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封城乱象 点中极权政权死穴

继武汉后，西安也因疫情封城引发民怨。中国旅美政治评论员邓聿文认为，中共的举国动员体制确能高效稳住局势，但强力控制的表像下，掩盖的却是政府对社会治理低下的现实。

邓聿文直指，中国各级政府管理理念和指导思想都还处于“前现代”，迷信权力、监控和强制。至于西安，封城后许多方面做得甚至不如武汉，可谓处处漏洞，说明西安基层各部门“条块分割、互不相通”，一线情况“无人下决断、无人勇于担责”。

这篇以“西安乱象点中了极权政权的死穴”为题、在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发表的文章指出，西安封城让人想起当初武汉封城。但西安封城有了武汉的前车之鑑，且全国已抗疫2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也曾定点封控的经验下，再出现种种防疫乱象，造成严重次生灾害而被诟病，就非常让人意外。

邓聿文指出，事实上，在武汉封城时，西安也曾封城一段时间，也出现配套措施混乱，只是当时各界都关注武汉，对其他地方的防疫灾难没有重视罢了。

他指出，西安耗费近1个月未能有效控制住疫情，一是对疫情的流行调查“根本就是一笔糊涂帐”，二是紧急应变与组织协调工作不到位。其中，病毒到底是从防疫旅馆传播到社区，还是从入境时就从机场传播出去，到现在都还不清楚。精准防控要建立在精确疫调结果上，但西安没能做到这一点。

邓聿文说，西安是个千万人口大城市，与上海拥有约3000人的疫调队伍相比，至少需要1000名专业疫调人员。然而，西安从各医院临时抽调的疫调人数仅有300人，这就是西安在城市管理上和上海的差距，也是这次疫情失控的关键因素。

他批评，西安独创这种强制“社会面清零”及“一人阳性全区拉走”的作法，是非常野蛮的作法，引发了舆论有关“刻意操作隔离”，以达到“帐面上的防疫成功”的质疑。西安这波疫情的混乱，不是由每天100多起的感染病例引起，而是由“政府的过度防控”导致。

邓聿文直言，采用野蛮手段强制人们配合和服从，给整个社会人为制造了心理压力，超过了疫情本身带给人们的压力，这还不包括过度防控对基本人权的压制。而西安疫情让人再次反思，中国当局的“动态清零”防疫策略是否适当。

他分析，中国政府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能承受死亡几十、上百万人的代价，鑑于中国年长居民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很多，他们不大可能接受欧美“与病毒共存”的作法。加上中国政府无法打消民众对病毒变种削弱疫苗效用的恐惧，使“清零”是当下最被中国民众接受的“没得选”作法。

邓聿文认为，中国政府不愿调整“动态清零”政策，除考量到春节和北京冬奥的到来及Omicron变种病毒的高传染性外，也是为了要证明“中国政府比西方国家政府更尊重人的健康、生命”，中国体制比西方优越；此外，中国或许在演练一种“半军事化的战时管制”，为今后社会出现动乱等极端情况应变。

他表示，中国当局未必料到的是，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防疫策略时，必然会碰到当局的“死穴”。在中国刚性的维稳机制下，要保证执行效果，必须依赖专政工具的强制力，手段和措施的粗暴就不可避免，且地方政府、尤其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上，本就能力低下。

邓聿文认为，尽管有大数据支持，但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理念和指导思想都还处于“前现代”，迷信权力、监控和强制。在已经开化和半开化的民意面前，这一定会产生矛盾和衝突，制造民怨和民愤，以至于在社会层面削弱当局的防疫效果。

延伸阅读：西安乱象点中了极权政权的死穴

来源：德国之声

邓聿文评论文章：在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危机时刻，中共的动员体制确实能够做到高效运转，稳住局势，比如对武汉疫情的防控，然而也并非总是如此，这"并非总是如此"也就将被中共高效动员和强力控制的表象所掩盖的政府社会治理低下的现实撕裂开来。

西安因疫情严重而封城让人想起武汉当初的封城。然而，如果说后者仓促封城是因对这个病毒不了解，防控经验不足从而在封城防堵中出现手忙脚乱的混乱情形，那么西安封城有了武汉封城的前车之鉴，且在全国抗疫两年，其他地方如北京、上海、南京、河北、河南、浙江等出现过定点封控的情况下，再曝出种种防疫乱象，造成严重次生灾害，被大众诟病，就非常让人意外。事实上，这也是西安的二次封城，在武汉封城之时，西安也曾全城封过一段时间，出现过配套措施混乱状况，只是当时全民都关注武汉，对其他地方出现的防疫灾难没有重视罢了。

对西安这回的破防和乱象，中国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表示，西安疫情是武汉封城后最严重的一回，因西安面临的是德尔塔病毒，这个病毒本身比在武汉的那个原始毒株传播速度快得多，且西安的传播链又是多点爆发并隐秘，因此西安抗疫任务非常艰巨，他希望西安能创造一种新的经验，在疫情早期失控的情况下，如何在短期内控制。因为现在在西安发生的事情，以后也会在中国其他城市再发生。可以理解这位中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对西安防控不力的某种开脱，他道出了部分客观原因，但他寄望西安能创造一种新经验以作中国其他地方以后出现类似情况的参照，恐会失望，除非是被当局当作一种教训。

用一笔糊涂账完成清零任务

西安此轮疫情于上月9日爆发，封城已有两周，至本月5日，累计病例达1781起，单日新增病例虽连续多日下跌，5日已跌至35例，但3日又增加七个中风险地区和两个高风险地区。月底就是中国春节，之后是北京冬奥，在这个红线压力下，陕西地方当局给西安下了"社会全面清零"的死命令，政府已全面动员。

西安之所以用时近一月未能像其他地方一样控制住疫情，根据一些媒体的梳理，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对疫情的流行调查，"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二是应急与组织协调工作不到位。关于前者，病毒"到底是从防疫酒店漏到了社区，还是从入境时就漏在了机场，到现在都还不清楚"，而在此过程中，病毒可能已经历了多代传播。用媒体引用的防疫专家的话说，精准防控要建立在精确流调结果上，可西安没能做到这一点。西安是个千万人口大城市，但其流调力量无法与其量级匹配，上海有约3000人的流调队伍，西安至少需要1000名专业的流调人员，然西安从各医院临时抽调的流调人数为300人。这导致一旦发生疫情，无法全员启动，在全市内寻找可能的暴露点，此即西安在城市管理上和上海的差距，也是这次疫情失控的关键因素。

相对流调的糊涂账，西安普通市民感受更深的应是封城之后，诸如全员核酸检测、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等事情。从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反映的情况看，市民意见最大的有一码通出现多次故障，导致核酸检测应急平台流量大无法登录；一些地方的核酸检测现场像"赶庙会"秩序混乱；政府生活物资配送不能及时到位，部分市民现食品短缺，以致"西安买菜难"成为微博热搜词。武汉封城初期人们吐槽和抱怨最多的，也有这些情况，西安在这方面做得甚至不如武汉，可谓处处漏洞，从而足以说明，西安基层各职能部门、岗位条块分割、互不相通，一线情况无人下决断、无人勇于担责。

野蛮强制手段给人们造成的压力超过疫情本身

引起市民不满和舆论群嘲的还有所谓短期内强制"社会面清零"以及"一人阳性全区拉走"的霸道做法，西安独创的这个"社会面清零"，按照西安疾控中心专家的说法，是所有新发现的确诊病例都在已被隔离的密切人群，社区不再存在社区面的疫情传播，当局为此采取的配套措施是，只要一个小区或一栋楼里有人检测成阳性，该小区或大楼的所有其他人都被安置在隔离区。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做法，西安方面认为，只有做到"社会面清零"，才能为中高风险地区尽快降级、进而全市"解封"创造条件，可它也引发了舆论有关"刻意操作隔离"，以达到"账面上的防疫成功"的质疑。

重视人的健康和生命，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固是好事，但西安这波疫情的混乱更多不是由每日百多起的感染病例引起，而是由政府的过度防控导致，过度防控不仅造成人们的生活不便，更必须批评的是，采用野蛮手段强制人们配合和服从也给整个社会人为制造了心理压力，它超过了疫情本身带给人们的压力，这还不提过度防控对基本人权的压制。

西安疫情使人再次反思当局的"动态清零"防疫策略是否适当问题，为了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不让疫情扩散任务，一些地方甚至到了只要出现一两起病例，整个地区就被封控的地步，这不但在西方看来匪夷所思，即使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也是小题大做。这就涉及如何来看待"动态清零"的政策。按照一种看法，中国所以采取该策略，有某种迫不得已的成分，先不论中国政府无法像西方国家的政府那样能够承受死亡几十、上百万人的代价，鉴于中国年长居民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很多，他们不大可能接受像欧美一样"与病毒共存"的做法。此外，中国疫苗的特异性使得政府无法打消民众对病毒变种削弱疫苗效用的恐惧，以及政府也需要保护那些因自身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人，故清零或许是当下最为民众所接受，也是较可执行的选择。换言之，从这种观点看来，清零政策是没得选。当局的防疫和公共卫生专家也多次表达过类似看法。

虽然每个国家的国情和民意决定了什么才是适合的防疫策略，然而，中国的"动态清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独特性，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以致成了全球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尽管它的防疫效果从感染者和死亡人数看，确实不错，但是，在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有害性已证明下降，特别是对已打疫苗的人不会致重症和死亡的情况下，还采取定点封控甚至像西安这样的封城举措，是否有必要的确值得讨论。因为对民众来说，还须考虑极端防疫带来的其他代价，毕竟除了健康外，人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而那些方面的代价很可能会超出感染病毒的代价。

中国政府不愿对"动态清零"做出某些调整或更改，除考量到春节和冬奥的到来以及奥密克戎的传染性高外，一个隐秘的深层原因，是当局要以少感染少死人，来为这场全球的抗疫竞赛，证明中国政府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更尊重人的健康、生命和价值，即更尊重人权，证明中国的体制比西方的优越；另或许还有要在中国演练一种半军事化的战时管制，为今后社会出现动乱等极端情况，执政党可以有应变之策的动机。

在制度竞争中暴露死穴

新冠疫情已变成了中西方的一种制度竞争，谁的体制好，更能保护民众的生命少受或不受病毒的侵害，在抗疫中见分晓。至少对中国政府来说，它有对民众的这种叙述策略。疫情最先在中国爆发的事实以及武汉封城初期让中国政府倍受压力，也在西方的叙述中看作是中国威权体制的失败。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和西方国家陷入泥潭，当局决定扳回这一局。和西方"与病毒共存"，依靠疫苗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比，"动态清零"所要求的严格的管控和强制确实能大幅减少感染和死亡人士，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会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但相比死人，是中国民众可以接受的。于是当局就可宣布，它比西方更关注和关心民众的生命和健康，美国抗疫下的80多万人死亡和5000多万人感染，成为当局散布美式人权是虚假的最好注解，因为如果对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都不愿去保障，谈其他权利有什么用。这就是当局的疫情叙述策略，它在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功。

但是，既然要以少死人来证明制度的优越，它内含的逻辑就是管得越严越能控制住病毒传播，从而就能使感染和死亡的越少。地方政府的防疫正是在当局的要求下，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

不过，当局未必料到的是，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的防疫策略时，必然会碰到当局的死穴。因为严厉的防疫举措本身就缺乏弹性，在中国这种刚性的维稳机制下，要保证执行效果，必依赖专政工具的强制力，手段和措施的粗暴就不可避免。地方政府尤其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上本就能力低下，像上海那样能够用某种人性化、可预期性和柔性处理的方式去防疫的少之又少，普遍表现出的是像西安这样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尽管它有大数据的支持，但政府的管理理念和指导思想都还处于前现代，迷信权力、监控和强制，因此在已经开化和半开化的民意面前，一定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制造民怨和民愤，以致在社会层面削弱当局的抗疫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