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而且也是精神上的壮举。先是稳定经济濒临崩溃的社会，然后采取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历史上都绝无仅有的新办法来激励国家寻求前进的内在力量。
1949年，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开始成为中国的掌权者，他们矢言要重塑国际秩序、与封建历史决裂。但是理想主义抵不过现实，到1978年，历经政治运动的中国已经濒临崩溃。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的历史轨迹将走向何方。在学者的描述中，但是邓小平率领着中共“摸着石头过河”，看什么办法奏效，就把它作为制定路线的基础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和乌托邦式的理想束之高阁。中国领导人不会让意识形态束缚改革；他们要重新定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繁荣，就是“中国特色”。
结果显而易见，因为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更大的繁荣。但是，或许历史应该强调那个“但是”，这40年的中国改革历史，不是康庄大道，一马平川的，而是充满崎岖与波澜。
例如1989年的六四事件，那些参与其中年轻人的勇气，和他们希望让自己国家更美好的愿望，令人尊敬。而中国政府要让社会稳定，不希望国家发展的轨道失去方向盘的心态也不能被否定。而事件之后面临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邓小平继续改革的做法更是展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政治定力。但是整个六四事件的结果是令人遗憾的，如何重新看待六四，在当时以及事后，六四对中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例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进行了诸如双轨制，价格闯关、中国国企改革在内的过渡性尝试，而且一定的争议性，比如双轨制和价格闯关，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中国国企改革在促进优胜劣汰，提高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工人下岗而缺乏相应的后继措施。一方面，轰轰烈烈的破除中国计划经济之后，市场意识就以不可逆的姿态融入中共意识之中。一方面，改革制度不彻底造成的混乱，改革配套措施的缺乏，以部分人的牺牲成就了社会的前行，谁对，谁错？
再例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共新老交替中，中国革命元老们 “扶上马送一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所谓“八老治国”以及中顾委（1982-1992）这样的“老人”机构。一方面在特殊时期的“老人政治”对于中共领导层的平稳过渡有其必要性。另一方便不过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渠道以及后来发生诸如胡耀邦成为“裸常”的事情，落下了“老人干政”的口实。其背后，是如何摆脱人治，让从封建中走来的中国政治更具有“现代性”，就成为后来时代的重要课题。这也是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坦言，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完成这个改革过度。
此外，再包括充满运动思维，造成一批冤假错案，但是让社会更加安全的八十年代“严打”；在让中国较为平稳的度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是毁誉参半的胡温时期“四万亿”救市政策；打破了海内外对于中国太平盛世没有政治斗争认知的“薄熙来事件”，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斗争、权力斗争、发展模式之争，直至今天都没有在中国国内实现完全共识薄事件之后，山头主义，团团伙伙等在此前二三十年没有被提及的政治名词，再一次出现在宣传中。某种意义上，今天中共要求党内的政治性，强化中央集权，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以薄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倒逼和影响……
这些事件，一个共性，都充满着巨大争议，在当时极大冲击了中共，并在以后的改革中，影响、左右了中共的执政思维和治理模式。
于今人而言，谈起改革，如同在谈论一个盛大的节日，似乎是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于亲身参与中国改革历程的人而言，改革是筚路蓝缕，玉汝于成。改革是渗透着血迹和失败的经历，万中求一方得成功的艰辛。
以至于从1978年走过来的亲历者回首于斯，有民族终逃一劫的侥幸，有这个国际上尚有“国运”的感慨。因此从这些充满争议，充满血迹，甚至走在“失败”悬崖边上侥幸成功的事件中，重新反思，它们在当时给中共带来了怎样的冲击，以及在以后的执政思维和方式中，中共做出了哪些调整和“进化”，“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到“习近平时代的共产党”这种转变？可能是在今天，相比鲜花和祝福，更为有价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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