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习近平画像与阳具中心主义

上海万圣节游行中，出现很多LGBTQ的元素。有女子将自己装扮成阳具，最后被警察带走。有评论认为，这样的行为艺术嘲讽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中“阳具中心主义”的现状。遍布中国街头的巨幅习近平画像也是这种阳具符号的隐喻形式。

2023年上海的万圣节游行是2022年乌鲁木齐中路“白纸运动”以后上海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议报”发表文章《政治隐喻与去中心化社会运动——评2023年上海万圣节游行》（文章链接），作者黄意诚指出，当下中国的文化霸权被官方严厉把持，强调一种疯狂的排外主义、民族主义和父权中心主义。

实际上，民族主义与父权制是同构的。习近平就是中国父权制最核心的符号，是当下中国社会文化中绝对的禁忌，不允许任何人触碰。

在上海万圣节游行中，我们看到很多LGBTQ的元素。如有女子将自己装扮成阳具，最后被警察带走。

这样的行为艺术嘲讽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中“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现状。遍布中国街头的巨幅习近平画像也是这种阳具符号的隐喻形式。对符号秩序的挑战和对暴力机器的挑战是等价的。

其他如程蝶衣（张国荣）扮演的虞姬形象，以及许多其他模糊性别界限的化妆表演，也可以看作对社会性别秩序的挑战。

作者说，对于这样大规模自发性的社会运动，官方很难直接禁绝，因此采取收编的方法。对于一些有明确政治含义的图像（如“达到程蝶衣”）采取了封禁，其他的图像则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们在内网传播。这与中国官方严禁民众在内网提及“白纸运动”形成反差。

但只要民间有自组织的能力，就总会发出“不和谐的杂音”，进而与官方话语对峙、叫板。未来官方的话语仍会继续与民间进行来回拉扯的攻防战。相比于现在已经“筋疲力尽”的香港社会，内地如上海的社会运动仍然在方兴未艾的阶段，还有很大的社会能量没有释放出来。

可以预见到2023年上海万圣节游行会载入上海和中国社会运动的历史之中，未来年轻人在去中心化的实践中，也必然会自行发展出更加多元化且有创意的抗争形式。

李克强的十年：偶尔试图挣扎，没有出彩政绩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从“破壁者”到“隐形人”：逝者李克强，和他担任总理的中国十年》，作者卢杨、韩大狗和荒川回顾了李克强从2013年3月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到2023年10月去世这十年的政治经历。文章指出，在第一个总理任期之内，无论是什么原因，“李克强经济学”没能够充分展开，也失去了其在实践中检验长期效力的机会。尽管如此，李克强的经济路线，获得了长达三四年的贯彻空间。其中的许多尝试，也大幅度影响、定义，并依旧主导着中国人的日常经济生活。

在李第二个任期的末尾，二十大即将召开之时，反而在境外的媒体与言论平台出现了不少政治流言，称党内退休老干部对习近平的清零路线不满，有意让李克强接任一把手，即所谓“习下李上”。文章认为，老干部们就算存在不满，他们的政治影响也早在2012到2017年这五年间，就已经被肃清。李克强通过胡锦涛和“团派”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实在只存在于人们的臆想之中。李克强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已不可能对政局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即使对于他本职之内的经济工作，也只能做一些缝缝补补。他的想法相比于习而言更为现实和理性，但本身其实也并未有多少能力扭转颓势，更不用说是被捆住手脚之后了。

文章指出，如今，在怀念生前主政十年中很难说有出彩政绩，偶尔试图挣扎，又手脚日益无法伸展的李克强时，他生前所言“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一再成为线下和线上人们使用的一个符号，在憋屈与无奈的现实中，寄托著一丝渺茫而不失由衷的希望。

爱国不是强制性的政治义务

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民主季刊》第4期发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者周保松的文章《自由爱国主义》。文章认为，未经充分反思且得到合理证成的爱国主义，不值得我们无条件服从。要满足这条原则，我们的社会就必须要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容许公民对爱国主义的各种主张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也要容许人们有是否爱国及如何爱国的选择空间。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这些主张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作出明智判断。

文章说，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会特别重视四项价值：秩序、自由、平等和正义。也就是说，一个值得我们效忠的国家，必须以这四者作为它的宪法基础。这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这些价值完全实现，才去认同这个国家，而是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追求和实现这些价值，我们也以这些价值去判断和约束国家的作为。如果既有的政体严重违反这些价值，我们就没有认同和效忠的义务，甚至有不服从以至反抗的理由。

作者强调，在民主社会，爱国不是强制性的政治义务，人们对于应否爱国以及如何爱国，可以自由辩论，甚至可以对国家的重大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和质疑，例如发起各种反战运动。经过自由思考和严肃探究后形成的政治信念，会令个体更加知道自己为何而爱、如何去爱，以及爱的界线和限度。事实上，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需要公民有过度的爱国狂热，而只需要他们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过好自己的生活，并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参与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