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俄崩解酿成中国变局契机？

　　苏暁康评论文章：以乌克兰为战场的欧盟（北约）和美国对决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在正义、武器、战术诸方面，均显示集权制度落后不止一个世纪，俄罗斯近八十年后居然还是老把式出手，只能打一场二战式的侵略战，而西方无须亲自入场，只提供武器、情报、战术，就把俄罗斯打得昏头转向。

1、侵略者下场

　　普京侵乌失败，能够全身而退吗？这大概连俄罗斯人都不会相信，因为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忆中，有两个俄罗斯的入侵者都是身败名裂：拿破崙和希特勒。

　　网上预测，眼下普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不认输，动用化武或核武，与西方同归于尽，其后果不在本文分析之列；二是认输撤军，政权崩解，普京或被杀或上审判台，新领袖割地赔款，放弃强人政治，俄罗斯解体。

　　俄罗斯九十年代解体过一次，说明它的集权体制是维繫帝国的唯一机制，捨其便成碎片；普京重构了一个“新帝俄”，还是逃不脱这种机制。普京重构强人体制和大俄罗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算不上回到斯大林式的苏联帝国，却多少回到了沙俄，这样一种倒退得以成功，说明俄罗斯这个民族的落后，包袱沈重。这两件东西，也会随著普京垮台而衰微，比如普京这二十年建立的执政精英体系，是一个极度腐败的权贵阶层，民怨极深，会被清算；大俄罗斯主义则只能存活于俄罗斯人之中，而被其他边疆民族抛弃。

　　“瓜分俄罗斯的狂潮”，不过是俄帝解体的另类表达，因为这个帝国曾疯狂扩张领土，不能与西欧角逐，却黥吞了辽阔的西伯利亚，而今日本收回库页岛和北方四岛的意愿极其强烈，也势在必行；

　　其次，便是中亚四国达吉斯坦、印古什、车臣、鞑靼，还有一个萨哈共和国，俄罗斯缩在欧洲，除非再次以战争讨伐西伯利亚，对中亚这些边疆国家，可能力不从心。这块辽阔地域，是所谓突厥人的家乡，历史上蒙古人驾驭突厥人征服俄罗斯，建立“钦察汗国”，统治二百年，使得俄罗斯民族的许多特征，如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农奴制、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对世俗的屈从等等，都可以从蒙古那里找到源头。我写过一篇《蒙古风暴》，引述孙隆基的一个感慨：

　　『综观第二千年的前五百年，可以说是中国遥遥领先，但中国的高度发展结果是替别人作嫁衣。这种观察即使确实，仍失诸狭窄。中国的贡献如果成全了蒙古，后者的业绩又何尝不是替第三、第四者作嫁衣。今日蒙古人局促于内亚洲的一个小国内，人口只有两百万，而突厥人的国家至少有五个。至于受益于蒙古旋风的欧洲人则在后五百年代之而兴，成为世界的新主人。世界史似乎有它自己的逻辑，不为狭窄的民族主义思维所框范。中国在后五百年重演这场戏，也当作如是观。』

　　俄罗斯何尝不是如此？

2、大一统情结

　　中俄接壤，历史上曾是宿敌，有领土、霸权等历史纷争，北方威胁随时还会浮想，因为“大俄罗斯主义”，所以中国人即使改了自己的制度，俄罗斯制度不改或假改，仍无安宁。有人算过一笔账，俄罗斯从1689年到1944年，总共侵占了中国1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我有一个帖子《中国的威胁仍在北方》专讲此情：链接　　

　　邓小平时代已经意识到“北方威胁消失”，中共还是惧怕苏俄，绝对不敢问津那北方割让的辽阔疆土，约合42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有国土面积的45%。

　　为什麽？中共强人其实没有“领土”意识，毛泽东一生没有『统一』中国，所以邓小平高度重视『回收香港』，并视其为一生最大满足，但他还是饮恨台湾。这渐渐惯出中共的一种『领袖情结』，谁上台都要以完成『统一大业』为最高业绩；『统一大业』也是这个政权代价最便宜的合法性补充剂，因为被『民族主义』驯化的老百姓最吃这一套，马克思已经不灵光了。

　　只要从中共不问北方辽阔割让疆土、而只盯著东南海上一个岛屿台湾，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特徵。

　　1993年前苏联垮掉，邓小平说："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

　　苏联垮掉之前，虽然跟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苏联对中国是最大的威胁。那时中国的导弹都对著北方，军事部署也是对付北方的。毛泽东在1950年派了很少的兵力去攻台湾，结果被台湾方面消灭了，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与几千年的格局没有什麽大变化：威胁来自北方，目光还是对著北方；对东面的太平洋，没有、也不想有什麽作为。苏联垮台，态势变了，有人说，现在中国的导弹不再对北方了。

　　可是，邓小平最先想到的，不是北方那427万平方公里的割让土地，而东南海上蒋介石逃离大陆后的“反共复国基地”。

3、雪耻

　　近代耻辱，中文里有一句“割地赔款”，也被中共铸锻进民族主义之中，成为一项极成功的“雪耻术”，二〇〇八年夏北京奥运会，就演出一幕“雪耻”大秀，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不遗余力地“申奥”，并以所谓“举国体制”办体育，死磕国际竞技场上的“冠军”，乃是下意识里被“东亚病夫”这个耻辱所驱使的，只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所有这些，都远远不及“收复领土”来得更有效，这也是为什麽中共做足了“九七香港回归”的功夫，彻底的榨取港岛这麽一小块“领土”的收复意义，这被西方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内涵：『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

　　香港、台湾这样的孤城、岛屿，无论面积、资源、物产，怎能跟北方辽阔割让疆土相比？可是，俄罗斯竟然是一个不能问耻、讨债、索赔的“老大哥”，这个逻辑，中共隐晦不谈，从未向人民交代过。毛泽东因为意识形态，还敢跟赫鲁晓夫翻脸，晚年基辛格找上他联手制苏，也打过一仗珍宝岛；邓小平则只顾从“苏共垮台”汲取教训，引以为戒“穷社会主义”要不得，才以走资本主义道路“韬光养晦”；到了习近平，就只剩下舔个脸讨好普京了。

　　中共怕俄罗斯，是骨子里的。

4、南北弔诡

　　历史上，汉人王朝一向重北轻南；中国几千年，文明重心一直在西北，经魏晋南北朝之乱，北方人文大杀，中州人物过江如鲫，而江左人文蔚盛，超过北方，南朝已然，于唐尤甚；钱穆说：『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此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键』。

　　汉人王朝一直对海洋没有兴趣。费正清写《剑桥中国近代史》提到：不知为什麽，当海上已经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后，整个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财政、军备，重点还在对付西北——那时西北正在发生太平天国后期所引起的捻军和“回乱”。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还在西北，没有海军，也没有真正懂得海战的人。高阳的小说《红顶商人》中提到：左宗棠率领军队征西，平定金积堡的回民叛乱，包括后来平定新疆，清朝政府都没有钱给他，他是靠胡雪岩去向西方人贷款。胡就是最早的买办，向西方借银子解决西部的问题。中国当时是有内陆的麻烦，有内陆的压力，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处理好海上来的问题。

　　八十年代，苏联崩解，东亚却成为一个亮点。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1991年台湾外汇存底超过八百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朝鲜半岛军事对峙也缓解了。对于刚刚走出封闭、极权的中国来说，最便捷、难逢的机遇，就是把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找回来，只需要把关键词从“奇技淫巧”转换为“姓资姓社”而已。邓小平一九八〇年从广东擢升赵紫阳来做总理，是为一场“新洋务”的启动。此际的分殊，在邓小平主张有限市场经济、对外开放，而陈云则坚持中央计划指令，并以“反自由化”、“清污”抵触之。四五年间通货膨胀，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8.5%，人心浮动，第二年便爆发学运、戒严镇压。这段“新洋务”触礁于民间抗议，并诱发高层权争，以至于流血政变，因“垂帘听政”故事重演，与晚清颇可一比；赵紫阳的“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亦颇得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神髓。这次洋务运动与晚清最大的区别，是毫无外患（割地赔款），邓小平亟需跟洋人做生意，乃是“救党救国”。

5、宪政的可能性

　　所以，在当下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最利于制度转型的东西，不是诸如民意、路径、理论、经济实力等等，而是中共最缺的东西，即制度合法性的自信，这个党色厉内荏七八十年，丝毫不敢放弃“维稳”，概因此点。

　　假如帝俄再一次解体呢？去收复那427万平方公里，难道不比“收复台湾”具有更大更深远的合法性填补吗？

　　此由南转北的战略转移，对中国意义非凡。

　　——邓小平当年开放南方、经济北伐，皆因无奈于俄罗斯这顶“铁帽子”，他挥军赌气报复越南，也只打个平手，想跟俄罗斯较劲，实力军力皆不够，他又没有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只好忍气吞声；

　　——舍北方沃壤，去图东南一岛，冒下跟美国对决太平洋的战略大忌，也惹翻沿海小国，钩来一个“印太联盟”，通洋之利尽失，只有你转向北方，才能还太平洋一个安宁；

　　——收复北方大片领土，补救中国资源匮乏的弱项，乃神来之笔；

　　——收复领土对中共合法性的补救，应使之更具执政自信，假如这个历史机遇，令中共找回八九之前的改革开放自信，重启宪政道路，循序渐进，那麽中国才真正摆脱百年困境，迎来希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