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摔跤，阿里转身，中国互联网的逻辑 变了

　　野蛮生长的、肆意无忌惮的互联网旧时代落下帷幕

　　监管层对泛互联网行业的整治还在升级。

　　8月3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发文，将网络游戏比作新型“毒品”，点名腾讯《王者荣耀》，“任何一个产业、一项竞技都不能以毁掉一代人的方式来发展”，“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

　　在该文刊出后几个小时，《经济参考报》将文章标题改为《网络游戏长成数千亿产业》重新上线，并删除了“精神鸦片”等激烈的提法。

　　当天，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游戏企业也在积极落实各项防沉迷工作，要用客观、理智的态度去看待游戏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在此前一天，新华社授权发布了，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要加强文艺评论阵地管理，健全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

　　其实，要整治的不只是游戏，7月初滴滴被实施网络安全审查，APP遭下架，紧接着中办、国办联合发文，明确指出要加强中概股监管，随后网信办修订《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规定超百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须进行申报……

　　一系列的信号表明，整个泛互联网行业的逻辑，很可能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不是半开玩笑的“凡是不利于生娃的都要被整治”可以概括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互联网行业的规范和治理并不是中国监管层单独的行动，各国政府都在同期对有关行业和企业进行了严厉整治，这是一场席卷全球的“治理风暴”。

　　在新形势下，泛互联网行业需要全面积极的配合监管，尤其是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央领导的著作、文件和官方媒体的有关报道。从近来监管层的各项政策举措来看，很多都是早已言明，并公开发表的，只是当时并未引起行业和社会的足够重视。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也希望，监管层能进一步加强政策的稳定性和可以预判性，以便有关企业配合整改，减小调整的代价。毕竟，泛互联网行业承载着从程序员到配送员，数以亿计的就业人口。

　　01

　　滴滴上市，引爆“监管风暴”

　　6月30日，对于持有滴滴股份的人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日子。

　　北京时间晚上9：29，也就是纳斯达克时间上午9：29。

　　再过一分钟，美股股市就要开盘，连同一起的是滴滴上市，没有敲钟，也没有举办任何庆祝活动或是上市仪式。

　　作为全球在私募市场融资最多的公司，9年、超210亿美元，滴滴更像是一艘载满了形形色色人物的巨轮，尾大不掉，朝着美国股市的港湾开去，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想上市，但那不是大多数。

　　早在4、5月，监管部门就和滴滴等数家正筹备赴美IPO的公司进行了沟通，其中大多数决定暂缓上市。

　　对于其它企业来说，上市与否是一个选择，但对于滴滴来说，上市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怎，巨额的资本投入，需要巨额的收益作为回报，赴美上市的闸门正在收紧，上市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

　　于是滴滴上市了。

　　上市不到两天，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便对“滴滴出行”启动网络安全审查。随后，下架APP、暂停新用户注册、小程序下架等等，一整套连环拳打得滴滴毫无招架之力。

　　上市事件让滴滴被安全审查的同时，也给其它互联网企业敲响了警钟。多家向美国递交过上市资料的中国公司纷纷调整上市策略，喜马拉雅、哈啰出行等公司暂缓赴美IPO计划。

　　自滴滴上市之后，整个7月份，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股价遭遇疾风骤雨般的下跌。

　　截止到7月28日，境外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市值暴跌超98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阿里巴巴集团凭空消失。香港上市的内地互联网公司也没有幸免，就在7月28日的前三个交易日，腾讯、阿里、美团、快手4家公司的港股市值合计蒸发2.21万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84万亿元。

　　中国互联网企业7月股价集体下跌，似乎起源于滴滴逆风上市，但滴滴只是激化并提前引爆了监管层对互联网平台的整治。

　　回顾去年10月至今的互联网大事，理清其中的草蛇灰线，就能发现政府监管、反垄断的大网至少自去年10月就已经铺张开来。

　　滴滴只是碰巧成为了那条跳上岸的“鱼”，但大网也该收紧了。

　　互联网大事件时间线

　　02

　　整治动因，马云外滩演讲？

　　时间回到2020年的10月24日，离蚂蚁集团赴港上市还有不到两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冠盖云集，马云受邀做了一段21分钟的演讲，以互联网行业的视角对中国金融监管发表了可称尖锐的批评性言论。

　　图 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演讲

　　此言一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并激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初期不乏有赞成马云的论调，但很快随着官方定调，形势迅速变化。

　　演讲结束的第8天，马云被中央四部委约谈。当日晚8时，《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蚂蚁集团等互联网平台的主要业务——网络小额贷款被严格监管。

　　有媒体报道猜测，马云是提前看到这一文件，才有了在外滩演讲上批评金融监管。

　　但无论两者因果关系如何，这次演讲如同一个拐点，它像是煽动翅膀的蝴蝶，将对整个互联网监管生态掀起一场风暴。

　　马云演讲数天后，2020年11月3日，蚂蚁集团IPO被紧急叫停。在当时，更有阿里云认证员工指出，蚂蚁金服或面临拆分的命运。

　　7天后，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阿里巴巴股价一天下跌8%、市值蒸发600亿美元。

　　其后，监管层对阿里等公司的整治接踵而来。

　　2020年12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投资收购银泰百货、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和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个股权收购案子，分别处以50万元罚款的顶格行政处罚。

　　12月24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并最终以182亿元天价罚款告终。尽管对阿里来说，这只是其一个季度的营收。

　　直到此时，公众依旧忙于“吃瓜”，并没有想到监管的重拳会蔓延到整个泛互联网行业。但对政府运作熟悉的人士早已看出监管层态度的转变，金融市场的关键在于稳定，而不是无视规则的创新和高杠杆运作。

　　一位资深金融业人士评论称，让人担忧的是部分互联网从业者的思维模式，他们掌握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资源，每天想的都是改变、重建、颠覆某个行业乃至全社会，认为创新就是要突破现有的法律法规。这种行为，用好了是对社会有益的创新，但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系统性风险。

　　对此，监管层一直在鼓励创新和加强监管、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之间左右平衡。

　　随着近些年，共享经济泡沫破裂后造成的社会资源巨大浪费，P2P暴雷产生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问题，监管层对互联网行业创新的态度开始转变。

　　在这期间，互联网巨头纷纷涉足金融业，但又以科技公司的名义规避金融法规的监管。野蛮生长让互联网金融的资金、用户数均超过了传统金融业，其中蕴藏的风险越来越大，最终，监管层的天平向整治倾斜。

　　2020年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委重磅定调，尊重国际共识和规则；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多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

　　11月10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首届大会指出，“互联网科技巨头掌控大量数据和市场份额，容易形成垄断，抑制公平竞争。”

　　同时，已经实施11年的《反垄断法》进入首次“大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限定交易（二选一）、低于成本销售（烧钱换流量）、差别待遇（互联网杀熟）、搭售或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强制绑定运费险等）等行为，或被认定为垄断。

　　次日，“第十五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指出，“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金融机构是自身风险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不得将信息科技管理责任外包，不得将涉及战略管理、风险管理、内部审计及其他有关信息科技核心竞争力的职能外包。”

　　对于其它互联网金融平台。监管部门的态度也不遑多让，原来的鼓励包容也变得谨慎严格。

　　2021年3月，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的京东数科，提出暂缓上市。

　　今年7月8日，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指出，垄断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蚂蚁集团一家，对蚂蚁集团采取的措施，也会推行到其他支付服务市场主体。

　　话音还未落下，处理措施就立刻跟进。

　　当天，360借条APP下架，美股360数科股价暴跌。

　　马云外滩演讲成为互联网平台发展的拐点。尽管大多数人在当时看来，监管层的整治只是限于蚂蚁和阿里。

　　03

　　大佬退休，大厂焦虑

　　自外滩金融峰会讲话后，马云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他的微博还停留在2020年10月17日的中国基础教育创新发展论坛。

　　直到88天后，2021年1月20日，马云再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发声。没有谈及任何与阿里相关的问题，仅仅是马云与100位乡村教师的线上见面会。

　　在这之后，马云依旧淡出公众视野。

　　两个月后，蚂蚁集团CEO胡晓明宣布辞职，之后不久就传来黄峥卸任拼多多董事长的消息。

　　“如果要确保它（拼多多）10年后的高速高质量发展，那么有些探索现在已经是正当其时了。我作为创始人，逃脱出来去摸一摸10年后路上的石头。”

　　2021年3月17日，黄峥在致股东信中宣布，董事会已批准其辞任董事长。

　　5月20日，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发布内部信，宣布卸任CEO一职。“专注学习知识，系统思考，研究新事物，动手尝试和体验，以十年为期，为公司创造更多可能。”

　　张一鸣的说辞像极了刚“退休”不久的黄峥。

　　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退休，但并不意味着两人就此从互联网的“江湖”隐退。

　　在拼多多的股权结构中，由于拼多多采取AB股的二元股权架构，黄峥所持B股具有1：10的超级投票权，因此尽管黄峥持股比例为46.8%，但拥有89.8%的投票权。

　　而在辞任后，其持股比例由原来的43.3%降至29.4%，但并不意味着黄峥就此失去了公司的控制权，黄峥依旧具有80.7%的投票权。

　　此外，拼多多模仿阿里建立了一套合伙人制度使得黄峥依旧能够控制拼多多董事会结构，从而控制拼多多。

　　而张一鸣虽然卸任字节跳动CEO，但根据天眼查的数据，张一鸣仍是字节跳动有限公司疑似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此外张一鸣所有任职企业共14家，并且通过字节跳动控股，张一鸣具有469家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黄峥、张一鸣等人辞职“退休”的说辞除了从他们口中说的那样，背后好像还代表着更多的深意。

　　1998年，因“微软、网景浏览器大战”，美国司法部和20个州检察长对微软提起反垄断诉讼反垄断案。与之相伴，因婚外情暴露、公众对微软的负面舆论加上政府的听证调查，层层压力之下，比尔·盖茨于2000年卸任CEO，这一年他44岁。

　　黄峥辞任拼多多董事长的时候41岁，张一鸣则更年轻，38岁辞任字节跳动CEO。

　　历史不断重演，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趋严的大背景下，随着政府对互联网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反垄断大棒重重地落下，黄峥、张一鸣的辞职退休未尝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在《晚点LatePost》的文章《字节取消大小周，高投入换高回报的时代结束了》中提到：“多数行业增长红利消失，高强度工作和回报不再成正比，对于企业来说如此，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如此。”

　　黄峥宣布辞职CEO那天，恰好是拼多多超越阿里巴巴成为中国电商用户规模最大平台的日子，而这意味拼多多在之后的时间里将迎来瓶颈期。

　　另一方面，拼多多又在社区团购的战场中不断“攻城略地”，与美团、阿里打得不可开交，从去年7月到今年3月，拼多多营销费用超376亿元。

　　张一鸣在辞职信中提到，他对于2020年的三个OKR，包括探索远景新战略、研究组织和管理、提升社会责任都不满意，他也因此放弃了更新双月的OKR。

　　有媒体报道，今年2月之前，字节跳动本地生活业务全年目标为：到店团购的交易总额（GMV）到 2021 年底达 200 亿元。而截止2021年3月，抖音本地生活业务当月的GMV不足4000万元。

　　而在7月份，字节跳动进一步扎根本地生活，成立“心动外卖”团队开展外卖业务，从短视频赛道向美团、饿了么发动新一轮外卖攻势。

　　大厂的焦虑也就体现在存量市场的加固和增量市场的争抢中。

　　2016年7月，王兴指出中国互联网刚刚进入“下半场”。之后，王兴提出打通互联网下半场的三条路径：上天、入地、全球化。

　　“上天”指发展高科技。

　　“入地”指不能只停留在C端做连接；还有面向B端，要深入到产业里。

　　“全球化”指在国内市场逐渐饱和的状况下，中国互联网企业要积极的走出国门，抢占全球市场。

　　到了今天，互联网的下半场看起来也要落下帷幕了。当公司不设边界的向外拓展，带来的不是社会效率的持续优化、社会价值的不断提高，而成为无意义地内耗，进而演变为“资本的无序扩张”，那么这种游戏就应该适可而止了。

　　7月13日，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刊文称，要坚决防止和避免平台经济无休无线地榨取剩余劳动力及其高额剩余价值。

　　“平台经济要在发展中体现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和共同富裕思想，坚决防止和避免囤积式垄断、割韭菜式竞争和无休无限地榨取剩余劳动力及其高额剩余价值，甚至把员工不顾命的飞骑泵跑的分分秒秒都与精准计算的元角分挂起钩来，无视员工的基本权益保障和生命安全。” 该文进一步写道。

　　将“榨取剩余劳动力及其高额剩余价值”与国内私营企业联系起来，在近年来的中央媒体的刊文中是极其罕见的。

　　04

　　全球反垄断风劲，互联网何去何从？

　　回顾以往的反垄断案例，能够看到的是：比起垄断本身，垄断带来的影响，是否妨碍社会创新，才是更核心的问题。

　　1984年，AT&T反垄断案落下帷幕，贝尔实验室对外免费开放晶体管专利，由此推动了人类进入半导体时代。IBM因此崛起，成为半导体时代的巨头，但也因涉嫌垄断选择放弃向用户捆绑式销售软件和服务，从而促使英特尔、微软、惠普等公司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而在之后的微软反垄断案中，微软为避免拆分的命运，接受了政府的要求，禁止利用系统做出“搭售”行为，并确保系统对非Windows软件的兼容，微软的“软硬件生态闭环”之路中断，谷歌、苹果等公司乘机起势。

　　一次反垄断，就带来了一次行业的技术革新，甚至将世界带入第三次工业革命。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整治并不是孤例，全球各大经济体也在同时掀起反垄断风暴。

　　据多家外媒报道，亚马逊在7月30日提交给监管部门的一份文件中提到，卢森堡数据保护委员会在两周前决定对亚马逊处以7.46亿欧元（约合57.2亿元人民币）的罚款，原因是亚马逊违反了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在20多天前，2021年7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促进美国各行业竞争的行政命令，矛头直指大型科技公司的垄断行为，并承诺加强对科技业交易与海量个人数据收集的审查。

　　自2017年至2020年底，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在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遭遇了超80起反垄断调查及纠纷，对于巨头的控诉不外乎两点：滥用支配地位制定行业规则、利用算法数据优势压制第三方以及恶意收购阻碍市场竞争。

　　同样的控诉在中国也同样适用：美团、滴滴的大数据杀熟；中国互联网行业呈现出“两超多强”的格局，剩下的大部分企业要么接受腾讯注资，成为腾讯系企业；要么接受阿里注资，成为阿里系企业，要么选择死亡。除了百度、美团等老牌互联网公司，只有少数如字节跳动能从两者其中突围出一条血路，但那也只是极少数。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萧条，经济学家辜朝明认为这是企业家丧失信心，不再投资的结果。

　　在当时，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股票暴跌、企业资产贬值，为避免资不抵债，日本企业家不再借钱，反而尽其所能减薪、缩减开支，优先还债。

　　日本企业从追求增长变成债务最小化，避免了日本经济陷入更大的灾难，但也导致了日本进入长期的萧条，彻底改变了一代日本年轻人看待世界的态度，压制了一代人的积极和欲望。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则是走上了一条与日本、美国企业都不一样的道路——扩张。

　　没有任何边界的扩张，像是王兴提及的《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书中的理论，互联网企业都在进行着这样一个无限的游戏，无限的游戏既没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也没有赢家，它的目的在于将更多的人带入到游戏本身中来，从而延续游戏，谁先停止，谁就将落后、淘汰，只有All in，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而今，随着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反垄断的大棒落下，互联网的旧时代结束，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7月27日，阿里发布2021年财报的同时，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再次提及阿里作为一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平台型公司，需要更深入地去思考能创造多少社会价值。

　　7月28日凌晨，央媒《证券日报》发表《回归“水电煤”初心互联网行业方得长久》的评论性文章。

　　8月3日晚，阿里公布的2022财年Q1财报显示的是阿里正在大趋势下进行转身了。蚂蚁盈利骤降37%，3P（第三方业务）占总营收比例由去年46%降至39%，以盒马、天猫超市、高鑫零售等1P（直营业务）则从20%变为27%，阿里在变“重”。

　　此外，阿里巴巴也将原来的“核心商业”分部表述改为“商业”分部，这一修改有凸显集团多引擎驱动的意思，但也不免让人联想为淡化平台属性的意味。

　　发布第一财季财报同时，阿里巴巴宣布将回购计划总额从100亿美元提升至150亿美元，这不仅是阿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回购计划，也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史上力度最大回购计划。

　　新时代迈出的一步，总是在我们察觉不到的时间和地点。互联网巨头们未来究竟何去何从，目前未有定论，但不管这些巨头的意愿如何，互联网行业是真的变天了，明智之举，就是顺应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