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习管理经济的后果 最可怕是这点

保罗·克鲁格曼文章：2023年，美国经济的表现远远超出预期。人们普遍预测的经济衰退并未发生。许多经济学家（虽然不是我）认为，要降低通胀，需要多年的高失业率；相反，我们经历了无懈可击的通货紧缩，通胀率迅速下降，却没有付出明显的代价。

但世界最大经济体（或第二大经济体——取决于衡量标准）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在取消为遏制疫情而采取的严厉“清零”措施后，中国经济将出现繁荣。然而，中国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表现不佳，除了官方公布的GDP增长了5.2%外。

但人们对这个数字普遍持怀疑态度。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很少将其经济统计数据政治化——不过川普若重新执政，我的答案恐怕就不好说了——但专制政权经常这样做。

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似乎步履蹒跚。即使是官方统计数据也显示，中国正在经历日本式的通货紧缩和高青年失业率。这不是一场全面的危机，至少现在还不是，但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停滞和失望的时代。

几年前似乎还将要称霸世界的中国经济为什么陷入了困境？

部分原因在于领导不力。习近平主席开始变得像是一个糟糕的经济管理者，其任意干预的倾向——这是专制者惯做的事情——扼杀了民营部门的积极性。

但即使习近平是更好的领导人，中国也会陷入困境。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模式显然已经变得不可持续。正如斯图尔特·帕特森所指出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非常低，这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金融抑制——对储蓄支付低利息，并向受青睐的借款人发放低息贷款——这压低了家庭收入，并将其转移到政府控制的投资中；薄弱的社会保障网络导致家庭积累储蓄，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等等。

消费者购买力如此之低的情况下——至少相对于中国经济的生产能力而言是这样——中国如何能够产生足够的需求来维持产能的使用？正如迈克尔·佩蒂斯指出的，主要的方法是促进极高的投资率，超过GDP的40%。问题是，投资这么多钱，很难不发生回报严重递减的情况。

诚然，如果像本世纪初的中国那样，在追赶西方经济体的过程中拥有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和高生产率增长，那么很高的投资率可能是可持续的。但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下降。虽然中国在某些领域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能力，但其整体生产力似乎也在停滞不前。

简而言之，这不是一个能够将GDP的40%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国家。

这些问题至少在十年前就已经相当明显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变得尖锐起来？国际经济学家喜欢引用多恩布什定律：“危机酝酿的时间比你想得要长得多，而它发生的速度又比你的预想快得多。”中国的情况是，政府通过推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多年来掩盖了消费支出不足的问题。事实上，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房地产业规模已经大得离谱。

但泡沫最终会破裂。

在外界观察人士看来，中国必须做的事情似乎很简单：结束金融抑制，允许更多的经济收入流向家庭，并加强社会保障网络，让消费者觉得没有囤积现金的必要。这样，中国就可以减少不可持续的投资支出。

但也有一些强大势力从金融抑制中获益，尤其是国有企业。当谈到加强社会安全网的时候，这位被视为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人听起来有点像密西西比州州长，他谴责创造“懒人”的“福利主义”。

那么，我们应该对中国有多担心呢？在某些方面，中国当前的经济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然而，日本最终很好地控制了经济减速。它避免了大规模失业，从未失去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在接下来的30年里，每个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的实际GDP实际上增长了50%，与美国的增长率相差不远。

我非常担心的是，中国的应对可能不会那么好。面对经济困境，中国的凝聚力如何？中国是否会试图通过出口激增来支撑其经济，从而与西方推动绿色技术的努力背道而驰？最可怕的是，它是否会试图通过军事冒险主义来转移人们对国内困难的注意力？

因此，我们不要对中国的经济下滑幸灾乐祸，这可能会成为所有人的问题。

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时报的专栏作家。他也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杰出教授。克鲁格曼因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方面的成就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