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武统四次和统：中国五次痛失统一台湾良机

亲共媒体多维报道：两岸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2015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习马会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以这句话形容两岸关系。确实如此，从1949年两岸隔海分治到1988年蒋经国逝世，尽管两岸长期军事对峙，有时还兵戎相见，但国共两党进行秘密和谈，希望中国和平统一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

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毛泽东就开始筹划渡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的计划。1949年8月至1950年6月，解放军先后攻占除了金门、马祖以外的台湾外围主要岛屿，并开始正式准备发起渡海攻台。1950年5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奉命成立以粟裕为首的前线指挥部，决定动用50万兵力对台作战。

遗憾的是，就在攻台蓄势待发之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保卫台湾，中国的战略重点被迫转向东北，被迫出兵朝鲜，解放台湾沦为泡影。

1953年朝鲜停战，1954年越南停火，在国际形势有所缓和的情况下，中共提出和平解放台湾。1956年7月，参加过1949年国共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带着中共给蒋介石的信南下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提出两岸统一的四条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1949年，从1月22日到4月25日，蒋介石父子度过了他们在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的最后岁月。（视觉中国）

武岭门位于武山隘口，雄踞出入要道，为溪口镇门户。门匾“武岭”分别由蒋介石和于右任两人题写。（视觉中国）

1929年，蒋介石耗资20万银元创办的武岭学校，占地90余亩。（视觉中国）

文昌阁位于武山南端潭墩山顶。四周古木垂阴，临溪碧潭如镜，为蒋介石的私人别墅和藏书楼。 （视觉中国）

蒋氏（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故居，包括丰镐房、玉泰盐铺、小洋房等建筑。1996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视觉中国）

1957年4月，蒋介石派自己的学生宋宜山前往北京打探虚实。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代表中共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提出两岸统一的四项具体条件：一、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三、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毛泽东此时已发动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中止进一步接触。

章士钊在香港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同时，蒋经国的挚友、中共开国元帅陈毅的至交曹聚仁也担负同样使命从香港到北京。曹聚仁先后会见周恩来、毛泽东，周恩来说：“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毛泽东表示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

曹聚仁回到香港后，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不久，台湾指令曹聚仁再赴大陆，并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参观浙江奉化溪口镇，他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墓园扫墓。所到之处一一拍照。回港后，即向蒋经国通报情况，并寄去照片。在另一封信中还谈了自己对国共合作的看法。然而，国民党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对国共谈判表态，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7月，国民党曾经的第二号人物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北京，蒋介石父子坐不住了。蒋经国赴香港接曹聚仁到台湾一起与蒋介石见面，曹聚仁介绍中共的条件，蒋氏父子提出自己的意见，很快谈妥六项条件。据中国文史期刊《文史博览》2009年第九期《密谈：蒋介石曾愿携旧部回归大陆》一文介绍，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第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第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第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第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第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面见蒋介石后，曹聚仁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中共。然而，正在此事进行之际，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在台湾岛内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蒋介石改变主意，国共谈判又一次搁浅。

1970年代初，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实现和解，中日建交，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毛泽东因此重提和平统一台湾。

当时，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1973年5月，毛泽东请92岁的章士钊再次出山，赴港透过秘密渠道继续与蒋介石沟通。章士钊原本预计在港停留三个月、完成任务后返京，不料，由于劳累，章士钊在6月下旬一病不起，当北京医疗队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逝世，国共携手再次蹉跎。

不久，蒋介石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蒋介石下定决心，由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出面，透过在香港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达诚意，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章说：“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特别呼吁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均已身患重病，毛泽东决定派邓小平代表自己赴台。台湾方面闻讯亦深感振奋，可惜未及实现，蒋介石就在1975年4月5日逝世。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一年之后毛泽东与世长辞，历史留下遗憾。

1979年元旦，北京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实现和平统一的设想。当天下午，邓小平公开表示台湾回归祖国提上具体日程。不久，邓颖超说，为了统一大陆愿意同蒋经国进行商谈。面对中共的和平统一呼吁，蒋经国悄然改变大陆政策。1981年，国民党十二大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1981年9月，叶剑英进一步阐明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政策，建议举行国共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10月，中共高调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胡耀邦以中共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人回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曾任蒋经国机要秘书的《新香港时报》社长沈诚应邀与会。

叶剑英、邓颖超先后会见沈诚，探讨国共和谈。沈诚熟知蒋经国态度，暗示台北当下气候还不是谈判时机。不过，沈诚此行应蒋经国之托，到浙江奉化溪口拍摄了蒋介石故居与祖坟保护完好的大量照片。

1982年7月，北京由廖承志出面公开致信蒋经国，呼吁蒋经国依时顺势，达成国家统一。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之子，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尽管中共一再呼吁，但蒋经国仍不为所动，宋美龄以长辈的名义公开回信廖承志予以拒绝。

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披露，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说，他担心身患糖尿病的蒋经国逝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有部分势力想寻求台湾独立。邓小平请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不久，李光耀到台湾捎去口信。“然而蒋经国有着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邓小平的建议。

两岸关系72年：统一的努力与挫折

尽管表面如此，实际上蒋经国已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1986年，蒋经国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沈诚受命拟出“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并于当年8月交给中共。

1987年3月，中共邀请沈诚到北京会谈。通过这次会谈，蒋经国同意以“两党对等，中央层次”的模式进行国共谈判。中共随即致信蒋经国，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谈判，“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

“党内一部分人还持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蒋经国接到密信后对沈诚说：“以后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不久，蒋经国就取消了在台湾实施38年之久的戒严，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

1987年9月，沈诚再次赴台北看望久病不愈的蒋经国。蒋经国说：“我正研究他们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宋美龄）看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作决策。”蒋经国还向沈诚透露正在考虑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

邓小平和蒋经国是苏联中山大学同窗，1973年两人几乎同时掌管大事。后来，在中国统一与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上，两人展开了多次较量。

邓小平和蒋经国是苏联中山大学同窗，1973年两人几乎同时掌管大事。后来，在中国统一与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上，两人展开了多次较量。

就在国民党即将派出谈判代表时，蒋经国突然于1988年1月13日病逝，国共谈判的设想因此落空。蒋经国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邓小平他立刻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涵（Jay Taylor）的《蒋经国传》记载，邓小平又说，蒋经国恪遵他亡父“一个中国”的立场，可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丧失了许多和国民党领导人和平解决若干问题的机会。他感叹说，直到最近，北京才找到正确的路子——即“一国两制”。蒋经国逝世后，他选定的接班人李登辉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一个“台独”分子。

邓小平所言不虚，好几个月以来他就担忧蒋经国的健康，深恐他一旦撒手人寰，台湾局势可能变得益加复杂。邓小平与蒋经国有私交，两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他对与蒋经国携手完成中国统一抱有很大信心。早在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讲话中就将“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列为19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蒋经国逝世时才78岁，天若假年，如果蒋经国能多活几年，以他的身份和能力，台湾问题或许早就在他与同学邓小平手中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