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高举“五四”生是非

近日北京高调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习近平在这次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将“五四运动”的核心重新诠释为“爱国主义”，并将“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更进一步阐述为“听党话跟党走”，引起不少争议。而“五四运动”本身也是个有争议的事件。中共自己在近40年来的五次“五四”纪念大会，主题表述也都大有不同。

当地时间4月30日上午，中共官方在北京大会堂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五四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的本质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但避谈“五四”的反专制精神。

一直以来，中共对“五四运动”的定位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但中共历次高调纪念五四，每次都是让“五四运动”的宣传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不同时期强调的重点都不同。

1979年的“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共党魁华国锋在致辞中称要“必须不断地清除专制制度的残余”，作为配合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的政治宣传。

1989年70周年大会上，时任党魁赵紫阳在讲话中呼吁参加学潮的示威学生回归校园，故特别强调“稳定之可贵”，赵紫阳也肯定了学生和民众希望推进民主政治、惩治腐败的愿望，调子明显不同于《人民日报》的“4．26社论”，但最终也没能避免六四大屠杀的发生。

1999年80周年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胡锦涛致辞。胡锦涛高调宣扬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并且不忘重复所谓“西方大国亡我之心不死”。

2009年90周年大会，由中共主管文宣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致辞。李当时高调赞扬共青团的“作用”，外界认为，这显示当时共青团派势力强大。

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发生于1919年以青年学生为主、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政治抗议运动。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引发国人极度不满，由此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乃至暴力对抗政府的政治风潮。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被认为是主题。

在中共建政以后，中共官方开始把“五四精神”称为所谓“爱国主义”。现在习近平讲话更根据中共意识形态的需要，将五四运动的核心精神诠释为“爱国”和“听党话、跟党走”，引起不少批评。

《纽约时报》指出，几代中国学生已从教科书上学到，1919年的抗议活动是1921年共产党成立及其取得“胜利”的前奏。此外，自毛泽东——“五四”时期他是地方活动人士——以来的领导人都曾利用该运动来拉拢或劝诫学生和知识分子。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五四运动”当年虽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爱国主义口号，但说到底，最终能够救国的还都是“科学”与“民主”，而现在中共所倡导的所谓“五四精神”根本是在“扭曲、抛弃、扼杀”历史上真正的“五四精神”。

香港时事评论员潘小涛认为，北京这次纪念大会，只是借助“五四”这个100周年的日子，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不是真正纪念。他指出，北京演讲中提到，“对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时冲动或偏激要能包容”，这是典型的“讲一套做一套”。

大纪元引述体制内学者表示，中共这次高调纪念“五四”，其实是“山寨版”的爱国主义，就是借助宣扬“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的矛盾。中共把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拱手相让，是真正的卖国贼。它对国内民众宣扬“大国崛起”、爱国主义，这不是笑话吗？

独立学者胡平在接受英国BBC的采访时指出：“五四运动”的核心是“批判政府”，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当年的青年学生们抗议政府不能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恰恰说明了“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不等于爱党”。他们是以对政府提出异议的方式来实现了自己的“爱国”。

胡平表示，“五四运动”时代，社会中各种思想百家争鸣，其中就包括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当时学生们并不排斥外来思想，其诉求是多样化的。这是由于在中国缺少集会结社自由的环境下，最能够采取集体行动的就是学生。而当学生走上街头，就形成民主运动的先锋和主力，这正是令中共最恐惧的地方。

法广评论称，官方欲借用高调纪念“五四运动”来转移民众对“六四”学运的视线，因此重弹所谓“爱国”老调，而避谈“五四运动”的学运因素，切割“五四”与“六四”的精神联系。

中共现在事实上对与“五四”、“六四”相关的动态都非常敏感。近几个月来，中共警方对北京数十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采取了严厉打击，这些学生支持中国南方受欺凌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五四”视为一种鼓舞。

中共官员们还试图禁止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声。从去年7月开始，许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共产党提出尖锐批评。今年3月，清华大学对他进行了停职调查。但许同时得到了许多声援。

另外，网传近日清华大学校庆，校内刻有纪念清华大学学者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纪念碑被校方用铁皮墙遮盖，也引发批评。

不过，就“五四运动”本身的实质也备受争议。

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张鸣对德国之声表示，所谓的“五四”是一笔糊涂账，“谁纪念就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说”。他说“五四”运动实际是“暴力行为”，砸人家家，烧人家房子，走哪都不合法。

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指出，“五四”运动就是一场“胡闹”。“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唯一的后果就是给“马列主义”入侵中国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开启了中国的噩梦。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徐泽荣此前在一次“五四”百年研讨会上说，他研究了苏联人曾如何长期从资金和思想上控制中共：“我觉得五四是苏联人挑起的，……他们早于中共20年就在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了。前后大量马列著作，翻译好多……新文化运动其实与五四是无关的，不管后来有人怎么说，胡适怎么说，其实是无关的。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开始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了嘛。另外，民主跟科学与五四也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把它们叠加在一起是一种有用心的做法，苏联人是想挑起反日的运动，让日本跟中国打，它保卫了它的东方（远东地区）。”

大纪元李沐阳评论指出，“五四运动”的惊人真相是：救国不成，只留下暴力火种。

文章说，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口号到了使馆区，向外国使馆提交了《陈情书》。但列强的外交官根本不待见这些学生，有火撒不出去，于是学生们放了一把火，烧了曹汝霖的家，弄出了震惊现代史的“火烧赵家楼”事件。这把火逼出了在曹家藏着的政府外交官员章宗祥，学生误认为是曹汝霖，一顿乱打，把章宗祥打晕在地。

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吉死死护住章，对行凶的学生们说，“我是他的朋友，你们要动手的话，就冲我来。”听了这句话，这群愤青学生竟然不敢动手了。他们以“反日”为游行口号和宗旨，可是真的日本人出现了，而且只有一个日本人，他们却傻眼了。后来北京警察局长吴炳湘赶到，闹事的学生们像鸟兽一样“轰然逃散”了。

文章说，这就是中共口中的“五四”爱国运动。一个月后，政府撤销了曹汝霖、陆宗与和章宗祥这三个“亲日派”官员的职务。事后，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漱溟在《每周评论》上谴责学生们的暴力行为，称这是一场“暴乱”。

文章还说，民国政府允许学生游行，尽管政府不高兴，但还是允许的。北京当局能允许吗？单讲这一点就不行，中共跟民国政府根本没法比。说民国政府黑暗，中共政权才是最黑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