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美中关系怎么走？

黎蜗藤评论文章：随著拜登被传媒认证为当选总统，美国大选基本大局已定。在选前，笔者曾分析川普和拜登当选对美中发展的影响。现在拜登上台，可更仔细地分析未来四年的美中关系。毫无疑问，美中的大国争霸是未来四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这也是笔者在分析选后国际形势时把美中关系特别抽出来另写一篇的原因。

要分析未来四年，套用函数概念，首先要确定“变量”、“不变量”和“初始状态”，即首先要分析过去四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改变，有什么是川普的原因，有什么是中国的原因；通过分析川普和拜登国际观的异同，结合拜登上台前的美中关系现状，才可预测未来的走向。

从2008年起的12年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定位大幅度转变，最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在地缘政治上，如果说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外交路綫在全球是“韬光养晦”，在区域是“睦邻外交”，那么在2008年后，已逐渐转向“习近平新时代”的“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尽管习近平在2012年才上台）。在全球战略上，中国通过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称之为“倡议”，不过好听一点而已）和亲俄战略，扩展自己的战略版图。在区域战略上，中国通过在东海、台海、南海这三个方向上的出击，以钓鱼岛争议、东海防空识别区、黄岩岛对峙、和南海造岛等事件向亚洲的海上邻国挤压。中国军事力量多年以两位元数速度增长，大规模提高军力和科技含量，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庞大海军，具备近岸对抗美国的军事实力。

在经济上，中国不但在GDP总值上超过日本，追赶美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以及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现在还在消费市场上急追美国。这些因素都更紧密地把中国和国际绑定在一起。中国还通过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措施，努力扩大在国际货币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

在科技上，中国不再满足“山寨大国”和“低端”制造业，要通过制造业2025等政策，向美欧日等上游科技企业发动攻势。中国从2008年开始启动“千人计划”，吸引中国裔科学家回国帮助发展科技；趁大数据和AI的黄金发展期，以中国收集数据的便利，通过巨额政府投资和因封闭市场而壮大的互联网巨头投资新科技，希望在高科技“弯道超车”。这个时期发生了规模史无前例的、从美国流向中国的科技转移。科技竞争在2016年后成为美中竞争的最大焦点。

中国不但扩张硬实力，还开始打造一套话语权和软实力。中国在内宣扬“中国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则通过“大外宣”和孔子学院等机构，辅以金钱，吸引和影响了不少国家乃至西方国家舆论。

在奥巴马时代，中国当初拒绝奥巴马的“G2”建议（即美中共治），转而呼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实质是不希望被美国以“平起平坐”为名而变为美治和平中的“二当家”。奥巴马指责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搭便车”，中国就“另起炉灶”，打造构建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体系。这时美国占了“现状”的便宜，中国作为“违反现状”的一方，在国际舆论上受到很大压力。

到了川普上台后，中国开始被打压。但中国虽然硬实力受损，在软实力方面，却趁著川普“美国优先”的空档，在话语权上翻了身。川普的特立独行，不断为中国提供舆论弹药。这时“违反现状”和“逆全球化潮流而行”的反而是美国，中国反而“坚决推进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中国话语从“新型大国关系”升级到“新型国际关系”，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自己定义为“和平建设者、发展贡献者、和秩序维护者”。川普不断“退群”则提供给中国趁虚而入的机会，让中国在国际组织上摧城拔寨。

川普和战略鹰派把美国对国际关系的根本立场，从自由主义和构建主义，变为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进而把中国视为头号敌人。（汤森路透）

这样在川普时代，中国还进一步看到另一条路径，即充分利用美国以前打造好的国际体系，自己取而代之。笔者常用《庄子·胠箧》篇的寓言来説明：一个人把金银珠宝收在箱子里锁得紧紧的，但当大盗来了，整个箱子打包带走，惟恐主人锁得不够紧。中国就是这个“打包美国体系”的国家。于是这12年，中国实际经历了“搭便车”、“另起炉灶”到“打包美国体系”的国际战略变化。

在过去四年，美中关系急速恶化，有川普的原因，也有中国的原因。

中国自身的原因最重要的有三个。

第一，2018年，中国修宪“永续主席”，证明对中国的战略接触政策（Strategic Engagement）完全失败。这是美国国安界全面逆转的主要原因。美国的中国通里面的“拥抱熊猫派”全面反思，年轻一代的“屠龙派”成为主流。虽然有人为战略接触辩护，说没有失败，但看起来不过是为他们长期支持的战略挽回面子的藉口罢了。很难相信，美国战略界还会回到过去“中美一家亲”。

第二，从2019年香港逃犯条例事件到2020年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事实上摧毁了中国对香港（香港人和国际所认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无论中国如何强调，这才是“真正的不走样的一国两制”都好，香港人和国际看法完全相反。这带来两个后果。首先，由于西方认为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在西方的国际信用大打折扣（若非完全丧失的话），以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説出：对中国要变成“不信任再核实”，用中国的话来説，就是从“聼其言、观其行”变成“不听其言、观其行”。其次，香港原先是中西方独一无二的利益的连接点，也被广泛地在意识上认同为西方世界中的一员。而现在，随著美国正式宣布停止《香港政策法》，不承认香港是“一国两制”，美中已失去了这个连接点。

第三，2020年，从武汉最早爆发的疫情，传遍全球，美国成为最大的受害国：感染过千万，死亡二十多万，社会生活停顿、经济负增长，失业率几十年来最高。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史无前例地达到66%，好感度跌剩26%。造成这种负面观感和川普的抗疫无能和宣传“中国病毒论”固然有关，但中国自己的责任也不小：初期隐瞒疫情、反对禁止国际旅行、初期隐瞒无病徵感染者数量和传播力、最初在全球抢购防护用品后又打“防护用品外交”，最重要的还有“中国外交战狼”反过来指责美国才是“播毒源头”。

以上这些事件都是中国导致的。无论川普是否执政，这些事都会发生。这些后果也不会随著川普下台而改变。

香港原先是中西方独一无二的利益的连接点，而现在随著美国正式宣布停止《香港政策法》，不承认香港是“一国两制”，美中已失去了这个连接点。（汤森路透）

川普方面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川普开打贸易战，其对中国货物关税增幅之大、应用范围之广、以及谈判中的要价之狠，都远远超出了中国原先的想像。贸易战作为川普本人最具特色的政策，如果没有川普，贸易战不会发生。第二，任命了一大批对中强硬的“战略鹰派”，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波特、策略顾问班农、贸易顾问纳瓦罗、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国务卿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等人，他们对“中国威胁”有激进的认识，在关税战外更大力推动高科技战和“大脱钩”。第三，川普和战略鹰派把美国对国际关系的根本立场，从自由主义和构建主义，变为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进而把中国视为头号敌人。第四，川普和战略鹰派能大胆地做出不符合“外交常规”的举动，能突破美中交往的传统禁忌，诸如川蔡通话、对台军售常规化、引渡孟晚舟、全球施压封杀华为、大规模起诉中国在美国的科技人员、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针对军方背景人员和共产党员、封杀中国软件等。

有理由相信，如果川普不在台上，以上这些事都不会发生，或者至少远远不会如此激烈。但如果因拜登上台，就认为这些事造成的后果就可回滚的话，这未免太乐观了。川普和战略鹰派的不少行为的结果都已被固化，连同中国的行为，在美国政坛形成对中国的整体共识，构成拜登上台后的“初始状态”。

在基本面上大致上有如下：

1）中国已成为美国的重要威胁，不但在国际构成竞争，还深入威胁美国本土。

2）过去的战略接触政策已失败；

3）美中应更“对等”，不能再像以前对中国单方面优惠；

4）美中正在进行激烈的科技竞争，除了加大投入科技竞争，还必须堵上科技转移的漏洞；

5）贸易战不再是禁忌，越来越多人赞成美国应采取关税保护美国市场；

6）美中以往过分紧密的经济联係必须改变，即便不“大脱钩”，也至少要“半脱钩”，摆脱关键战略物资对中国的依赖；

7）美国应进一步支持东亚的盟友（包括台湾），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对抗中国；

8）最不幸的是，以往美中关系真正的压舱石，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好感也降到1930年代以来的历史新低。

这里必须肯定一下川普四年的“成就”。正如笔者曾分析，在奥巴马后期那种外交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中，正需要有川普这样的“莽汉”或“恶霸”来突破常规，冲击一下。川普擅长“破坏”却不擅长“建设”，这时“带头大哥”重出江湖，正好是重组河山的好机会。説得不好聼，川普做了“丑人”，把“坏事”都做了，正好让拜登重新出来在这个基础上收买人心，或讨价还价。

共和党最大的“大喇叭”就是败选下台的川普，他有七千万人支持，又有2024年参选的意愿，念念不忘“中国病毒”把他拉下台，而“中国牌”又是他的最拿得出手的政绩。（汤森路透）

笔者此前讨论过“80天惊奇”的可能，即若川普败选，那么从选举到拜登上任的大约80天时间中，川普的战略鹰派会抓紧一切机会，继续恶化甚至加速恶化美中关系，以全面固化美中关系恶化的“成果”。就在这几天，已发生至少四件事：第一，国务院制裁4名香港官员；第二，宣布20日在华盛顿召开“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台湾经济部次长亲自前往华盛顿和美国国务次卿会面；第三，国务院12日发表限制美国投资中国军方企业的规定；第四，蓬佩奥在接受访问时称“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我也认为，民主党会“笑纳”这些礼物，以此为基础与中国周旋。现在既然战略鹰派已经搭好台，民主党就有理由继续下去。

讨论过这些“不变量”和“初始条件”后，可进一步讨论“变量”，即分析拜登上台如何影响美中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从拜登的发言，包括2019年说“中国没能力威胁美国”、2020年说“中国是竞争对手而不是敌手”、第三次总统辩论说“要求中国按国际规则行事”等，不难得出拜登对中国的理解似乎还停留在奥巴马时代的结论，很难指望他对中国有什么办法。但拜登也曾直接称习近平是“恶棍”（Thug），这也和“流氓政权”差不多的恶称，用语很重。这样看来，他对中国也不是那么友善。

因此，笔者估计拜登的对中政策仍未成型，于是沿用旧一套的説辞（他考虑最多的大概是防疫），拜登的外交风格虽不太会改变，但成型后的对中立场未必就是和四年前一样，关键是“初始条件”不一样了。

更重要的是，拜登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首先，拜登誓言要建立跨党派的政府，在党派意味最弱的国安方面（如国务院和国防部），是最有可能大量使用共和党旧人的部门。现在已有消息，拜登正和马蒂斯的前部属接触，希望他们帮助过渡，不少共和党人或会得到任用（笔者甚至认为不排除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的可能）。因此，国安政策（特别是对中政策）很可能延续下去。其次，民主党的对华鹰派，如议长佩洛西等，的影响力也很大；而民主党内也有很多贸易强硬派。再次，共和党掌控参议院，也能对拜登制造压力。最后，不要忘记，共和党最大的“大喇叭”就是败选下台的川普，他有七千万人支持，又有2024年参选的意愿，念念不忘“中国病毒”把他拉下台，而“中国牌”又是他的最拿得出手的政绩。也不能忘记，拜登还有尚未澄清的“亨特门”，只要拜登对中软弱，川普随时可以联手共和党议员搞个“通中门”。

接下来，笔者会通过分析拜登与川普的风格和理念的不同，是判断美中关系走向。

前文讨论了过去四年（和更长时间段），美中关系的“不变量”、“初始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继续通过讨论拜登和川普的不同点，进而分析拜登理念和风格对以后四年美中关系的影响。

第一，拜登的国际关系观是多边主义而不是双边主义，会大幅调整国际关系，但不会走以前的老路。

川普不喜欢多边主义，他在国际多边舞台的角色是破坏者和捣乱者。川普扮演的角色是“恶霸”，凭著力气大，指哪打哪。而拜登扮演的角色则是“带头大哥”，在实力之下，还讲究共同价值观，“以德服人”。川普给中国夺得国际组织的话语权，拜登重返国际多边主义舞台就要“夺回”失去的影响力和领导权。这将有力回击中国“打包美国体系”的计划。

拜登已宣布，在上任第一天就会重返巴黎气候协议，也表示将放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两项都会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中国而言却远非好事。

在气候协议上，原本美国要拉中国签署协议，这被视为“美中携手可以干好事”的典型例子。但在当年奥巴马时代，中国不肯减排，美国要拉住中国，所以必须和中国成为“伙伴关系”。但是在过去四年，中国已俨然以“对抗气候变化的推动者”自居，特别是习近平还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要在2060年前达到净碳排放归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不再需要“求中国”了，反而会监督中国“如何归零”。换言之，中国无法再打“气候牌”。

在世界卫生组织上，美国会用更积极的姿态（也会更能拉拢其他国家），要求彻查病毒起源乃至追责中国、改革世卫。美国新开发成功的疫苗也将会对中国“疫苗外交”构成巨大威胁。

在奥巴马时代，另一项需要“美中合作”的事项是对抗恐怖主义。然而，现在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声势大不如前，也无需“美中合作对抗”了。

川普给中国夺得国际组织的话语权，拜登重返国际多边主义舞台就要“夺回”失去的影响力和领导权。（汤森路透）

这说明了，在四年前，奥巴马认为“美中应携手合作”的事，实际是美国要求中国“帮忙”的事，现在不是位置调转过来，就是因素已经不再重要。

美国也将争取重夺过去四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取得的话语权，特别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过和世界卫生组织相比，世界卫生组织需要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人权理事会对美国的依赖度很低，美国不太乐观。

第二，拜登和很多民主国家共用普世价值观，有助组建“抗中大联盟”，但会进一步推开俄罗斯。

在美中对抗的大局中，欧洲偏向何方至关重要。而偏偏，川普四年破坏得最严重的是美欧关系，中国在过去四年就积极拉拢欧洲。现在，虽然美欧矛盾依然存在，但拜登这位让欧洲有“天亮了”的感觉的总统上任，应能弭合美欧分歧。

在印太区域，如笔者讨论过的，印太战略得以组建、成型和实体化，更多在于中国的“推力”而不是美国的拉力。拜登上台，反而更有利构建同盟。其一，拜登不会像川普一样，对军费斤斤计较。川普动辄指责印太国家“占美国便宜”，把在盟国驻军变成“收保护费”，对日本、韩国、印度甚至越南都打贸易战，这些都非常损害盟国和潜在盟国的感情。其二，川普常强调“战略上确定，战术上不确定”，不但自己说话一天一个样，自己说的和手下官员说的往往还不同。这听上去能让谈判对手捉摸不定，便于施压，但实践上很糟糕。因为就连自己盟友（或许川普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盟友）都分不清川普口里的战略是什么，战术是什么？以致它理论上是要迷惑敌人，实际上把盟友也迷惑了，分不清美国谁说了算，哪句话真哪句话假。于是担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川普“卖了”。

更何况，美国和东亚盟国的军事条约，大多本来就战略不清晰。举个例子，为什么钓鱼岛属不属《美日安保条约》的覆盖范围一直要美国总统确认？因为条约本身很暧昧，以致本来是条约，却变成“政策”，这才要每个总统上台后都确认一次。《美菲联防条约》也是这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为什么在这四年这么亲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被川普的“不确定”吓怕了，担心万一和中国开战，美国根本不理。拜登一被宣布为总统，杜特尔特在东南亚第一个祝贺。

印太战略得以组建、成型和实体化，更多在于中国的“推力”而不是美国的拉力。（汤森路透）

但对打造“抗中大联盟”方面，民主党由于极为仇恨俄罗斯，拜登也把俄罗斯当作头号敌人，因此俄罗斯会更和中国抱团。但话说回来，这四年，川普也没有“联俄制中”，俄罗斯和中国关系越来越好。

总之，在国际大国政治的棋盘上，又会重新演变为美欧印太联手对抗中俄的格局。

第三，拜登相信“合作共赢”，不会逼其他国家选边站。他尊重国际规则，不用“惩罚方法”要求站队，很多国家仍会“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

拜登的全球观还是“合作共赢”那套，即便他意识到中国威胁对中国强硬，但没有川普政府那套“非敌即友”的敌我思维。最受此影响的，不是美中关系，而是民主党不会像川普政府那样强硬推动其他国家“二选一”站队抗中。

比如很多东南亚国家（乃至一些欧洲盟国）都希望“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不选边”。在川普时代，“选边站”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川普会用突破常规的方法施压。

在民主党时代，推动盟国某种政策通常采用“说服”加“奖励手段”，即如果盟国同意美国的意见，会给盟国更多好处。但这种手段不经常有效。奥巴马当年号称“大量外交资源”去阻止欧洲国家支持中国的亚投行，结果反而是传统盟友英国第一个支持中国的笑话。

到了川普时代，用得最多的是“惩罚手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全球“追杀华为”。“追杀华为”无疑具备合理的安全忧虑，但说实话能呈现的证据有欠缺，说服力不足。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少欧洲国家一开始都不愿支持，因为他们要做出“封杀华为”，除了会得罪中国之外，也面临国内的法律挑战，并非想如何做就如何做。美国除了反覆游说施压，还以威胁断绝情报来往这种方法“惩罚”。拜登肯定做不出。

因此，拜登上台有利组建“抗中大联盟”，但这种联盟的强度一定不如川普时代。很多“中间国家”依然会像四年前那样两边下注，两不得罪。

第四，拜登是一个“沟通者”，会和中国“又倾又砌”，缓解“外交关系战”。

在过去几个月，随著“外交关系战”，美中关系堕入建交以来的低谷。川普说“不想和习近平打电话”。6月，蓬佩奥在和杨洁篪夏威夷会面后，就不再与中国接触。中国外长王毅等7月向美国喊话“求和”，要求双方儘快恢复接触，“启动和开放所有对话管道”，还建议列出“三份清单”。美国也没人搭理。在蓬佩奥演讲的“美四篇”的压轴篇中，干脆把中国定义为“不相信再核实”，比当年对苏联的“信任再核实”还糟糕。到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连在《人民日报》发文也不获接收，灰溜溜地回到中国。美中外交的高层沟通就全断了。不得不说，这种状态很不正常，但属于川普时代高压战术的操作。

这种风格在拜登时代会改变。拜登是一个“沟通者”，一定会恢复和中国“又倾又砌”（又谈判又打）。这种风格是否会回复到以前那种“中国式的拖延战术”的节奏呢？

拜登是一个“沟通者”，一定会恢复和中国“又倾又砌”（又谈判又打）。（汤森路透）

从王毅的“三份清单”倒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三份清单是合作清单、对话清单、管控清单。中国以往一直在战略要价上模糊以对，奥巴马就多次希望知道中国的清晰诉求，中国就说一些不著边际的话（如“太平洋很大可以容纳中美”）搪塞。这是中国“保持接触、敷衍、拖延”的惯用招数。中国这次破天荒提出“三份清单”的要求，显然有从“敷衍”战术让步的意思。就不知道，在拜登上台后，中国是不是认为又能重新敷衍了。

在拜登治下，美中的“外交关系战”是最可望儘快缓解的。这包括诸如停止“禁止共产党人移民签证”，停止驱赶“军人背景学者”等，甚至可能重开休斯敦——成都领事馆。这些措施在令美中关系的气氛急剧恶化，但对“反中”的打击的效力反而不大，更对“推翻中共”的目标无益。

第五，拜登支持自由贸易，但和中国的贸易战不会停。

分析美中经济关系的基本面需要更多的篇幅，这里只能简单说一下。

在贸易战方面。在理想的情况下，在经贸关系上应对中国的最好方法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大综合，即一方面维持对中国的高关税，一方面重新加入TPP，主导贸易规则，鼓励产业转移到“友好国家”。但目前无人能同时做到这两点。

川普时代，关税虽然打击了中国，但对其他国家也一律打贸易战，又在两方面抵消了对中贸易战的效果。第一，打击了包括盟国在内的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特别是普遍支持自由贸易的亚太国家），伤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和感情。第二，没法更好地鼓励对美国的供应链从中国移到其他国家（因为对其他国家也徵收关税）。同时，由于美国用工成本太高，所谓“制造业回流美国”言过其实。像郭台铭要在威斯康星建工厂，四年之后，面目全非。对中货物贸易赤字也没有减少到目标，川普当政四年的贸易赤字会比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四年还大。（顺便说一句，贸易战第一阶段的采购目标也差得远）。

拜登自己本人并不是贸易保护的粉丝，如果可以的话，他第一选择必定宁愿重返TPP，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关税和供应链同盟”，降低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度。然而，重返TPP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即便民主党内对TPP的反对声音都很大，何况还有虎视眈眈的川普。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对中国的高关税，同时儘快和其他国家“贸易战休兵”当是最可行的路径。这在亚太国家签订了RCEP之后，任务尤为紧迫。

对中国有利之处，是民主党政府背后的华尔街大财团和大科技公司都对民主党政府有很大的游说能力。他们都整体上都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特别是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他们会成为中国的说客。但反过来说，如果美国要“脱钩”，中国要“反脱钩”，那么中国限制美国公司就左右为难，因为一旦限制美国公司，就加速“脱钩”，适得其反。

在科技战方面，如前所述，科技竞争已成为美国政界的共识，以前那种大规模的科技转移已告一段落。拜登打科技战有两个优点。首先拜登支援移民，这有利吸引更多高科技人才到美国和留在美国，支持美国科技战。其次，川普政府使用的手段主要是引用《紧急状态法》发布行政指令，而有一刀切的嫌疑。在美国这个法治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国安证据，很容易受到法律挑战。川普禁止微信和Tiktok都被法庭颁布暂缓令，就是明证。和川普“法令治国”不同，作为建制派的拜登更尊重法律，会尝试从立法方面制定措施。比如考虑在国会通过《中国对等法》，让制裁有更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六，对台湾支持不会有变化。

在台湾问题上，共和民主两党以往的差别就不大。川普政府特别亲台是个特例。但台湾自己的原因也非常重要。第一，在过去四年，台湾始终由“不亲中”的民进党执政，在蔡英文连任后，美国进一步消除了台湾“卖美”的疑虑（相反，如果亲中的韩国瑜上台，美国就会用另一种态度了）。第二，台湾的战略地位太重要，美国要和中国争霸，不可能放弃这么一张地缘政治的好牌。第三，台湾在高科技方面，尤其是镇山之宝台积电，既扼住了中国高科技的咽喉，也补上了美国的短板，是美国科技战不可或缺的同盟。

而且，在过去四年，民主共和两党接连一致通过了三个有利台湾的法案（《台湾旅行法》、《东亚再保证倡议法》、《台北法》），这些在法律层面巩固了这四年的进展，并非“政策”可以回滚。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全国大会的行动纲领上，首次抛开了“美国的一中政策”的论述，比共和党走得更前。而且，民主党政府和民进党政府共用类似的价值观，这反而有利双方加深合作。至于有人担心，台湾舆论在大选中如此撑川普，民主党会不会报复。这太小看胜利者的胸怀。因此，民主党上台不会改变亲台政策。

过去四年，台湾始终由“不亲中”的民进党执政，在蔡英文连任后，美国进一步消除了台湾“卖美”的疑虑。（汤森路透）

鉴于民主党遵守国际规则的传统，美台关系很可能不会突飞猛进，但保持在现有水准是可以期待的。在共和党打好基础的情况下，民主党不可能往后退。注意在“80天惊奇”中，台湾可能是“最惊奇”的那个。民主党以后对台湾立场为何，很可能就由这“80天惊奇”所设定。

第七，拜登比川普更注重人权，对香港新疆西藏支持更坚决，但只有“量”的变化，不会有“质”的变化。

川普本人不喜欢“干涉他国内政”，对人权问题不感兴趣。川普政府最近两年对香港、新疆、西藏的强硬政策，不是被国会推著走，就是被“战略鹰派”推著走。如果可用来交换川普最看重的贸易利益，那么未必不会否定战略鹰派的强硬建议（如在2019年香港逃犯条例事件中一样）。直到今年被“中国病毒”激怒了，才任由战略鹰派为所欲为。

相反，民主党一向注重人权，不会像川普那样把这些人权问题当作利益交换。但同时缺乏共和党战略鹰派那样大胆的措施，在“质”上进行突破。比如在香港问题上，如果香港事件发生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我不认为他们会废除《香港政策法》。但如前所述，既然共和党已做了“丑人”，民主党也没有理由反转。因此，拜登上台后，在港、疆、藏问题上会在“量”上更强硬。

同样，“80天惊奇”也会进一步设定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就在这几天，在新疆问题上，蓬佩奥把“东突厥斯坦运动”剔出“恐怖组织”的行列，在香港制裁了四名高官。

最后的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美国方面的因素分析了往后几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毋庸置疑，这是远远不够的，美中关系是互动的，中国如何应对也会塑造美中关系，而且美中关系也受其他国家的政策影响。这些都需要更长的篇幅去处理。

四年前，国际形势从全球化逆转，重新走向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这只是一个“小波折”还是长时间的趋势，谁也说不清。现在拜登上台，不禁令人怀疑有重回全球化的可能。但从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开始，美中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加上川普政府的加速，现在回到四年前的全球化已不可能。这不是以拜登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可以确信的，国际格局不会倒退到（川普喜欢的）十九世纪那种丛林社会，也不可能变成美苏争霸的“新冷战”。中美不会“大脱钩”，但会继续“半脱钩”进程。拜登不会追求“消灭中共”这种推翻政权的激进目标，也不会回复“战略接触”，而会力争打赢科技战的同时，通过构建“抗中大同盟”去“挤压”中国的战略扩张。这样在过去四年美中关系在经历“骤变”后，会预期未来四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作者为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