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事件显示中国已沦为“蝇国”

在“蝇国”，从铁链女事件到唐山打人事件都是如此：群情激奋之后，又将春水无痕，而正义的实现，遥遥无期。（美联社）

余杰评论文章：在“蝇国”，从铁链女事件到唐山打人事件都是如此：群情激奋之后，又将春水无痕，而正义的实现，遥遥无期。

中国如同“蝇王”横行的蛮荒之地 

唐山这个中国的三线城市受到全国乃至全球的高度关注，上一次是数十万人死难的唐山大地震，这一次是烧烤店打人事件：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凌晨，唐山市一烧烤店发生一起多名男子暴力殴打两名女子案件，该视频在网络上疯传，激起了极大民愤。

中国员警不动则已，一动则如脱兔，很快，打人的九名男子全数落网——打人凶徒中的“唐山五虎”都是唐山大地震之后出生的，都是唐山大地震倖存者的后人。而且，带头大哥居然是一名有案在身的逃犯，在“天网”笼罩之下的中国，他为何能逍遥法外？该案发生后，更有多若干当地民众发佈视频，实名举报长期欺凌、勒索他们的黑帮分子，唐山顿时成为一个人人谈虎色变的城市。 

民众和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响各不相同。有人批评受害的女性不该在三更半夜到外面吃宵夜，将自己“暴露”在坏人或危险面前，是自取其辱。信奉“进步价值”的端传媒聚焦于男人打女人，认为是“父权制社会对一个普通男人也提供了足够信心支援，让他可以参与到『女性屠杀』中”。戏子成龙不忘来凑热闹，义愤填膺地谴责不敢见义勇为的旁观者，发出跟习近平一样的“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哀歎，仿佛他自己真的是电影中以一敌十的武林高手，若在现场一定会挺身而出，其实他的咸猪手并不比那几个凶徒乾淨多少，被他始乱终弃的苦命女子沦为精神错乱的站街女，他一点也不勇敢和崇高。 

以上这些评论言不及义，就连官媒都承认，此一事件显示“社会治理失败”。而“社会治理失败”只是表面现象。日本历史学者高岛俊男在《盗贼史观下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只有中国这个地方，完全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历史进程，整个社会还是和五百年前、一千年以前没甚麽不同，只要出现一个荒唐无道的暴徒，就能随意把整个社会搞得天翻地覆，所以才会被毛泽东糟蹋得那麽厉害。”

这些暴虐的打人者，谁的躯壳里没有蛰伏著一个“小毛泽东”？中国当代史的两个转折点，一是文革，一是六四。香港作家倪匡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文革的后遗症就是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一个年轻人可以无缘无故地打死老师和校长，却能若无其事、逍遥法外，还能得到最高领袖的接见，耀武扬威，哪还有法治可言？作家苏晓康则指出，中国政府三十年前在首都沿长安街一路屠杀老百姓，等于邓小平“强奸”全中国人一次，这个恶例一开，中国从此就可以当街杀人，而且“满街都是刽子手”，道理很简单：公理、法制皆荡然不存，一个杀人的最高当局，昭示天下即杀人合法。 

二十世纪只有中国这个地方，完全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历史进程，整个社会还是和五百年前、一千年以前没甚麽不同。（美联社） 

经历文革和六四后的中国，跟英国作家戈尔丁在《蝇王》中描写的那个遵循丛林生活准则的孤岛毫无二致：《蝇王》写一群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倖存的青少年来到一座孤岛，一步步从文明走向野蛮的故事。戈尔丁说，“本书的主旨，是试图通过社会的缺陷，追溯回人性本身的缺陷。寓意就是，社会的形态，实际上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而不是政治体制”。书中的核心符号是“蝇王”，它最直接的意象代表是孩子们用来“祭祀野兽”的野猪头，它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被无数苍蝇叮咬，发散出阵阵恶臭，极端恶心和恐怖。它一边连接著孩子们无法战胜的自然神秘主义，一边连接著孩子们因恐怖而被激发的惊人兽性。它强烈暗示著一个极度邪恶的恶魔，这个恶魔代表了堕落、毁灭、腐化、歇斯底里和恐慌。“蝇王”这个源于希伯来语的名词，在《圣经》中被称为“万恶之首”。在中国，毛泽东是蝇王，邓小平是蝇王，习近平也是蝇王，他们的身边，围绕著无数的苍蝇。 

“蝇国”的特徵是个体原子化、社会野蛮化和权力黑帮化 

唐山打人事件并非偶然和孤立的个案。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不单单是因为事件本身的恶劣，更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深陷于恐惧不安中，此一事件激发了他们更大的恐惧和不安，这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称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的说法，不啻是一大嘲讽。蝇王肆虐的中国已然沦为“蝇国”，“蝇国”有如下三大特徵： 

其一，个体原子化。在西方，希腊文明中产生了古典公民共和主义的政治共同体理论，强调政治生活中共善、公民自治、以及德行的重要性，产生了优质的“生命共同体”观念。近代以来，新的共同体则由国家、市民社会及民族三个观念来建构。市民社会比国家和民族更重要，它建构出市场与公共领域这两大近代自由主义的支柱。然而，在包括共产中国在内的极权国家，党消灭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让个体原子化、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这样就能如臂使指地对所有人实行有效的独裁统治，且防止出现民众彼此联结而形成反抗力量的可能性。 

其二，社会野蛮化，暴戾之气氾滥成灾。十多年前，杨佳事件发生时，我与刘晓波撰文反对艾未未等将杨佳“大侠化”的思维方式，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走向准法西斯社会的趋势。我们的这种意见遭到当时的主流民意铺天盖地的攻击，但十多年之后，中国社会确实在在这一道路上夺命狂奔。 

日前，流亡美国的基督徒、公民维权活动人士施明磊在脸书上感歎说：“有时候，中国人语言的粗鄙到了让我怀疑汉语是否出了问题的程度。”她举例说，一位在美国最好的高校博士毕业，在美国最好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多年的华人菁英，张口闭嘴“牛逼”、“操”、“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应该多吃屎”。中国的商业公司广泛流传马云的名言“九九六是福报”，阿里“十八罗汉”彭蕾在湖畔大学给创业者们授课讲 “选拔员工的标准之一是皮实，也就是耐操”，很多高科技公司甚至到了讲话不带脏字都不会说话的地步。中国公司和朋友圈的性骚扰用语，好像成了拉近关系的方式。 

唐山打人事件并非偶然和孤立的个案。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不单单是因为事件本身的恶劣，更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深陷于恐惧不安中。（美联社） 

施明磊认为：“中国的商业精英们，选用越来越粗鄙的话语，夹杂著对其他种族的歧视，民族主义的仇视，对个体尊严的完全的践踏，以及骚扰性的语言，都映射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普世价值的缺失，全球化中开放、包容的缺失，男权社会的根深蒂固，以及公民权利和个体人权及尊严的缺失。取而代之的，是回到你死我活的丛林社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金钱至上，掌握了权力和话语权就掌握了一切—包括其他个体的尊严和命运。” 

其实，粗鄙的语言并不仅仅出现在共产党官员和商业菁英的圈子内，即便是海外反共圈也如此。一位流亡美国、反共颇为卖力的名校退休教授和“京城名嘴”，在私下聊天和油管的公开节目中，也是开口闭口就是粗话——仿佛粗话成了豪爽的卖点。反共者与共产党惊人地“精神同构”，这是共产党最大的成就，也是中国民主化道路上难以逾越的天堑。 

其三，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及县城，呈现出警匪一家、警匪共治的奇观，权力彻底黑帮化。 

美国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讨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黑帮化趋势。传统中国乡绅阶层瓦解，使得新政权任用新式土豪作为“包税人”，造成乡村凋敝、秩序崩溃，也成为共产党发动农村革命的契机。学者黄海在如同续集的《灰地——红镇“混混”研究》一书中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混混”也即毛泽东所说的“流氓无产者”被邀上台、成为主角乃至“尾大不掉”，暴力游戏规则逐渐形成。面对更不要命和更不讲规则的“混混”，村民失去了集体抗争的勇气，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杜赞奇和黄海考察集中在农村和乡镇，而唐山打人事件显示，同样的“黑帮内捲化”已高歌猛进到县城及若干二、三线城市。有趣的是，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后，网上流传网友製作的一张人物画像，标注为“远离这类穿搭人群”——劳改的发型、圆头圆脑圆身体、金链子、BOY牌的T恤（又紧又露肚子）、纹身、爱马仕皮带、手包、手串儿、短裤或紧身牛仔裤、不穿袜子的豆豆鞋。虽说不能完全“以貌取人”，但从这一描述可知，黑帮分子或黑帮分子嫌疑人已然形成某种特定的外在形象，可以跟穿著中山装或西装的官员相媲美，他们都是围绕在“蝇王”身边的苍蝇。 

在“蝇国”，从铁链女事件到唐山打人事件都是如此：群情激奋之后，又将春水无痕，而正义的实现，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