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辱母杀人案 民情汹涌与法治缺席

近日一桩旧案在中国舆论场掀起波澜，因质疑司法判决失之公正，民意有所反弹。

这桩案件发生在一年前的4月14日，山东聊城人于欢和母亲苏银霞被暴力逼债，因后者受辱，于欢遂怒而杀人。不久前一审判决公布，中国媒体进行报道后，迅速引发舆论争议，称这是对依法治国的严重践踏。

评论者指出，于欢案带来的民情汹涌，在同理心掀起的激愤之外，更是一种群体性的愕然。

怒杀催债人

2016年4月14日，因高利贷债务纠纷，22岁的山东人于欢和母亲苏银霞被杜志浩等催债人员堵在接待室内。期间苏氏母子遭到杜志浩等人的侮辱和辱骂，杜还对苏银霞有露出下体等极致性的凌辱动作。而后于欢用接待室内的水果刀乱刺，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于次日死亡，另外被刺三人，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而于欢之所以最终暴起，据证人证言和他自己供诉，是因看到接获报案的警察未有任何解救行为即离开，恐惧绝望之下，这才操刀杀人。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院一审开庭，于欢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刺的杜志浩等人及指使他们的老板吴学占，则已被认定为涉黑团伙。

聊城中院的量刑依据是：于欢面对讨债人的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致一死三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因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归案如实供述，故予以从轻判处无期徒刑。

此事经《南方周末》等中国媒体报道后，波澜骤起。

围绕该案，有两个舆论焦点，一是聊城中院量刑是否适当，二是离开的警察是否已构成渎职。

有很多声音呼吁于欢应被轻判，甚至可以宣告其无罪，而“不作为”的警察也该受到相应的追责处罚。

对于此案，中国舆论场在短时间内涌现出巨量的评论文章，无论是公共媒体还是自媒体，无论是法律界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虽然行文的冷静程度有别，但字里行间多可见悲凉和愤怒。司法已然走到了民意的对面。

法理人情如何两全

《唐律》中有六杀，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杀因不同，量刑有别。这是情理关怀在法理中的体现。

现在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及有关条款，也是基于这种精神。但聊城中院在一审中，并不认为于欢的反抗属于正当防卫范畴，而是“不能正确处理冲突”。

那么“正确”的该是怎样呢？

前述评论人士表示，不管是法律本身还是司法体系的设立，其最初的起点和最终的目的都应是辨善恶、正是非。谁善谁恶、孰是孰非，难免有时纰漏失误，但正义不该总是缺席，不该这样明显的缺席。雷洋案已经一例在前，于欢案的轻率失考，势必会造成更广泛的伤害。

法官在面对类似案件时，除去依照纸面规则，还需适当照顾社会在公义和良知上的呼唤，这不是秉持司法独立精神应该避免的干预，而恰恰是彰显司法公正的良好渠道。法治精神从来不意味着罔顾人情。

最不该的，就是用一纸冰冷的判决，将一道没有合理答案的选择题甩到公众面前，把民意推到对面。

假设至亲受辱，受到的还是极致的侮辱，自己是否仍能保持足够冷静，进而去斟酌判断过当和适当，并去采取完全合法的反击措施。将受害者置于这样的境地，无异于间接袒护施害者，何尝不是在践踏法治精神。

目前山东省高院和公安厅已有回应，前者已受理于欢的上诉，后者则派出工作组，赴当地对民警出警和案件办理情况进行核查。

山东方面想必也已关注到汹涌的舆情，否则反应恐不致如此迅速。终审如何判决，值得期待。而在此之外，不妨将该案当作一个契机，全面检视下何为法治，如何法治，以及如能形成打击民间非法借贷的一道推动力，那将是这起案件能够带来的不多的积极效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