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记者会为什么好看？

墙内自媒体“传达室”文章：

我的电脑里，保存着朱镕基98年到02年，五次总理记者会的完整视频。

记得那些年，我年龄还小，却对这每年一次的答记者问很是期待，就感觉到有意思，尽管他讲的东西好多都听不懂。

前两天我感到焦虑的时候，又把这些视频翻出来复习一下，看了还是觉得十分提气。

我也在想，他的记者会为什么好看？

01

朱同志口才很好，几乎没人会否认这一点。

他退下来之后出的第一本书《朱镕基答记者问》，成了畅销书。这本书收录了总理记者会整理后的文本，我对照着视频，发现他说话的几个特点。

譬如，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改善。但新的问题随之产生：许多地方在规定的“税”之外，又巧立名目，征收各种形式的“费”，老百姓意见很大。

在1998年的首次记者会上，朱同志提到“费大于税”的问题时，用了一个极为严厉的措辞：

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

讲真，我印象中几乎从没听到哪个官员口中，当众承认过“民怨沸腾”这四个字的。

尽管后来“费改税”因为涉及各方利益，进行地非常艰难，但总理能这样讲，一方面可以稍微舒缓人们的怨气，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官员们施加压力。

毕竟，承认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这样的例子，不是他当总理之后才有的，在上海时就有了。

在去上海当市长之前，他一天地方官都没做过，所以特地去请教了天津的李瑞环同志。李同志对他面授机宜说：

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

朱同志是清华出身，李同志是木匠出身。但大学生听进去了老木匠的话，要拿一点实在的政绩，取信于民。

朱同志选择市民日常最关心的“菜篮子”，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历史上就是个问题。它没有广阔的农地，却有庞大的人口。

1958年，为了解决农副产品的问题，上海曾向隔壁的江苏“伸手要地”，经过中央批准，嘉定、松江等10个县并入上海。可即便这样，到了80年代，上海的“菜篮子”依然到处都是洞，老百姓意见很大。

朱同志花了很大功夫，就怕下属不重视，曾对他们说：

在上海取得民心主要靠 “菜篮子”，你把“菜篮子”丢了，我们就垮台了。

这话不是我杜撰的，是白纸黑字写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里。这本书也是精彩得很呢。

02

朱同志讲话坦诚，也有个性。

他的个性体现在说话上，其实就是一大特点：不假谦虚，有点“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意思。

这个怎么讲呢？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答问时更习惯于用“我”做主语：我想、我感到、我认为…

譬如，开1999年的记者会前，其实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前一年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8%，没有达到。这在改革以来也是少有的情况。

朱同志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中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

其实在说不足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使用个人色彩更轻的“我们”。他没有这样做。

现在有的官员开发布会，就根本听不出他的所思所想，你就感觉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一枚图章在说话。信任感会大打折扣。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位同事，他在汇报中遇到质疑时，口头禅总是“我们下来找一下原因”。他这样说，并不是谦虚，只是个人不愿承担责任。

相反，当仁不让的人，往往更值得信任。

朱同志个性中的当仁不让，有个流传很广的事。

1988年3月，刚出任副书记（还没正式当选市长）的朱同志随上海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会下，一位记者问：“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

朱同志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

这句话后来回到上海被个别人大代表批评，说还没选呢，你怎么这么不谦虚。

还好，江同志帮他说了话：

我认为镕基同志讲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没有错。

朱同志虽然说话时很直接，但行为上不越位。

代表们问他有没有施政纲领，作为二把手，朱同志的回答是：

施政纲领在江同志的工作报告里明确阐明了，要求非常明确，我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去完成、去实现。

所以，在上海时，两个个性迥异的人配合得很好。吴官正同志就有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同志，选择了伟大的朱同志。

或许今后，还可以写一个江朱两位同志是如何搭档的。

03

在朱同志当政的时候，经常上香港媒体的头条。

那些见风是雨的港记，给他封上了“经济沙皇”等等绰号，也最爱使用诸如“发飙”“炮轰”等等标题。

这些东西，虽然大多是为了吸引眼球，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朱同志自信与强势的风格。

这种风格，在困难时期或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却是非常能提振信心的。

例如，2002年11月，他最后一次到香港。

那时，香港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直疲软不振，财政赤字高企，特首董先生“忧心如焚”。

朱同志在港府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我爱香港”的演讲。这可以说是他最精彩的演讲之一。

在演讲中，他先是对香港来了一番激情赞美，细数了香港种种优势。随后以自己做对比，给董先生打气：

我说你这个“赤字特首”跟我这个“赤字总理”比起来，你还差得多呢。我的财政赤字去年是2598亿元呀，我累计发放的国债余额25800亿元，你赶不上我啊。

即使三年以后，你把财政储备花光了，你可以到内地去发行香港五十年长期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

朱同志讲这个话，有他的底气在。

在他主政那些年，中国采取了“货币稳健、财政积极”的经济策略，通过发行国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增长，也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不过，香港的媒体却又封给他一个“赤字总理”的头衔。

对于别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实之词，必须强势怼回去。在2002年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朱同志说：

中国这个赤字没有把它“吃”掉，而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2.5万多亿元的工程。

包括新建 10 万公里的公路，新建5000公里的干线铁路，建设了9500万千瓦的电站，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已经达到 3.2亿户。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的。

我为我们国家不但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影响，而且利用这个机遇空前地发展了国民经济而感到自豪。

说到激动处，他加快语速，挥动双手，一个个数据脱口而出。

在那些年里，朱同志如此这般，强势地掌控着中国经济。他对经济数据的信手拈来，对经济状况的了然于胸，对经济政策的清晰笃定，会让人觉得心中有底。

在任何时代，杰出政治家的标准，都要看他能否激发大众的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快20年过去了，他还是让人怀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