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总理工作报告。甚么扶助中小企、保就业和拉动内需，当然是正确的命题；问题是，政府哪里来的能耐去改变市场的现实？代价又是甚么？
计划经济国家政府虽然声称有能力调控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所公佈的经济数据却矛盾处处，令人怀疑是否可靠。或者，政府真的比任何人更了解当前社会面对的挑战，但更重要的是，中共究竟是否能够面对现实。40年来最差的经济增长，可以推卸到中美矛盾以及其他外围不确定因素。可是，今年也是近代首次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急速高龄化肯定是中共一孩政策的后遗症，而且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
人口结构是一个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因素。高龄化社会与一个朝气勃勃的社会，无论在文化、经济抑或政治上，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分别。无疑，没有一孩政策，一样会出现人口高龄化。但人口高龄化的过程和速度，却会影响到社会对改变的适应能力。断崖式的出生率下降带来的社会问题，其实早在90年代已经浮现，但当时的中国社会仍在市场开放改革的半路中途，国家行政机关的效率和能力也未见得有能力应付一个庞大的福利国家制度。
科技进步在若干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出产对劳动力的依赖，但是社会高龄化始终对消费和投资有一定影响。更重要是，在高龄化社会中，财富和收入的不匀称会构成更明显的矛盾，从而影响到政治和文化。
官僚没有说不的自由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政府指标性的政策纲领。正面地讲，可以说是21世纪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但也有人会觉得是新帝国殖民主义，甚至是冷战2.0的佈局。然而，从投资的角度看，中国大陆自80年代起不断累积出口得到的盈余，到了今时今日要找高潜在增长的地区先拔头筹，南亚和非洲是很合理的对象。可是，这些国家在政治和法制上，未必对私有财产都有理想的保障，最终要是发生冲突和矛盾又如何解决？中国政府希望在国际关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背后原因不难理解，可是这个"更重要角色"又在宣扬一套怎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呢？
伟大的政客，应该有宏大的愿景；不过，现实中政客，绝大多数都没有执行力。优秀的官僚，必要具备执行力，但很少兼备创造力。最理想的情况，伟大的政客在优秀的官僚支持下，为人民谋求最大的幸福。
以上的说话出自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的手笔，实在匪夷所思。不过，我不是说了在"最理想的情况"嘛？先撇开现实中政客和官僚都是甚么货色人物，政客和官僚在角色和功能上的矛盾，也令到最理想的情况，可能只会出现在作家笔下的世界。
在党政官军合一的极权计划经济社会，总理是个尴尬的角色；他既要为党的伟大愿景背书，但同时又是操作国家机器执行任务的官僚，没有说不的自由。在这种设定下，他就算知道现实有多严峻，也没有面对现实的余地。历史上不少已经消失的极权政府，都曾经在明显的管治危机发生前，完全没有任何对应，这就是所谓的灰犀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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