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6月份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意味着中朝关系在触底后重新回到一个标志性高度（图源：AP）
长达数月的不愉快后，“政治强人”习近平决定在6月底与“对手”特朗普进行对话，以期待找到新的中美和解方案。这将是2018年12月1日双方达成贸易战停火共识后的首次直接会面。一个多月前，旷日持久的艰难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在最后一刻被推翻。世界目光都在关注即将到来的大阪G20峰会会出现怎样的景象。
舆论普遍倾向于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达成任何在外界看起来让中国感到羞辱的妥协。这一判断倒不是单纯基于稍早前中美“失败”的接触历史，而是基于习近平本人的外交风格——他不是一个善于在如此重要时刻选择妥协的人。
当5月10日的中美最后一轮谈判结束后，曾多次充当习近平特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对媒体公开解释中美谈判不欢而散的原因时明确提到“三点”：一是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二是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不应随意改变；三是改善文本平衡性。没人怀疑，事实上这“三点”主张肯定来自于习近平本人的拍板决定。
事实上，相较于中共历史上的其他领导人来说，习近平的确有其自身的鲜明性格特征，这让人不难预期。无论从外交动作还是战略目标设定上，中国当下的外交都深深地打上其性格烙印——既有毛泽东的冒险成分，也拥有较之邓小平影响下江泽民、胡锦涛的灵活性或者说外交韧性。
毛泽东将一生仅有的两次出国外访机会（分别在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2月17日，以及1957年11月）都“奉献”给个苏联“老大哥”。而他对西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的理解与判断则仅限于与到访客人的会面以及秘书班底整理的“情报”。不过即使如此，凭借其对国际局势的敏锐判断能力，毛泽东依然可以这游走在美苏两国超级大国的弱小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关键角色，不得不说令人惊讶他的战略。
其实，毛泽东所奉行的外交路线既不乏极端大胆，同时又显得聪明、巧妙。在《论中国》一书中，曾帮助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政府打开中国大门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对毛泽东借美苏争霸猜疑而虚张声势挑起第二次台海危机，迫使美国重回大使级谈判桌的战略智谋充满钦佩之情。
这大约只有经历了残酷的战场环境并且熟悉外交上纵横捭阖的人才具备的“生存”素养。
推动“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被中共定义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外交家”，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评价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尽管他从未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但是从“文革”结束中国开始对外开放，直到1990年代初迅速打破六四事件造成的国际封锁，邓小平都是这一切事件背后最重要的外交决策者。
邓小平早年留学法国，并在中共建政后多次走出国门，对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生产方式有过切身的体验。“文革”结束后，他三度复出政坛，并迅速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统计资料显示，从1978年1月至1979年2月的短短一年时间内，邓小平相继造访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让当时闭塞的中国“豁然开朗”，尤其是他对日本、美国的出访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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