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疫矛盾升级 中共加码布防

随着疫情的发展，中共成立各种小组加码布防，试图应对民众涉疫追责要求。图为2012年9月18日，广东深圳，警方持盾牌排成人墙阻挡抗议民众。

新冠肺炎疫情致众多民众死亡，引发全球公愤。失去亲人的大陆民众开始发出追责的声音，要求起诉中共政府。随着疫情的发展，中共成立各种小组加码布防，试图应对民众涉疫追责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中共在北京社区布防“维稳”

记者获得的独家中共内部文件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中共已经在北京社区内布下防线，对民众“维稳”。

这份文件是2月3日由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朝阳区委政法委员会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共同下发的“关于印发《朝阳区提升医疗机构安全保障能力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通知称，该工作方案依据原中共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1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创建“平安医院”活动依法维护医疗秩序的意见》下制订的。

该工作方案称，成立朝阳区提升医疗机构安全保障能力工作组，组长为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维刚等。工作组主要负责建立医患矛盾台账、指导、协调化解矛盾纠纷；负责指导、协调辖区内医疗机构提升安全管理能力等。

值得注意的是，成员单位包括区委政法委、区委宣传部、区卫健委、公安朝阳分局、区应急局、区委网信办、区信访办、区城管监督中心、区财政局、区司法局、区民政局、区城管委、朝阳交通支队、区检查院、区法院、各街道（地区）办事处，辖区各医疗机构。

其工作内容包括对民众的监控和“维稳”：全面排查矛盾纠纷；完善医疗机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建立警务工作室；加强舆情监测等等。文件还提到，着力排查调处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矛盾纠纷，对有重点风险隐患的患者及家属、重点医务人员、重点医疗机构、重点科室要梳理名单，进行重点预防等。

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在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到地方政法委、公安和医疗机构开始联动，准备应对因为新冠肺炎而出现的各类涉疫矛盾。而且公、检、法、文宣、网信、卫健委都囊括在这个小组中，实际是一个中共综合维稳的体系。

李林一认为，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共已经预料到这次肺炎疫情可能会给政权带来不稳定因素，而急于将这些消灭在萌芽状态。除了北京之外，各地都可能暗中成立了这样的小组。

中共加码布防 成立中央层面小组

到了4月，中共针对民众的“涉疫矛盾”，开始加码布防。

4月初，中共中央成立了“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4月21日，该小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由中共政法委书记、“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组长郭声琨主持，公安部长赵克志、最高法院长周强、最高检检察长张军、唐一军（后任司法部长）等出席。

据报导，该小组首要任务就是“深入开展涉疫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报导提到，这个小组今年要深入清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行业、各群体中因疫情存在的矛盾纠纷，密切掌握复工复产、民生就业等出现的问题隐患等。

对比北京社区的“提升医疗机构安全保障能力工作组”，与中央层面的“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可见，两类小组的主要任务都是要压制“涉疫矛盾”。

涉疫矛盾升级 当事人遭中共警方打压

由于中共隐瞒疫情真相，及武汉政府抗疫不力，导致不少大陆家庭家破人亡，痛失亲人，武汉成为了重灾区。根据中共官方数据，因新冠病毒武汉的死亡人数近4000人。一些武汉居民认为真正数字要高得多。

而民众的涉疫追责要求，也从医院升级成了中共当局本身。

据《纽约时报》5月4日报导，普通武汉居民向维权人士发来短信，要求帮助他们起诉中国（共）政府。一位普通居民说，他的母亲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最终死于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另一人说她的公公在新冠病毒隔离期间死亡。

但是，经过数周来来回回的计划后，与住在美国的健康权利活动人士杨占青联系的7名武汉居民在4月末突然改变想法，或停止回应相关问题。杨占青表示，他们中至少有两人受到警察的威胁，并放弃了起诉政府的决定。

一名武汉居民开了一个聊天群组，该群组包括一百多名因染疫失去亲人的成员。该群组中的两名成员说，今年3月，警方找上了这名创建群组的武汉居民。这个群组被要求解散。

律师们已经被警告不要帮助这些悲痛的人起诉政府。即使原告愿意继续向前推进，他们可能也很难找到律师。在杨占青和中国的一批人权律师今年3月向那些希望起诉政府的人士发出公开呼吁后，几位律师已经收到了司法官员的口头警告，让他们不要写公开信或者通过要求政府给予赔偿“制造骚乱”。

武汉市张先生的父亲在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感染了新冠病毒，于2月1日不幸去世。他表示，武汉市政府早期隐瞒病毒人传人的事实。3个多月以来，他进行包括在微博、微信和媒体发声、公开筹款设立遇难者纪念碑、拨打武汉市长热线等行动。

然而，张先生却遭到中共严密监控及警告。

舆论场联动 中国人宣泄对中共的不满

在海外，已经有多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或者社会团队正式起诉中共，要求就疫情造成的损失索赔，如美国、印度、意大利等等。

这些消息传入中国大陆后，在民间传播热烈。随着中国经济大幅下滑、各类涉疫矛盾加剧，这些言论已经成为中国人宣泄不满的主要话题。

针对这波国际社会索赔潮，中国网民“挪威小林翠子”在推特撰文表示，“决定了，如果外国向中国（共）索偿，我们广东愿意牺牲自己，真的，彻底的牺牲。我们愿意首先把自己割给美国。”

更出人意表的是，这篇“汉奸文”一出，各省网民竟争先恐后“卖国”，纷纷要求割山东、割上海、割华中、割东三省，也有香港网民求情：“先割香港好吗？”

傅政华两年前内部讲话 就泄露中共早在社区布防

其实，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在2018年5月10日的内部讲话中，就泄露了中共司法系统早在社区针对民众步步设防。

傅政华在其讲话中透露，目前医疗纠纷调解组织已经覆盖了全国80%的县级行政区域，每年超过60%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得以“有效化解”，调解已经成为化解医疗纠纷的主渠道。

傅政华还透露，2018年全国共有此类调解员366.9万人，其中兼职调解员317.2万人，专职调解员49.7万人。全国共有调解委员会76.6万个，其中村（社区）调委会65.7万个，乡镇（街道）调委会4.2万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4.3万个，派驻有关部门调解工作室1.6万个。

傅在讲话中还提到 “枫桥经验”。

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浙江枫桥区发明的，一种发动群众来“监控、改造”“阶级敌人”的做法，宣称“十个人包夹改造一个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就地解决”。毛泽东在1963年下令推广。

1990年代，中共由“枫桥经验”发展出维稳体制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

李林一认为，在疫情之下，民众与中共间的矛盾升级，过去的单一由司法部门展开调解的方式已经宣告失败。不然，中共也不需要成立有公安系统介入的地方小组，以及在中央层面成立解决“涉疫矛盾”的协调小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