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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眼可见:中国中产返贫已在路上

www.creaders.net | 2024-06-25 20:06:42  腾旭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如果最终不能以撬动大多数群体为代价,那么这种反噬将会很快到来。

  2022年12月7日,中国突然全面解除新冠病毒的各种封控,结束了三年的清零策略。当时国内外的一众大公司CEO都曾预测,中国经济将会很快迎来“报复性消费”,商家据此大笔投入,扩大经营范围。但从那时解封至今,消费降级、中产返贫、青年失业率、通缩、35岁危机,断崖式降薪等话题都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占据国内互联网的热搜榜。

  从乐观到悲观,往往只需要一瞬。人们的乐观预期有多大,随之而来的悲观失落就有多大。

  何谓中产?

  根据北师大201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月均收入5000元以上的群体有7000万人,媒体随之把这这部分群体划分到“中产”。

  随之而来的,就是乐观下的大公司对未来中产扩大所做出的消费升级布局。不仅仅是阿里,星巴克、山姆等国外消费公司也在为这7000万且还在不断扩大的中产群体布局,一切都为了想当然的更多中产所带来的消费升级。

  但历史不总是前进的,经济也是如此。

  今年1-4月,中国个人所得税为5007亿元,同比下降7%;前两个月,全国个人所得税为3262亿元,按年下跌15.9%,个人所得税的降低,为中产返贫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

  从2019年到2024年,差不多五年时间过去了,中产群体没有呈现显著的增长,反之,各项数据都在表明,这一群体不仅仅没有扩大,反而有萎缩的迹象。消费降级已然成为了趋势。

  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6%,2023年降至5.2%,今年预计有5%的增长,GDP增长率放缓,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费和中产的塌陷。而具体到微观上,更多人的就业出现了困难,收入下滑甚至是增长停滞,这些问题都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正如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所呼吁的那样,GDP的增长率应该更多由国内家庭消费贡献,而不是再依赖过去的出口和投资。

  但消费降级本身,就是市场下的个体选择。当大多数人都选择消费降级减缓支出的时候,反映到宏观经济上,那就是消费的疲软和萎靡。

  为什么经济复苏会乏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房价下跌影响到家庭资产占比中最重的一环导致消费缩减之外,更多行业的不断凋零,也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消费信心。

  2021年,针对教培行业的双减策略,让大量校外教培企业亏损或倒闭。中国教培行业从业者高达千万人,尽管在看不到的地方,依然有大量的小型教培机构或个人存在,但在明面上,这个行业失去了数千亿美元甚至更多。

  如果把新冠病毒作为一个时间节点的话,哪怕是在2024年的今天,中国的很多经济数据依然没有回到2019年同期。

  尽管在新冠病毒解封后,的确有一些报复性的消费存在,但更多的消费“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几乎再也找不回来。一个人一个月理一次发,一天吃三顿饭,失去的消费场景是无法弥补回来的;哪怕是在解封后的今天,一个人也不会因为解封,就多理一次发,多吃一顿饭。

  失去的消费回不来,而消费信心就是在这样的长周期性下,慢慢被消磨殆尽的。

  相较新冠病毒期间经济活动的停滞,在解封后经济的反弹当然会有,但反弹不是回到之前的位置,失去的东西或许永远也找不回来了,这不仅仅是指心理上的,经济上的也同样如此。

  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当消费开始放缓和低迷的时候,人们的就业和收入就会受到影响,这两者之间彼此影响互为因果,叠加房地产的下行,共同导致了今天的消费降级和中产返贫。

  房地产在其中的作用,堪比就业和消费。过去,由于中国投资工具相对较少,加上资产不能自由进出,因此更多人选择买房和储蓄,因此家庭总资产中房子的占比一直很高(高达70%),而随着恒大和碧桂园事件的影响,房价普遍下跌的背景板下,家庭资产总值不断缩水,财富效应缩减之下,消费支出低迷也在情理之中。

  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消费偏好一旦形成固化,可能就再也无法恢复了。比如今年“五一”期间,人均六百多元的消费额,依然不及2019年同期。

  当人们习惯了以更节省的状态来应对生活,那么对宏观经济来说,无疑是致命性的,现代商业社会建立在消费之上,当人们消费支出开始放缓的时候,危机也开始酝酿。

  随着国内的天花板不断开始显现,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选择出海,寻找更广阔的天地(其中拼多多和字节跳动的出海成绩是最亮眼的)。公司出海是不得已的行为,但对国内的消费者而言,出海往往只意味着公司的收益,这种收益很多时候也很难反哺到国内经济上。

  最关键的,可能还是社会公共保障体系的建立,这几乎是宏观经济的基石。

  今天我们所遇到的经济增长放缓和消费瓶颈,可能是从未遇到过的,当消费者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开始扩大的时候,社会公共保障体系就应该为他们兜底,让他们的消费和更多冒险行为提供最低保障。但显然,中国在这方面做的还非常有限。

  正是源自对未来的担忧,养老、保险、失业,这几大因素也决定了人们是更多储蓄还是更多消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中国此刻已经陷入到日本90年代相似的困境。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可能比日本更加危险。

  消费不足,就意味着人们的收入增长不足,甚至是新增就业岗位不足,当每年数千万的大学毕业生嗷嗷待哺的时候,我们能够打的牌,可能也不多了。

  没有消费就没有收入,但没有收入也就没有消费;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多年,财富如果没有藏富于民的话,那么它到底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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