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眼可见：中国中产返贫已在路上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如果最终不能以撬动大多数群体为代价，那么这种反噬将会很快到来。

　　2022年12月7日，中国突然全面解除新冠病毒的各种封控，结束了三年的清零策略。当时国内外的一众大公司CEO都曾预测，中国经济将会很快迎来“报复性消费”，商家据此大笔投入，扩大经营范围。但从那时解封至今，消费降级、中产返贫、青年失业率、通缩、35岁危机，断崖式降薪等话题都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占据国内互联网的热搜榜。

　　从乐观到悲观，往往只需要一瞬。人们的乐观预期有多大，随之而来的悲观失落就有多大。

　　根据北师大201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月均收入5000元以上的群体有7000万人，媒体随之把这这部分群体划分到“中产”。

　　随之而来的，就是乐观下的大公司对未来中产扩大所做出的消费升级布局。不仅仅是阿里，星巴克、山姆等国外消费公司也在为这7000万且还在不断扩大的中产群体布局，一切都为了想当然的更多中产所带来的消费升级。

　　但历史不总是前进的，经济也是如此。

　　今年1-4月，中国个人所得税为5007亿元，同比下降7%；前两个月，全国个人所得税为3262亿元，按年下跌15.9%，个人所得税的降低，为中产返贫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

　　从2019年到2024年，差不多五年时间过去了，中产群体没有呈现显著的增长，反之，各项数据都在表明，这一群体不仅仅没有扩大，反而有萎缩的迹象。消费降级已然成为了趋势。

　　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6%，2023年降至5.2%，今年预计有5%的增长，GDP增长率放缓，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费和中产的塌陷。而具体到微观上，更多人的就业出现了困难，收入下滑甚至是增长停滞，这些问题都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正如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所呼吁的那样，GDP的增长率应该更多由国内家庭消费贡献，而不是再依赖过去的出口和投资。

　　但消费降级本身，就是市场下的个体选择。当大多数人都选择消费降级减缓支出的时候，反映到宏观经济上，那就是消费的疲软和萎靡。

　　为什么经济复苏会乏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房价下跌影响到家庭资产占比中最重的一环导致消费缩减之外，更多行业的不断凋零，也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消费信心。

　　2021年，针对教培行业的双减策略，让大量校外教培企业亏损或倒闭。中国教培行业从业者高达千万人，尽管在看不到的地方，依然有大量的小型教培机构或个人存在，但在明面上，这个行业失去了数千亿美元甚至更多。

　　如果把新冠病毒作为一个时间节点的话，哪怕是在2024年的今天，中国的很多经济数据依然没有回到2019年同期。

　　尽管在新冠病毒解封后，的确有一些报复性的消费存在，但更多的消费“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几乎再也找不回来。一个人一个月理一次发，一天吃三顿饭，失去的消费场景是无法弥补回来的；哪怕是在解封后的今天，一个人也不会因为解封，就多理一次发，多吃一顿饭。

　　失去的消费回不来，而消费信心就是在这样的长周期性下，慢慢被消磨殆尽的。

　　相较新冠病毒期间经济活动的停滞，在解封后经济的反弹当然会有，但反弹不是回到之前的位置，失去的东西或许永远也找不回来了，这不仅仅是指心理上的，经济上的也同样如此。

　　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当消费开始放缓和低迷的时候，人们的就业和收入就会受到影响，这两者之间彼此影响互为因果，叠加房地产的下行，共同导致了今天的消费降级和中产返贫。

　　房地产在其中的作用，堪比就业和消费。过去，由于中国投资工具相对较少，加上资产不能自由进出，因此更多人选择买房和储蓄，因此家庭总资产中房子的占比一直很高（高达70%），而随着恒大和碧桂园事件的影响，房价普遍下跌的背景板下，家庭资产总值不断缩水，财富效应缩减之下，消费支出低迷也在情理之中。

　　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消费偏好一旦形成固化，可能就再也无法恢复了。比如今年“五一”期间，人均六百多元的消费额，依然不及2019年同期。

　　当人们习惯了以更节省的状态来应对生活，那么对宏观经济来说，无疑是致命性的，现代商业社会建立在消费之上，当人们消费支出开始放缓的时候，危机也开始酝酿。

　　随着国内的天花板不断开始显现，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选择出海，寻找更广阔的天地（其中拼多多和字节跳动的出海成绩是最亮眼的）。公司出海是不得已的行为，但对国内的消费者而言，出海往往只意味着公司的收益，这种收益很多时候也很难反哺到国内经济上。

　　最关键的，可能还是社会公共保障体系的建立，这几乎是宏观经济的基石。

（示意图）

　　今天我们所遇到的经济增长放缓和消费瓶颈，可能是从未遇到过的，当消费者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开始扩大的时候，社会公共保障体系就应该为他们兜底，让他们的消费和更多冒险行为提供最低保障。但显然，中国在这方面做的还非常有限。

　　正是源自对未来的担忧，养老、保险、失业，这几大因素也决定了人们是更多储蓄还是更多消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中国此刻已经陷入到日本90年代相似的困境。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可能比日本更加危险。

　　消费不足，就意味着人们的收入增长不足，甚至是新增就业岗位不足，当每年数千万的大学毕业生嗷嗷待哺的时候，我们能够打的牌，可能也不多了。

　　没有消费就没有收入，但没有收入也就没有消费；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多年，财富如果没有藏富于民的话，那么它到底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