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六四年代及中国改革派闯将

　　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日又一次来临。虽然外界关于六四的讨论声音越来越少，但是当六四被视为一个时代的伤痕被人们怀念的时候，六四背后的那个时代以及处于那个轰轰烈烈年代的中共改革派官员们，在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口号下依然值得中共去回顾与反思，从他们身上得到经验和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不仅有邓小平、胡耀邦以及赵紫阳这样具有改革思维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还有众多中共中高层官员们或主动或被动地突破禁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阻碍改革的堡垒，在与保守力量的交锋中，有人平安着陆，有人黯然离开，也有的人没有经受住权利与金钱的考验。

　　1979年4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3个多月，中共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没有名字的工作会议。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会议上向中南海“要权”，他认为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3个月后，这一要求得到批准，广东先于大陆所有地方政府，率先改革开放，以至于直到今天广东省仍然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和排头兵。这位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就是习仲勋，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

　　当时广东的突出问题是偷渡外逃严重。对此习仲勋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我们不能把偷渡外逃当做敌我矛盾。香港、澳门也是我们的领土。群众日子过不下去往那边跑，只能叫‘外流’，不能叫‘外逃’。”

　　习仲勋还说，偷渡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发展生产，“不然他们今天不跑，明天还会跑”。习仲勋在广东的讲话在那个年代显得“如此大胆”，连参会的新华社记者都不敢记录。

　　广东率先改革开放，当时非议不少。有人指责，广东清远国营企业实行承包制，给职工发放奖金，搞物质刺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习仲勋到清远实地考察后，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

　　1980年11月，习仲勋被调回北京，广东省由另一位改革者任仲夷接棒。习仲勋在广东执政总过不过两年零八个月，但是他“杀开一条血路”，为广东打开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局面。

　　习仲勋和当时的中共元老万里、谷牧、任仲夷、项南一起整个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树立了典范，被称之为“改革五元勋”。

　　梁湘：充满争议的改革闯将

　　1980年，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正在中共党校学习的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被派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

　　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对特区“只给政策不给钱”。梁湘大胆地在计划经济时代开创了“透支”发展模式————向银行贷款来发展基础建设，又推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政策，吸引港商投资的竹园宾馆、翠竹苑住宅楼宇在香港销售一空。开发罗湖小区、八卦岭工业区等，引进外资八十亿港元。

　　当时深圳改革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批判声。“梁湘搞赤字丢了国格”，“把国土主权卖给外人，是当代李鸿章”，外省一高官考察深圳后痛哭流涕：“深圳已变为香港，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些非议声中，梁湘终于“中箭落马”。1985年被免去深圳市市长职务，1986年被免去深圳市市委书记职务。

　　1988年，中共在海南建省。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出任海南省委书记，梁湘任省长。梁湘又一次闯入一片是非之地。

　　海南开发最缺的是资金，引进外资成片开发洋浦引发争议。来海南考察的部分政协委员认为，洋浦开发是丧权卖国。

　　1989年六四学潮刚过去，许士杰和梁湘奉召去北京汇报洋浦开发方案。不料，翌晨梁湘被隔离审查，主要问题是：一说梁湘在“六四事件”向中央发电文支持学生；一说洋浦开发计划丧权卖国。梁湘在北京被软禁两个月，回海南后又被关押在军区，后来才在报纸上公布：梁湘“以权谋私”，省长职务被撤，跟他一起下马的还有洋浦开发规划。

　　梁湘是深圳特区第一任市长，改革开放的试水者，带领深圳创造过奇迹。他也是被免职的深圳市长，被撤职的海南省长，他的一生充满争议。他的结局悲惨，至今未能正名。

　　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件易事。任何人都是在不断探索中，尝试前进。在这些早期的改革派官员之后，中共政坛勇于改革的官员们不断涌出。比如曾是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河北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山西原平县委书记、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乃至官至云南省省委副书记仇和……

　　仇和：“回不去”改革者

　　作为崛起于1990年代的中共官员，仇和相比上述众多改革派官员也许算是晚生后辈，但是他作为从六四后到中共十八大前改革派官员，无疑是另一个时代中共官员的典型。

　　仇和独当一面，是从他开始担任中国江苏的沭阳县县委书记开始。1996年，江苏组建地级宿迁市，作为江苏最穷县之一的沭阳县被划归其中。1996年9月，刚担任宿迁市委副书记3个月的仇和，主动请缨担任沭阳县委书记。

　　他兼任沭阳县委书记4年后，那个当年被很多人认为“就是神仙来了也搞不好”的沭阳县发生了巨大变化：580多公里的水泥路面交通网从无到有，破败凋敝的县城、集镇建设一新，上千家加工企业“冒”了出来，还有240多名问题官员被抓或被处分。仇和对沭阳的改变，成为了江苏政坛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也造就了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崛起的“沭阳模式”。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大陆网络作家马伯庸就对“仇和现象”进行评论。这篇题为《假如仇和是个贪官……》的帖子指出，“仇和现象”显示中国仍旧没能走出“人治”的传统阴影。“仇和并不是神，他也能犯错，也能腐败；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监督与群议制度加以限制，很容易会因为缺乏足够理性的决策导致灾难。”最终，马一语成谶。

　　2015中共两会闭幕当天，已将官至云南省委副书记、曾经被《人物》杂志描述为“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的能吏仇和，被中纪委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仇和不仅再也没能回到云南官场，也终于在官场仕途的快车道中令人意外地跑偏，再也回不到曾经一腔热血的改革生涯。

　　改革“绿林年代”终结

　　对于仇和的落马，微信公号“侠客岛”评论称，这意味着中国改革“绿林时代”的终结。什么是“绿林”？就是无视法律，不要规矩，杀人放火受招安。这种改革初期粗放的治理思路，在某个阶段为冲破固有体制的束缚起到了不小作用。但这个破坏旧体制的过程，伴随的是日渐庞大的任性权力。

　　或许是已经认识到了改革到了一定的阶段，终归要走向法制化和现代化。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新一代领导层提出“依法治国”和“国家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并大力提拔由专业背景的学者型官员和敢承担责任的实干派官员。

　　站在今天的时间轴上，回望中国改革初期，虽然30年的时间跨越让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当年的改革开放背景已经截然不同，但是前辈们敢字当头、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品格，依然是今天的中共官员群体——无论高层到地方——不可忽略学习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