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二十年 何曾可能"不变"？

　　2017年6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香港，准备参加"香港回归二十年"庆祝活动。也在这天，《纽约时报》刊出专题报导指出，香港这个"曾经的模范城市"正"陷于困顿"；BBC 网站则刊出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 (Chris Patten) 的专访，重申香港民主的重要，呼吁世界敦促中国信守对这片土地的承诺。

　　前一天下午，预计在7月1号回归纪念日举行升旗仪式的金紫荆广场，则涌现了香港众志、社民连、人民力量等团体成员；他们以黑布遮蔽金紫荆雕像，抗议中国未落实"一国两制"并未落实。入夜后，警方逮补了二十六名抗议者，以"公众妨扰罪"拘留。

　　港府庆祝回归二十年的网站上，高挂"同心创前路"这个标语。但正如多数标语所照见的，恰是在现实中对应内涵的匮乏。"同心"一词，对此刻香港也显遥远。

　　回归的许诺与失落

　　1997年，香港结束长达 156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移交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忐忑的港人能握在手中的，只有1984年由前殖民主英国代为向中方协商出的《中英联合声明》——特别是第三条罗列的的"基本政策方针"。

　　这些基本政策方针包括香港的"高度的自治权"，"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以及涵盖"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依该条第十二项，这些基本政策方针"五十年不变"。

　　但才二十年，"不变"的承诺便一再显得勉强。

　　最先，2002年北京敦促港府落实《基本法》23条的立法，即被视为将伤害香港的言论与出版自由；隔年七一的五十万人上街游行，主要诉求之一就是反对23条立法。2003 年"更紧密经济伙伴协定"（CEPA） 签订后，虽然对香港经济显有助益，却也逐渐招致"使资产阶级获得好处、其他阶级只能陪跑"或"造成香港经济倾斜"的疑虑。

　　CEPA 签订后随即开放的陆客自由行，让香港市民在生活中对于"回归"有了最具体的感受。十多年内，每年到港陆客从四百多万成长到破四千万，虽然对部分店家带来收益，但同时对香港交通与城市空间带来巨大负担，而因语言文化风俗落差造成的冲突更是层出不穷，换来"蝗虫"之讥。更重要的是，陆客挟其雄厚购买力，急遽形塑香港城市地貌；针对陆客需求的金饰店或药粧舖蔓延，租金上涨，相对挤压许多香港老店的空间，也怠慢港人生活需求。

　　进一步投资置产的移民，则成为香港楼市价格一股显着推力──2003年以来香港房价上涨约380%，不仅让香港青年难以负担，也转嫁为香港百业的成本。即便法规制度不变，实际上感受到的生活却处处转变。

　　本土认同的崛起

　　"回归祖国"的种种不适、生活改变，加以回归后望向中国所不免看到的种种难堪，不免催生出与国家认同对照的"本土情怀"。这种情怀，最初反映在 2006- 2007年保留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等事件中，开始浮现对香港记忆的珍惜。

　　2008年的北京奥运与神州七号发射，一度在香港心中创造出"与有荣焉"的感受，把中国认同拉到一个高峰，但随即回落。香港社会学家赵永佳曾指出，当年京奥后随即爆发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造就赴港抢购奶粉的人潮；加以年初川震后，后续陆续出现诸如豆腐渣校舍等问题的报导──两则重大新闻，可能都重挫了中国才在港人心中筑起的形象。

　　到了 2009 "反高铁"运动，本土情怀发酵为对"中港加速融合"的焦虑。而 2012 年的"反国教"抗争，更引爆许多中产父母"唔好搞我个仔"（不要动我的孩子）的愤怒，把素来对群众运动保守冷漠的港人，大规模地动员到"抵抗中国因素"的战线。

　　一度，港人期待透过"争普选"以落实自治，争取政治主体性，扭转操之于人的局面。然而， 2014年佔领中环 79天的抗争，只换来集体挫败、抗争者路线的内部分歧，与"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路线的失色。2015年底铜锣湾书店的关系人连环失踪奇案，撼动香港居民过去以为"有别于内地"的司法安全感；2016年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的资格审查，以"人大释法"禁止个别当选者重新宣誓，形同剥夺他们的就职资格，则又进一步象徵，北京对香港政治空间的步步进逼。

　　近史可鑑，强势压迫，是催逼出弱势者集体认同的捷径──正如中华国族认同诞生于清末列强辱华，巩固于日本侵华；而国府来台后的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也是若干老一辈独派台湾国族主义孕育的滥觞。。香港"回归祖国"后滋生的本土情怀，在伞后的集体挫折中，进一步深化为"香港民族论"甚或"港独"等本土基进政治主张。

　　2016年旺角骚乱，代表"和理非非"顿挫后，勇武抗争路线的崛起；在素来对抗争保守的香港，暴力路线素来难以讨好。素料，本地民主前线的梁天琦随即在新界东补选斩获高票，折射出勇武本土路线已获得可观市民同情──但同时，这也增添温和保守市民的焦虑，造成香港内部更深的裂痕。

　　当前，香港社会中沿着世代、政治光谱、基进/保守态度所切割出的裂痕，可能才是香港最深的危机。不管是已与一国两制妥协，务实地在现有政制争取空间，避免激怒共党的温和派；与建制周旋多年，坚持温和抗争的泛民主派；笃信和理非非无用，相信暴力与牺牲无可避免，昂然追求香港尊严的勇武本土派── 这些立场迥然的人，其实都相信自己在保护挽救香港，也都抨击过其他路线断送未来。

　　历史还下不了判决；但理想之人却已伤痕累累。

　　"不变"何曾可能?

　　其实，香港何能不变？对于镶嵌在两个变动世界介面的香港；"不变"的承诺，一直就只是安定焦虑的一厢情愿。

　　香港开埠以来，即是以"南中国面向世界的门户"的定位崛起；作为"门户"，香港自然不可能自外于中国或世界的变化。早在回归前，中国的革命、抗战、内战、文革，无不波及国境南端的这方土地；而国际上不管是殖民秩序的崩解、冷战体制的成形与终结，也都一再牵动香港命运。

　　1997 回归，香港挥别昔日作为大英帝国远东转口港的角色，重新嵌入中国的政经制度中。前者必然伴随乡愁，后者也必然涉及到中港两种矛盾体制的磨合痛楚。光是这些，就已註定"不变"的期待，耐不住现实考验。

　　再者，这二十年香港面对的世界，恰好踏入后冷战时期第二波全球化的新局，面对不同尺度的机遇与风险。回归后，香港先后撞上亚洲金融风暴、 2003 的SARS以及 2008 的金融海啸，每回都对经济造成重击。其中最关键的是 2008年下半的香港，刚从北京奥运建构的集体共荣感中走出，就撞上环球金融危机的失控；这对于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香港，冲击尤深。

　　观察各种指标，2008年起，香港民众对港府满意度暴跌，游行集会次数渐增，同时香港认同崛起，中国认同下滑。在种种可归咎于中港融合、香港政制、中国丑闻等国内因素外，多少也能归咎于当时经济困顿造成的压力。

　　更不用说，这二十年间的中国，经济飞腾综合实力翻了数倍，却也闹出不少有损国面的重大丑闻；更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领导班子，经历政治风格从豪迈、相对开明到紧缩的变迁。香港特首也换了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三任——中港冲突在2012年后的急遽升高，有迹可循。

　　甚至就在这次，二十週年的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二十年来的港台对望

　　回看二十年前，曾在四小龙的队伍比肩齐步的港台，刚好走向背反的轨迹。

　　1997的台湾，甫在前一年完成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三年后也将迎接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解严后打开的社会空间，也逐渐并发出各种多元观点与丰沛的社会活力。虽然民进党的崛起，让不少心系中华民国命脉的人心忧；但就民主改革的动能而言，彼时台湾无疑正处于让人欣喜的节奏。

　　然而在另一方面，政党轮替后的台湾，却开始陷入长期的经济困顿、薪资停滞，逐渐失去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清晰定位。对比之下，香港不仅在英国留下的（语言、基建与跨国网络）基础上，抓住了那波全球化扩张的机遇；也在北京"打造香港为一国两制"示范点的"让利"下，获得额外的经济动能。

　　大约在2012年以前，台湾媒体对香港的报导，多着墨于其基础建设的格局（如赤腊角机场、机场快线）、拥抱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力度、经济指标的成长，以及大学高薪引才的能力。彼时台湾人谈起香港，语气多少有着艷羡。而香港媒体呈现的台湾，则多是聚焦于国会打架、弊案、经济疲软等乱象；那几年去香港，还常常被的士司机揶揄。

　　但几乎，随着过去五年香港各种抗争的涌现，这种港台对望的观感倏地产生逆转。随着香港层出不穷的抗争，台湾媒体开始注意到亮丽的经济数字下，香港严峻的所得不均、高涨的房价、恶劣的住房条件。2014太阳花运动期间，立法院周遭出现不少来观摩声援的港人。一句"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口号，搭配各种黑暗证词，更是倏忽把香港从昔日"经济发展模范生"的光环中扯下，放在"中国因素受难先行者"的位置，供台人悲悯、警惕。

　　相对而言，许多心系民主的香港人，开始关注、艷羡台湾民主化的轨迹经验；更多媒体与游客，则开始称赞起台湾社会的价值多元、创意的蓬勃，以及处处充满小确幸的生活质感。近年，明显能感受到来台的香港朋友变得络绎不绝。甚至，台湾还在一些调查中一跃成为香港人考虑移民的主要选项。

　　中国崛起，促成港台两地公民社会与青年的互动；而两地过去历史的交织，刚好写出一段"经济发展"与"社会民主"孰先孰后的辩证。

　　香港故事，台湾能汲取什么？

　　回望这二十年，台湾能从香港经验汲取什么？

　　首先、自然是看见"一国两制"的侷限。其实若暂时搁置认同情感，在当前全球政治框架多元分层的趋势下，"一国两制"原本是打破"国本位"窠臼的创见；北京率先运用于香港，也带着做给台湾看的企图。但从香港二十年的实践下来不难发现，倘若"两制"或其下辖人们的价值反差过大，努力去维持一国框架，只会在制度介面（例如基本法的释法）造成庞大张力，难以妥协。

　　就这点而言，解严后历经民主化三十年的台湾，与中国社会在基础价值的距离，更甚于中港之间；要能架出涵盖两岸制度文化的一国框架，不管在宪法工程的跨度，或是在社会心理的说服上，都更艰难。

　　其次值得警醒的，是从香港"不变"的幻影，反思台湾经常说的"维持现状"。不管是香港要的"不变"，或台湾多数人偏好的"现状"，总是面对不确定性下直觉的保守期待，背后的渴望也都是自主。但从来没有永恆不变的现状；而我们越把现实想像成某种稳定不变的现状，就越可能错失局势变迁的迹象。真要确保自主，就必须持续关注变化中的局，动态而积极地调整脚步。

　　而不管是台湾或香港面对的局，北京政局总是关键。只是在两地本土化情感浪潮下，似乎台港年轻人都有视中国事务"与我何关"的情感抗拒；但这却正是最危险的。赛场上面对对手，没有矇着眼打球的；偏偏台港当前不少年轻人，把中国一切都简化成铁板一块的想像，不啻是矇眼面对中国。

　　再者，是见证世代认同形塑的速度。香港在史上从不曾真正脱离中国；不管战前或战后抵港的华人或其后代，在战后绝大多数时间里，也仍保有"中国人"认同。回归后，香港的中国认同还一度在2008年攀上高峰，却在过去十年内急转直下，创造出一整个偏向本土认同的青年世代，甚至出现"香港民族"说。

　　这个例证，适足以凸显作为"认同"的建构本质；如果站在尊重个人自我指涉的自由权利，则不管持有何种集体认同者，都应对社会上其他异己认同，有更体谅包容的态度，也将更减少社会上任一群人，以一己认同强制规范他人的暴力。

　　最后，从昔日在经济发展上不如香港的自卑，到逐步发现台湾在政治文化上能提供参照的自信。台港足迹带出的辩证，当足以明晰台湾人们过往在看似紊乱的集体选择中，所逐渐体证的价值。(本文作者为英国华威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香港《端传媒》评论总监曾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