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隐喻与去中心化社会运动：评上海万圣节游行

2023年上海的万圣节游行是2022年乌鲁木齐中路“白纸运动”以后上海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参与的人数达到数千人之多。

从10月28日到31日，连续四天都有市民聚集在延安东路高架与南北高架交点（上海市区中心点）的西南侧区域，主要在巨鹿路、长乐路、淮海中路、成都南路一带，这个区域距离乌鲁木齐中路步行时间大约十分钟左右，属于原上海法租界，原本都是外国人密集的高消费地区。

连续4天的社会运动，气氛相当轻松，没有人被捕。到11月1日（周三）晚，上海警方出动大量警力包围这个区域，但已没有集会者出现在现场。

在2022年的社会运动中，上海的示威是属于全国的“白纸运动”的一部分，只是上海的诉求最激进，许多示威者遭到逮捕，为许多参与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因此当10月31日（周二）晚警察将集会者围在延安东路与南北高架桥下方时，许多参与者说引发了他们巨大的焦虑与恐惧感。

但因为参与者实在太多，警察可能是担心发生踩踏事件，将人群往南侧疏导，由此成为自发产生的嘉年华式游行。相对于同一时期中国其他地方纪念李克强逝世的悼念活动，上海的社会运动形成了独特的语汇和剧目（repertoire），显示出上海的独特性。

原本“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理念主要来自于2019年的香港，但当时的香港仍然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虽然没有大台，仍然有许多小的社会团体在动员。

相比之下，内地的公民社会非常荒芜，因此“去中心化”的程度比香港更加高。2023年的万圣节游行又比2022年的乌中路集会更加“去中心化”。这种“去中心化”的社运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活动者的安全，也增高了政府和警方的监控难度。

整个活动是没有人组织的，分散的社会成员自发性地聚集在一起。大部分参与者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少部分活动者则使用隐喻的形式来影射时弊：如装扮成男性生殖器的女子、“小熊维尼”套装（暗指习近平）、挂着“打倒程蝶衣”牌子的京剧扮相等等。

最勇敢的莫过于有人在身上贴满白纸，在被防疫人员“大白”用巨大的棉棒做核酸时举起白纸。我们都知道这样做在中国内地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每位活动者都发挥自己的创意，将自己的“剧目”带到现场，使得夜晚的上海街道成为一个流动的盛宴。普通市民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自发地构造自己的语汇，萌发出与官方话语相对峙的“平行文化”。

“平行文化”是1968年捷克的哈维尔等社会运动家们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社会运动需要构造与官方话语不同的“平行文化”。这种“平行文化”如同野草般生长，慢慢就能取代官方话语的霸权。这个过程往往是漫长的。

实际上，上世纪六十年代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布拉格之春”等社会运动，资本主义阵营的社会运动也达到高潮：美国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日本有安田讲堂事件、法国有“五月风暴”，等等。这一批社会运动产生出巨大的文化影响，摇滚乐和流行音乐的基本范式即产生于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运动，其中的代表人物Bob Dylan甚至后来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用法国的文化理论家的话来说，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是社会运动的凝结物。

当下中国的文化霸权被官方严厉把持，强调一种疯狂的排外主义、民族主义和父权中心主义。实际上，民族主义与父权制是同构的。习近平就是中国父权制最核心的符号，是当下中国社会文化中绝对的禁忌，不允许任何人触碰。所有约定俗成指代习近平的隐语都变成遭到封禁的敏感词。

多年前，我曾与一位意大利朋友一起游览天安门广场。这位朋友问我，如果他穿一件印有小熊维尼的T恤走过长安街，是不是会被逮捕。我回答一定会的。这种敏感与禁忌给社会的心理带来巨大的阴影和压抑感，它依靠这种约定俗成的神秘感来达成对社会的压制与统治。因此，社会运动首先就要挑战父权制的符号秩序。

无论是乌中路的“白纸运动”还是万圣节游行，女权运动、同性恋及双性恋、跨性别、酷儿运动（LGBTQ）都处于中国社会运动的最前线，这绝不是偶然的。在香港的社会运动中，这个特点体现得没有内地那样明显。这也是因为内地的社会文化比香港更加压抑。

在上海万圣节游行中，我们看到很多LGBTQ的元素。如有女子将自己装扮成阳具，最后被警察带走。这样的行为艺术嘲讽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中“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现状。

中国政府对社会的统治，既依靠暴力，也依靠人们对这种暴力机器的恐惧，这种自上而下的暴力与自下而上的恐惧共同构成一种符号秩序，位于这种符号秩序中心的就是父权制与阳具的符号。遍布中国街头的巨幅习近平画像也是这种阳具符号的隐喻形式。

对符号秩序的挑战和对暴力机器的挑战是等价的。我记得去年11月26日在乌中路领喊口号的活动者在喊完“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后又接着喊了“父权制……”但可惜应者寥寥。行为艺术与社会运动之间从来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其他如程蝶衣（张国荣）扮演的虞姬形象，以及许多其他模糊性别界限的化妆表演，也可以看作对社会性别秩序的挑战。

对于这样大规模自发性的社会运动，官方很难直接禁绝，因此采取收编的方法。对于一些有明确政治含义的图像（如“达到程蝶衣”）采取了封禁，其他的图像则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们在内网传播。这与中国官方严禁民众在内网提及“白纸运动”形成反差。

甚至有半官方色彩的胡锡进也出来对上海万圣节游行表示支持。但他采用的叙事方式意在将自发产生的社会运动收编到官方的话语中来，这是他们一向习惯的“拉一派打一派”手法。但中国政府的统治方式一直是压制、拆散民间的自发组织，当人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莫名其妙地以一个西洋节日的名义组织起来，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是恐惧的。中国官方对待香港“反送中”运动采取了污名化的宣传，对待“白纸运动”采取了封禁和消音，对待万圣节游行则采取收编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的宣传和叙事策略。

但只要民间有自组织的能力，就总会发出“不和谐的杂音”，进而与官方话语对峙、叫板。未来官方的话语仍会继续与民间进行来回拉扯的攻防战。相比于现在已经“筋疲力尽”的香港社会，内地如上海的社会运动仍然在方兴未艾的阶段，还有很大的社会能量没有释放出来。可以预见到2023年上海万圣节游行会载入上海和中国社会运动的历史之中，未来年轻人在去中心化的实践中，也必然会自行发展出更加多元化且有创意的抗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