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炮轰马云的湖畔大学和美国教育

　　据《第一财经》1月19日报道，1月15日，未来论坛2017年会暨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在上午关于未来教育的圆桌讨论中，顶级科学家、教育家、投资人聚集一堂，对如何改进中国的教育，使其更加适应未来的创新社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在讨论中，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理学部主任，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饶毅再发一串犀利言论。因为理念不同，饶毅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现场“相爱相杀”了一番，直言自己对于钱颖一同时参加施一公领导的西湖大学和马云领导的湖畔大学“意见非常大”。饶毅自己还为此写了一封信给钱颖一，修改了三遍最后没有寄出去，因为怕钱颖一不高兴。

　　饶毅说，施一公和包括钱颖一在内的几为同仁建立西湖大学目的是进行精英教育，是希望培养一批自然科学、经济管理的领袖和中坚人物，让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在未来的毕业生中获得一些推动力，而从我们其他人的角度来看，颖一居然“被攀附”了湖畔大学，那不过是一个看起来是赚钱培训班，那跟我们的大学教育至少看得过去是南辕北辙的，方向性相反的。饶毅甚至“质问”钱颖一的良心是怎么被拷问的？

　　除了吐槽湖畔大学，饶毅还“炮轰”了美国教育，称特朗普当选代表了美国教育的失败。

　　饶毅指出，尽管中国很想学习美国的教育体系，认为它是鼓励创新的。但是美国教育有自身无法回避的弊端，比如它长期为权贵家庭子弟服务，这代表美国教育的腐败。所有教育都需要有一定的标准，不能低到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美国教育对考试成绩有缺陷的权贵子弟开路，放弃了基本的底线。

　　他认为，此外，美国高等教育给中国的教训是：美国普通人如果自己能力不够，不会反思自己能力的问题，而是会归结于别人的问题。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对普通人的腐蚀，我们的教育改革要避免这一点。

　　在1月15日的未来论坛2017年会上，顶级科学家、教育家、投资人聚集一堂，对如何改进中国的教育，使其更加适应未来的创新社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在讨论一开始，1986年图灵奖得主、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工程学与应用数学教授John HOPCROFT就抛出问题：“如果你是中国教育部长，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引发了参与讨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投资人的激烈讨论。

　　以下为论坛圆桌讨论实录的部分内容：

　　John HOPCROFT（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工程学与应用数学教授，1986年图灵奖获得者）： 我可以从最后开始，专家可以去评论一下，如果你们要成为教育部的部长的话，会怎么做?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有一件事是可以做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就是现在中国所有的学位都是教育部和国家发的。大学的学位证书不能是大学自己发的，都是全国统一的。所以他的教育部要管很多事情，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要管很多呢?因为学位是他发的，而且只有一家发，其他的大学，只是在运作、运行，所以他就要管很多很多事情，刚才李凯教授讲了原因，要管很多事情，其中这是一个基本原因。

　　其中一个改革的方向，各个大学自己发自己的学位，这样的话，大学之间是有竞争的，而且大学的声誉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跟这个类比的是经济改革，改革前，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国家全部都管，有计划的，现在教育上也是，每一个教学项目招多少人，中外合作的项目都需要教育部批准，因为这个学位都是一家发。有一个担心，各个大学如果都发学位，会不会发滥了，有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经济改革初期也有这种担心，一样的。怕如果每个企业都可以自己定价，每个企业都可以决定自己生产什么，是不是也会滥呢？

　　事实证明，这里面取决于市场的竞争，取决于一些监管等等，同样的道理，每一个大学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声望，他很在乎自己的声望，大学特别在乎自己的声望，因为大学跟企业不一样，学生的质量和教学的结果和研究的结果，在社会中的声望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大学延续的时间又很长，从世界的各个大学中可以看到，如果每一个大学自己发学位，自己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关注自己的声望，这样一种良性的竞争会既使得教育部管的事情不会这么多，另一方面，它也会改进高等教育的质量。

　　张磊（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耶鲁大学校董事会董事）： 我想说两点，我觉得刚才讲到了教育的发展西庆也讲了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和大的问题，我想距离，因为我们谈教育可以谈一整天也谈不完，今天我就想讲一个高考和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其实高考在中国的体系中，以及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中对中国来说是最公平的选择，对更多的穷人子弟，虽然是独木桥但至少有机会能改变命运，很多人在会场也通过这个实现了社会流动性。

　　但我最近有一个事情是比较值得警惕的，我非常不同意在中国现阶段就立即实现像耶鲁这样的招生政策，我们不见得不成绩为主体，中国的制度还是有很多合理性的。可是很值得警惕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快速的发展，使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对教育资源以及备考资源的占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跟当年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这是我觉得在这上面要进行一些改革，是能够照顾到包括教育公平的问题的。另外我觉得改变现状的另外一点是要鼓励多方位的办学主体，既然这个社会发生了变化，不只是一个，也不见得是把全部的桥拆了，但至少不能只建一座桥，要有多种桥，甚至有摆渡船帮助大家以各种方式到达教育和自我认知、自我丰富的彼岸。

　　我非常同意西庆讲的这一点，对教育的多样性的要求，有精英教育、有普惠教育、有技能性的教育，还有刚才讲的对职业的教育，我觉得这种多样性的要求更需要我们要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使教育参加的主体多样化。换句话说，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呼吁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饶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理学部主任）： 我认为如果是在2016年11月8日以前，刚才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可是特朗普的当选代表着美国教育的失败，也就是说我们得注意中国的教育在哪些方面学习美国的教育，哪些方面避免美国的失败，包括美国的教育家应该认为这是美国教育的失败，至少有两个层面是美国教育失败的结果。第一，在美国的精英高等教育中，包括耶鲁这样的大学，当时普林斯顿和哈佛也没有例外，他们长期为权贵家族的子弟，大大低于正常标准入学，像特朗普这种不读书的人，不仅入学还可以课程及格，这是全世界很奇葩的问题，这代表了美国教育的腐败。所有的教育都需要有一定的标准，不能低到连基本常识都不懂的人，能从美国的高等大学毕业，这个毕业就代表美国教育长期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中国不能学，各个学校一定要有一定的标准，所以我们的考试成绩优缺陷但避免了另外开一条路，为权贵家族开路。第二，这个问题还有关目前中国大量权贵家族被美国的精英大学录取，而且低于标准地通过各种所谓的环节。美国高等教育的腐败成份在对中国进行腐蚀。我们如何避免以后只要有美国名牌大学的学位就可以到中国来横行，这就是中国的民众堵住美国腐败分子对我们的影响。

　　从普通也是general的大学来说，不是精英教学来说，美国人民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经过辛勤努力改善自己的状况的情况下，美国人民不思进取，美国一般人民把自己的无能当做别人的问题，而以堵住全球化而不是rechange自己，让自己适应现在的社会，这是美国普通高等教育对美国普通人民的腐败，美国人民要在这种腐朽的教育制度重型过来，所以我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在没有这些问题解决的情况下，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堕落只会越走越远，而不会像有些人认为的在制度的限制下会很快地恢复。这是我对现代高等教育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教训对中国教育的启示。

　　我认为中国今天设立未来科学奖，正好与美国反智主义倾向是相反的，我们要认可和要肯定的就是探索真理、追求卓越的人们，自然科学是比较容易有共识认可追求卓越的人，他们带来的是智慧，而不是腐败。所以我认为，我们未来科学大奖在中国的设立，实际上是向美国宣战，我们就是认为特朗普极其积极地支持者，包括像考试很差的一些人都是反智主义的，我们就是要走一条与特朗普为代表的相反的道路，我们认为特朗普的当选、特朗普继续做这些事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特朗普会使中国变得伟大，Trump make China great again。

　　Richard Charles LEVIN（Coursera首席执行官，耶鲁大学前校长）： 一个人说教育不好不能代表教育就真的不好，其实我是非常不同意的，最开始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教育的变革，我再说几个点吧，张磊说的关于差异化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当然希望看到非常一流的高质量的教育以及研究机构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另外有一点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关于掌握技能的这种教育或者是在职的培训，对一流的教育机构来说，他们现在做的还不够。

　　所以我们现在要着眼的地方就是如何提高二流的、三流的提供职业在职培训教育的教育机构他们的效率以及他们的规模，我相信我说的技术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了技术在这方面带来了一些革新。另外，我也非常同意李凯刚刚说到的，要让一个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往前走，其实是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一流的大学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其实还不够强，如果他们希望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大学的话，需要有更多的学术成就，政治的因素就应该在学校里更加地弱化，不要什么事都需要经过党委书记的签字认可，这是行不通的，这样中国的一流大学才能在世界起到更多学术方面的引导作用，这会是非常有帮助的。

　　Jeffery S.LEHMAN（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兼美方校长）： 我想要说的是，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但是说到教育的管理，我们其实是希望达到两个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是教育的快速发展，大学的快速发展，他们希望在教学方面取得更好的质量。第二，是质量的控制，这和其他的行业并没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一般性的想法是，如果你希望快速地推动创新，我们必须要进入到一个自由的市场上，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做、自由地竞争，如果要进行品质的控制的话，不能允许这样做，你必须处于二者之间，即一个自由的市场和中央的规划之间达成平衡。

　　一方面我们可以让人们自己做出教育质量的判断，我会告诉教育部的部长说，中国现在有太多的集中的中央的规划了，可是也不可能直接走向一个极端进行完全没有监管的自由的市场。质量的控制需要透明度良好的高质量的信息，这样的话可以让人们去评判提供的教育的质量。

　　饶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理学部主任）： 我们把讨论拉回方向性的问题，因为我们钱颖一老师在杭州参加两个大学，一个是施一公领导的西湖大学，一个是马云领导的湖畔大学，我对钱颖一同时参加这两个大学意见非常大。我曾经写了一封信，修改了三遍最后没有寄出去，怕他不高兴，我还不能把它读出来。

　　因为施一公和包括钱颖一在内的几为同仁建立西湖大学目的是进行精英教育，是希望培养一批自然科学、经济管理的领袖和中坚人物，让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在未来的毕业生中获得一些推动力，而从我们其他人的角度来看，颖一居然“被攀附”的湖畔大学，那不过是一个看起来是赚钱培训班，那跟我们的大学教育至少看得过去是南辕北辙的，方向性相反的。有可能这两个大学都不代表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方向，但也有可能是代表两个决然相反的方向。在这样一个苗头出现的时候，我在想钱颖一的良心是怎么被拷问的?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饶毅在几个月之前已经跟我交换过看法，可是我没有答案，今天问题的讨论跟我们这个很相关。我确实是在推动杭州的两所大学，西湖大学还没有，现在是高等研究院，希望将来是大学，湖畔大学虽然叫大学，但是它还不是教育部意义下的大学，因为它现在做的事情是培训年轻一代的企业家。我觉得这个讨论也是我回答饶毅教授的问题，跟我们的讨论非常相关，就是高等教育的服务、它的使命、它的目的，或者说它的任务task是多元的、多方面的，人才的需要也是多层次的，刚才很多人都讲到要考虑到多元性的方面。

　　至少，我看到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是我们的企业、社会感觉大量的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实践经验，不能马上发挥作用，不好使用，这是大量的企业反映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对于精英大学、对于高层次的精英大学的抱怨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创造性不够，你说这两种抱怨都对不对呢?都对，因为这个社会、这个经济既需要大量的、有技能的生产者，也需要有创造性的创造者，所以我觉得这不是either or or，不是只要这个不要那个的问题，西湖大学或者说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目的旨在办小型的、高端的、世界一流的大学或研究院，我觉得这是中国极其需要的，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支持，尽管我不是自然科学家。

　　同时，刚才你说到湖畔大学，它一点不赚钱，它是往里投入了巨大的资金，是为了培养中国年轻一代的同样具有创造性的，但是不是在自然科学界而是在创业方面的创造者。一年只是40个人左右，有几千人、上万人报名，也是为了教他们一种教学方法，刚才LEVIN教授讲了技术的变化，在线教育是不同于课堂教学的。经过我过去10年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历程，我也感觉到有另一种不同于教室中教学的方式、课堂中教学的方式，英文叫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实际上像湖畔大学这样的，包括经管学院也在尝试通过实践项目学习，这个也是一种将来的方向。其实医学院早就采用了这种方式，现在商学院也在更多地尝试。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大学都是代表了中国将来高等教育的发展的方向，所以，我只不过是在这里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饶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理学部主任）： 我觉得讨论这两个大学的方向跟美国建国的历史是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建国的一个故事是五月花号，一批追求自由的人到美国，美国还有一个不太想说的是弗吉尼亚的Jams Town，这个简单地解释一下这个传统就是今天的特朗普传统，长期在历史叙述说美国人不好意思说，但到今天终于爆发出来，特朗普的当选不是一个人代表美国有一批希拉里·克林顿说的我完全赞同的，一群人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人造成的结果。

　　我不是政治家，美国一直有一批只看眼前利益的人。那么我们中国当然也有不同的人，钱老师说我们既要有施一公也要有马云代表的两种教育，他说这叫多元化，我认为这就是方向性的不同。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老钱说申请马云的大学，这也代表中国的人民也有这样一大群人。如果我们不在这过程中提倡施一公的方向，压抑马云代表的方向，我们以后也会走入即使发展了一段程度也会翻车，也会从世界的高峰跌落下来。美国1991年到1995年是世界的高峰，最后变成世界人民都唾弃的民族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