他并无实权，中国经济掌握在一些无能者手里？但它还是忽略了一个事实：在既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下（即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包括李克强等中国高层如何在消除国内左派私有忧虑的同时，有智慧地给予民间社会空间、激发其活力。
的确，中国目前的经济故障可能不仅仅是具体的操作失误。中共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已触及资本、资源的调配问题，比如“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然而类似的碎步前进显示高层依然存有“迟疑”，他们迫切需要找到类似当年破除“姓资姓社”标准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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