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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评论分析文章：中共二十大“胜利开幕”，又“胜利闭幕”，从胜利走向新胜利。这次会议，高奏习近平式政治与思想的主旋律，悍然排除黑箱透亮之干扰，以大洗牌的决定性步骤，进一步破旧立新，否定“任期制”束缚及“五湖四海”传统，鲜明地将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大党，改造为“习家军”团伙的升级版“习家党”，实现了所谓“习近平最大化”，堪称中共历史上一大飞跃。

　　■“新时代”的“新阶段”

　　当此凯歌高奏之际，吴国光先生的观察很值得注意。他认为，“中共二十大的最大主题，在于事实上宣布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几个字，中共固然还在提，却已只是说说而已，习近平的新时代，“突出‘安全’，强调‘斗争’”。吴先生指出，这是“中共治国路向的再转移”。同时，他认为，在“习近平最大化”的表象之下，“新的派系已经在冒出来，新的派系架构在未来会越来越清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主要的基本点，落在改革开放上，而改革开放，实质为市场化，发展市场经济。习近平下很大工夫改变中共的治国路向，就对准着市场化的导向。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成为党魁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松动计划生育政策、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被人们视为亮点，引起广泛关注。于是，人们或许较少关注这个决定中那至关重要的一笔──中共宣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对市场作用的强调，实为虚晃一枪，市场化导向，已经悄悄地被放弃了。

　　其实，这一路走来，就颇为曲折。中共十四大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目标，十年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然而，再十年后，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回过头来，总算是承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说明，历数中共十五大到十八大，每次对所谓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都稍有修改，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表述新的“重大理论观点”，承认市场“决定性作用”，其间，经过了二十多年。

　　这当然不奇怪，中共面对市场经济的犹豫不决、摇摆不定，是它的本性决定的。正如吴先生指出的，“最大的艰难来自于下述悖论：中共既要借助市场机制发展经济，又恐惧市场的社会政治效应挑战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年，胡赵改革派竭力推动，好不容易才确定要实行“有计划调节的商品经济”，八九事变以一场政变和屠杀击败了改革派，中共保守的党政官僚集团立即向“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倒退过去。只是，保守派在胜利与得意之中，漠视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已明显不得人心。摇摆持续了两年多，还是不得不向市场化的趋势低头。

　　接纳市场经济，同时仍然坚持中共一党专政，完全不相容的两者，硬要捏在一起，导致市场经济徒有其表，各种矛盾日趋尖锐，而中共一党专政趁势升级换代，狂妄地追求主导全球霸业。

　　不过，话说回来，不再坚持市场化导向，推进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不那么容易。

　　治理，若是在市场化前提之下，可以展现施政理念与智慧，展现本事与能力，不是单凭简单粗暴的蛮干就算英雄好汉。然而，治理现代化本身成为目标，撇开市场化而基于中共一党专政，事情就完全不同。人们看到的是，蔡奇管北京，一招清理低端人口，只见蛮干，丝毫没有治理的影子，而李强管上海，也未见比蔡奇高明，遭遇疫情发作而放弃与病毒共存，奉命封城，却弄得天怒人怨，到后来还干脆否认封城，怪罪民间自治出了乱子。大上海被管得一团糟，治理完全不及格，李强倒要荣升总理了，岂非咄咄怪事。

　　据说，李强的形象因上海的严格封城受到影响，但关于他工作能力的口碑不错，而蔡奇，十年前曾到访台湾，那时人们对他也印象蛮好。那么，奇怪或者不奇怪，这些人一旦进了习近平团伙的圈子，就不能不变。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习近平团伙的治理能力简直是大笑话，真本事全都在吹牛拍马屁上，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沦为空谈。依吴先生的观察，可以肯定“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新时代是个啥，又虚幻得很。

　　若干脆以“全面发展／安全／斗争”为中心，宽了不是窄了也不是。且与“阶级斗争为纲”太过相像，未免不大好意思，而保持些“战略模糊”，也不大像话。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模糊也具体，它的问题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而这个“主义”是超越现实发展阶段而“跃进”之果，从理论到现实都一团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有补锅之效，人们还能接受。况且，邓小平知道那“主义”之缺陷，干脆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主要部分的中共“基本路线”，都号称坚持一百年不变，以减轻民众对“折腾”的恐惧。

　　百年不变，就难以满足习近平展示他“伟大”与“创新思想”的欲望，那就哪怕你百年奋斗尚且时间未必足够，到了他的手上，就须“不破不立”，要有“新阶段”与他的“新时代”相匹配。至于这“新阶段”的名目或内涵，“破而不立”也没有关系，从模糊走向清晰总需要时间嘛。

　　■进展与倒退

　　不分青红皂白地“破”起来，倒退就成为今日中国的大趋势。

　　不过，中国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艰苦地取得微小的进展，即展现似乎很大的变化，而进展的局限逐渐就显露出来，原来那进展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伴随进展而“附加”的反方向变化，原来却大得多。

　　–农村体制。合作社经济原本以初级社普及而推进，忽然就迅速推进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社普及，取得成功后，又再试图升级，搞人民公社化，结果高级社迅速普遍化的恶果在公社化之际显现，遭遇惨败，不得不退却。妥协的结果，内里再回到初级社的规模，即所谓“队为基础”，同时，仍维持公社体制。这一不伦不类的四不象，持续了十多年，其间，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尝试一直不断，到“文革”结束，它再形成为大趋势。土地承包大潮涌起，农村与农业，看上去面貌一新，其实，农民只是得到了承包土地的权利，他们对土地本身的权利至今仍然被中共压得死死的。如今鼓吹所谓“人民经济”的温铁军之流“专家”，一直即以反对“土地私有”著称，他们的得势不是什么好兆头。

　　–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的“毛细血管”一向都很发达，但市场的“动脉”、“静脉”系统在官僚体制压制下难以成长，因为后者有能力控制商人、制约市场“毛细血管”，却无法容忍市场“动脉”和“静脉”成长为全国性网络而挑战其权威，致使中国长久地在市场经济的前现代阶段徘徊。中共取得政权，其“新民主主义”主张本来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但毛泽东偏偏中断了“新民主主义”而跃向“社会主义”，致使市场经济仍匍匐于计划体制压制之下。改革开放时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为市场化导向，倘若仍以“计划导向”则无所谓改革开放。

　　邓小平最后一搏，迫使中共承认市场经济为发展方向，同时却仍然在市场经济头上压一顶“社会主义”帽子，这就为国有体制的垄断、控制，为权力集团的私利，也为“国进民退”之类逆市场经济，预留了极其广阔的空间，而中共顽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权力仍然缺乏监督缺乏制约，则难以避免权力与市场交易的欣欣向荣。这样的拒绝政治民主化的市场经济发展，本就注定着走向邪恶。中共反其道行之，视政治民主化为“邪路”，以拒绝“改旗易帜”来包装其借助市场力量发展邪恶帝国之举，美其名曰“中国模式”。

　　–加入世贸组织。改革之初十年，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市场化之经济，其本性乃无视国界的全球化经济，国民收入低下，致使国内市场较小，难以适应市场化的经济发展。于是，在赵紫阳当政时就有所谓“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所谓“大进大出”的尝试，到市场经济被承认为改革方向，抑制保守势力而加入世贸组织（WTO），外部市场对中国开放，崛起举世瞩目，更一跃而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共对开放的承诺迟迟不兑现，对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极其迫切，对本国市场准入则极其抗拒，如此怪相持续了十多年，终于引来美国川普政府反击。在中共眼里，这当然是美国人对中国打贸易战，而它基于蚕食、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垄断本国市场的“主权利益”则不容侵犯，发誓“以牙还牙”，坚决维护不公平贸易。于是，人们看到，贸易战变得常态化，更有发展为经济战的趋势，而且，人们也认识到，中共虽然从不使用“脱钩”一词，也坚决表示反对“脱钩”，但是，与对手的方式不同，中共其实一直在布局自己的脱钩战略，这可以追溯到20年前，延续至今。

　　如此来看，所谓倒退，对中共而言其实更为常态，每一微小进展若无更保守的倒退相伴，反而奇怪了。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农村土地承包还在热闹着，中共就通过八二修宪将城镇土地国有化，为国有体制之长远未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但是，中共二十大在“加速”之中，竟然有意外发生。人们关注它，很自然，很正常。

　　■胡锦涛“被离场”事件

　　中共二十大上发生在高层的这一事件，举世震惊。

　　闭幕式上投票尚在进行之中，选举中委、中纪委的投票结束，下一轮投票尚未开始，采访记者被准许进入之际，意外发生了。

　　这很有意思。在中共眼里，似乎中委、中纪委选举高度机密，不宜让外人知道，其它的投票就可以不那么保密了。这一心理有何奥秘，道理何在，大概只有中共自己知道。

　　栗战书，还有王沪宁，似乎察觉胡锦涛翻阅其文件时有异常状况，似乎觉得那文件有什么问题──中委选举已经结束，那文件很可能与新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组成有关。也许感觉事情不妙，栗战书伸手干预，王沪宁也帮腔，但胡锦涛不配合，双方互不相让。在胡锦涛另一侧旁观的习近平，或许是担心眼前这居然不肯配合的胡老爷子还会有更多更大的动作，于是示意手下人过来，令其逼迫胡锦涛离场。胡锦涛还是不配合，事情就闹得有点大。紧张气氛之中，其他人都还算镇定，胡锦涛显然很生气，而栗战书紧张得直擦汗，毕竟事情看上去是因他而起。

　　若是所谓“健康原因”，当然不会气氛紧张，有人起身表示关切或有人起身帮着搀扶胡老，都很正常。当年胡耀邦在高层会议上突然发病，难以想象在场其他人一个个都端坐不动，不予理会。

　　可现在事情偏偏明摆着是政治事件，若胡锦涛竟然大声说句什么，那事情就闹大了。在场的人们只得故作镇定，维持局面，与胡锦涛关系密切的李克强、温家宝、汪洋、胡春华等人也都默不作声。胡锦涛孤立无援，只好退让，离开这个最富黑箱意味之地，让他们折腾去吧。

　　若是事先有所安排，习近平自己完全可以不出面，而让身为大会秘书长的王沪宁对手下人下令，那样就好看得多。而在现场，毕竟习近平与栗战书之间隔着一个人，与王沪宁之间隔着两个人，耳语沟通不便，而他又偏偏喜欢表现当机力断，就真的“亲自指挥”起来，让全场都看到，他亲自召来手下面授机宜，事后手下还回来对他汇报，显然他是将因文件或内部交易而争执的事情升级为政治事件的责任人。事前若是真的如此安排，那实在太蠢了，不过，中共现在已经进化到喜欢公开标榜自己的愚蠢，倒也不能完全排除习近平真的就是打算公开羞辱胡锦涛。

　　问题还出在，人们看来都低估了胡锦涛。先前，胡锦涛忍让了许许多多，现在，他就坐在习近平身旁，却忽然不忍受不配合，当众持续坚持与争执，被迫离场也还是对习近平说了些他想说的话，还不忘对李克强示意。他撤退也不狼狈，表现还行。

　　至于习近平，他显示出了他的敏感和果断，显示出了他的坚定和凶狠，但是，似乎没有人能从这一事件看出他有政治家的气魄和胸怀。毛泽东曾要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可以说，在这一点上，胡锦涛的表现比习近平要好很多，也可以推测，胡锦涛正是对这一点有所坚持而在二十大闭幕时竟然与习近平等人公开争执起来。可惜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样的争执似乎太少，而且今后会不会再有都很难说。当然，这样“加速”，习近平觉得很好，那只能由他去。

　　无论如何，中共的黑箱居然被这几位高级人物撕开了一条缝，又恰好已有记者在场，被全世界看见了。这几位究竟是否算得上“男儿”，还不好说。

　　现在人们看到，“习近平身边都是唯唯诺诺的男人”，“甚至没有任何唯唯诺诺的女人。”这样的局面，可以说明习近平对身边人的掌控能力之强，也同样表明他的掌控能力之弱，而融强弱于一身，却正是习某人之特色。

　　中共二十大闭幕，它的成功在于所谓“习近平最大化”，它的特色则在于西方记者所谓大会之中“随处可见对习近平的奉承”。六十多年前苏共二十大，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批判和否定斯大林著称，与现在的中共二十大，形成鲜明对照。苏共未能避免灭亡的命运，毕竟在改革中放弃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有了一个向好的模样，而习近平手上的中共，发誓顽抗到底，且“加速”而乐此不疲，那它的命运，只有老天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