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到东京，他们在为那个孩子守夜

9月18日，一名44岁的男子捅伤了在深圳日本人学校上学的男孩小沈。这是近三个月内的第二起袭击日本小学生的恶性事件，而这一次，没有了三个月前苏州校车遇袭事件中的跟车阿姨胡友平挡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介绍，这名10岁的小学生是日本国籍，他的父母分别为日本公民和中国公民。他是在与家人步行上学途中，遭遇犯罪嫌疑人持刀袭击。网络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小沈的母亲满手鲜血，痛哭失色。次日上午，10岁的小沈停止了心跳。而广东当地媒体《南方都市报》报道，受害者8时15分被送达医院，因伤势过重于19日凌晨1时36分宣告不治。

深圳：沉默的致意

9月19日下午，花束和卡片源源不断地被放置在深圳日本人学校门口。“深圳日本人学校”被人用医务室的一扇屏风遮住了，只留下“深圳”二字。七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学，改革开放年代成长的北方人雪山翘了班，下午三点就到了悼念现场。他小时候看过不少日剧和日漫，《聪明的一休》、《七龙珠》都是童年难忘的回忆。现场只有十几个人，大多是附近的居民，有几个还是他认识的“老蛇口”。他有些失望，“深圳的人口基数这么大，只来这么点人，文明程度和经济地位不匹配。”

年轻人去哪儿了？“大部分都在上班。”十几个日本记者倒更显眼，他们戴着相机背着背包。多数是男记者，相比中国人随意的短袖短裤，在南方炎热的夏日里，他们的长袖衬衣纽扣没有一粒解开，西裤皮鞋工作证，一副标准职人模样。学校不大，在一条小巷里，没有风，来悼念的人被堵在主干道上，闷热让人心烦意乱，而他们仍保持着职人的敬业，席地坐在路坎上开始敲电脑写稿。

三个小时里，每隔两三分钟，保安就以花束占道妨碍车辆进出为由，把花搬进校内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地方。六点的时候，死水一般的平静被一个女孩打破了，她要求保留花束。但保安并不理会她，直到众人上前力争，才得到保留花束到晚上九点的让步。

我在花店遇见小鱼。老板说，平常一天只有八到十单，但晚上不到八九点，就累积有了二三百单。剩了好些玫瑰——这不合适送给逝者，还有一旁的满天星可以选。满天星是老板找其他花店紧急讨还回来的“花债”，一簇分成了两把，略显单调，又各自添了七朵黄玫瑰，给了我和小鱼。小鱼住在日本人学校旁的小区，下了班来的。她说，很多朋友不知道小沈遇害，也不谈论这件事，她和他们好像活在两个世界。就在自家不远处发生的事，她不可能坐视不管。

附近的另一个女孩在这里住了一年多。深圳的天气和食物并不令人适应，但蛇口，“好得不像在深圳”。蛇口是一个外国人密集的区域，“党群服务中心”有国际窗口和多语言居留手册。街边中医按摩店招牌也是双语的，许多店家会讲英语。“这个男孩倒在这样的社区里，抢救是在我日常去的医院，我格外震撼。原来我感受到的开放与包容，在一些人眼中是仇恨。”

路上，有个妈妈牵着穿蓝色校服的儿子走在我和小鱼前面。男孩毫无顾忌地刚吐出“日本”两个字，就被妈妈用手捂住了嘴。天色如墨，我们沉默着，穿过黑黢黢的巷子，到了学校门口。花束的种类繁多，有黄白菊花，有百合，有康乃馨，也有零食和毛茸茸的小熊玩偶。星星灯爬在花束上，撒下温柔的光晕。

校门口悼念的花束汇成了一片花海。花束的种类繁多，有黄白菊花，有百合，有康乃馨，也有零食和毛茸茸的小熊玩偶。

现场的人没有心情说些什么，献完花后便站到一旁，或者坐在学校门口对面的路坎上，陷入了沉寂和无所事事的迷茫。耳边只有夜间飞机掠过发出的轰鸣，和学校旁小区围观居民隔着紧闭的侧门的窃窃私语。时不时有不明就里的人，骑着电动车想从侧门进小区，被保安大声劝导去正门。

有个爷爷骑了自行车，后座带了一个小男孩，被拦在门外后大声争辩了几句，无果，气愤地调转车头准备离开。小男孩看到摆了一地的花，奶声奶气地问：“爷爷，今天是什么节日呀，要送这么多花？”爷爷没答。现场的气氛凝固了。又有一个外卖员来了，黑色的包装纸裹着一捧黄白菊花。

没有话语，没有眼泪，没有故事，没有戏剧性，只有沉默。

景田是在深圳长大的，跨了几个区来到现场哀悼。蛇口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资公司林立，在这里发生了仇外事件，震惊之余他也觉得耻辱。“苏州校车事件时有人挺身而出，一个孩子在深圳被杀死了，如果没有人有进一步的表示，大家就只是沉默，我会觉得生活在这个城市很耻辱，作为一个人我也觉得耻辱。”

他不满足于只是到场，他想知道他能为受害者和家属做些什么，也想和现场遇到的朋友讨论讨论。可他听不到家属的任何声音，现场也没人说话。沉默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让他不能释怀。

东京：室内悼念会

9月19日，一个在日华人Line群组里的不安是从早上8点32分开始的，日本东京电视台的新闻速报说，男孩已经确认死亡。

“在日华人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有人说，“我们应该喊话政府重视同类事件，不要像处理苏州事件那样，向社会传递错误信号”，这位发言者还说道，“如果不做点什么，在日本遭遇什么都是我们活该”。

学者马嘉嘉也在群组里，前一日他看见了新闻报道，“但当时没有任何报道提到小孩的伤势，以为不是特别严重”，但转日，他就看见孩子去世的消息，当下第一反应是尖叫了一声。他很快就决定发起一个守夜活动，“孩子的离世让人悲愤难耐，作为在日华人，必须要发出声音”。

尽管在日本生活了十二年，但他并没有组织公开活动的经验。白天，马嘉嘉先是跑到了新宿站的警署，那里是日本人流量最大的地铁口之一，常有各个族群的游行集会在这里举行。“我的日语一开口，警察就知道我是中国人”，接待他的日本警察看过了新闻，很友好地回应了他的问题。他还去了另一个地铁站高田马场，那边的警察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悼念，起初很谨慎，后来问了他活动目的和诉求，就开始跟他讨论起细节来。但最终，因为室外点蜡烛可能引发安全问题，守夜悼念活动改到了民房室内。

东京时间晚上七点，人们带着花来到了早稻田的一所建筑内的民房，这个方正的房间没什么装饰，三面墙上都是书柜，最显眼的是作家傅国涌和野夫今年刚出版的几本书，一些在日华人们平时会拿这儿放电影、组织论坛。

活动定于七点开始，室内起初聚集了三十多人。白色的桌子放在最前头，供人献花。

来之前，有人在群组里分享了自己去买花的经历，在花店，她告诉老板娘是买给在中国遇害儿童的，老板娘一下子就红了眼圈。“老板娘流着泪说了好多次感谢，反过来还安慰我日本也有很多不好的人，国家之间的问题和普通人没关系”。

接近九点，还有人走进来献花，此时已经来了五十多人，鲜花堆在白色桌子上，有雏菊，有百合，有马蹄莲，幻灯片打在桌后的墙上，那是一张流传的网图：在事发的学校门口，一束鲜花的卡片上写着，“孩子，对不起。深圳人。”

悼念会放上了一张网图，是深圳市民自发前往事发学校门口献花悼念的照片。一束鲜花的卡片上写着，“孩子，对不起——深圳人”。

马嘉嘉穿着灰色西装，在现场，他说起为什么要发起这个活动，以及作为个体在事件发生之后的悲伤、悔恨和愤怒，“肉眼可见反日仇日的浪潮袭来，（我们）却没有任何有效方式可以阻止它”。

在自由发言环节，一位穿着黑色裙子、戴珍珠项链的女士用日语说了一段话，语调很轻柔，说着说着就哭了，台下的一些人也跟着哭了，下来之后，她旁边的男生给了她一个拥抱。我起初误以为她是日本人，后来才知道她是十年前来日本的，她叫明霞，在东京经营一家公司。她说，十年前她带着孩子来日本工作生活，在这期间，得到了非常多日本朋友的热心帮助，十年过去了，她的小孩已经长大成人，念了研究生即将毕业，但“那位在深圳的小朋友，他也是跟着父母去中国生活学习，却遭此厄运，站在母亲的立场上，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令人无法承受”。

悼念现场除了中国人，也来了许多日本人。包括NHK、朝日新闻在内的多家日本媒体穿梭在房间里，这些关心中国问题的日本记者大多有过在中国的留学经历，能用中文做采访。日本的男记者们穿着西装或衬衣，胸口别着笔和手机，现场唯一的日本女记者是来自朝日新闻的黑田早织，她带着“朝日”的黄袖章。被问到日本民众对这件事的反应，她说：“小孩的去世令人遗憾，几个月前发生了苏州胡友平事件，中国政府至今也没有解释事情的背景信息，也没有调查杀人动机，日本民众是很愤怒的。”

一位曾经在上海留学的日本人鸟本先生带了一大捧白色的雏菊和电子蜡烛来到现场。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他犹豫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说，“还是…比较愤怒的”——他的犹豫是因为不想伤害中国朋友们的感情，他经常出现在东京的中文人文活动上，他和中国朋友们一起聊天，一起喝酒。因为曾经在上海留学过，他也能讲上海话，今年，他想“再回中国看看”，于是辞去了一份日本公务员的工作，另找了一份可以外派去中国的工作，十月即将启程。

深圳：拉锯战

八点四十多，学校大门打开，闪烁着红色亮光的电子挡车柱降下，一辆黑色轿车开出来。人群察觉到风吹草动，纷纷围到花束旁。果不其然，一名戴口罩的中国校方人员要求保安撤走一部分花束。他告诉人群：“我们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但这里是我们办公区域的一部分，花一直往后堆也影响行人进出”。

这似乎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小小的学校门前安放不下几平米的哀悼，人群一下子泄了气。“那你要保证不是扔了我们的花”，一个男生说。这名校方人员承诺，“我们是集中放在一个区域”。有人质疑：“那你可以拍张照给我们看吗？”他一面抱怨现场的人们把人心想得很坏，一面进去拍了张照给所有人看了一圈。

人们不再质疑和阻拦，花束很快撤掉了大半。一男一女两名保安一开始是从尾部搬花的，校方人员叮嘱他们要小心些，花都喷了水保鲜，不要让水洒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让保安从侧面搬花，留着尾部这些新送来的花——它们还没有为送花的人尽到心意。

有人自发地把尾部的花搬到靠近门前的位置，让出路面来。星星灯被拿进去后，又被人群呼唤着拿出来，校方人员把它缠绕在了毛绒小熊身上。有一位身形单薄但背着大包的女士走上前，仔细摆弄星星灯，仿佛那只小熊是心爱的孩子般，摆弄了几分钟才满意。

有人问：“我们的花束和卡片，家属都能收到吗？”校方人员回答：“我们会统计送来了多少花束，登记卡片，告诉家属，有这么多人给你们送来了爱意。”卡片上的落款有上海人、重庆人、广州人……

“谢谢。”

东京：“签名的群友请实名吧”

今年除了苏州校车事件，和深圳学生遇袭事件，还发生了中国游客在日本靖国神社撒尿的事情，鸟本先生担心这些只是更多极端事件的开始，他很担心自己的中国朋友在日本的处境，他希望让更多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也为这件事感到愤怒。

他在推特上关注着“部分在日中国人关于深圳918日籍学童遇袭事件的联署声明”，以及声明下面的评论。

这份声明是著名作家、前媒体人贾葭起草的。声明写道：

我们对此深表震惊与悲痛，并以“部分在日中国人”的名义，向学童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希望他们节哀。虽然我们深知这样的慰问并不足以抚慰他们失去孩子的巨大伤痛。

身为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我们严厉谴责针对日本学童袭击的凶手。对儿童的无差别袭击，是置人类文明的道德、法律底线于不顾的莫大恶行。

在表达哀痛之时，我们也深知造成类似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中国长期以来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及仇日教育，遮蔽了一部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甚至放纵了矇昧与罪恶。我们也将致力于改变这种令人不安的现况。

白天，Line群组里就“实名联署是否安全”的问题争论了一会儿，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匿名联署。贾葭回复道：“签名的群友请实名吧。一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二来，签名，不是什么违法犯罪。”

截止东京时间当天下午2点，愿意实名的联署人是20人，到了晚上12点，通过公开邮箱发送姓名，表示愿意联署的人达到了100人。在联署名单上，有律师李金星，还有很多学者、生意人、和学生。

这份联署声明借由“东京人文论坛”的账号在X（原推特）上发表，中文声明和日语声明是分开发的，日语版有超过5500人转发。

中文评论显得并不友好，有人骂，“这是一份汉奸名单”，有人说，“签名的人应该每个人先给受害的家庭捐十万块钱”，还有的人说，“求生欲也太强了，这么快就切割了”。

贾葭看了评论说：“（既然）已经被人解读成‘切割’，我觉得我们心态要好，我们就不是那些脑子里都是血豆腐的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就要表达出来。”

相比中文评论里出现的质疑和冷嘲热讽，日语评论温和得多：“我认为发表这样的声明需要勇气”，“这并不是‘中国人’的错，你不应该讨厌你周围的中国人”。

一位叫石川智子的日本人写道：“我读了声明。作为同样居住在东京的人，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件事而灰心。作为一名日本公民，我要感谢您的关心。我不会容忍利用这一事件的大规模歇斯底里。我在北京生活过，得到过很多中国人的帮助。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回报这份恩情。”点进他的社交账号，他转发的第一条帖子，是在担心“愤怒的网络会袭击中国学校”，他转发的帖子还在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带头说，‘仇恨犯罪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被容忍’”。

当然，也有一些不客气的新闻评论。譬如雅虎新闻下面的网友评论：“他们不是在哀悼。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处境变差而摆姿态”、“感到愤怒吗？那样的话，不要在东京，直接在北京说吧”。

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认为，网络极端言论两国都有，不必太在意。

而鸟本认为：“舆论这个东西可随时不断变化，正因如此，有时候需要介入，像这次伍雷、贾葭和马博士站起来呼吁一样。”他认为日本部分媒体有娱乐化和煽动性的倾向，但是理性的分析评论者的参与，能让民众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和中日关系。这些评论者也帮助人们区别官方和民众的不同。

贾葭目前在东京大学任客座研究员，在2021年来日本之前，他曾经在深圳南山区招商街道住了五年，他很熟悉现场流传出的照片里的街道环境。他说，自己前一天下午三点看见了现场的照片，“很大一摊血迹，我无法想象那个可怜的十岁孩子在早上八点上学路上，经历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

贾葭回忆了一件往事，2004年的9月18日，他和朋友在上海一家寿司店吃饭，吃完饭出来，有年轻人在门口骂他汉奸。二十年过去了，贾葭说，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和仇日情绪从电脑屏幕里溢出来，变成了具象化的仇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如果我们不从历史中、不从血淋淋的事件中去反思的话，我们会面临非常深重的自责和对自己的诘难。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都是在一个一个微小的事件中成为我们自己。”

著名维权律师伍雷同是疫情期间来到日本生活的。他有三个孩子，看到报道，心情不好，“一整天都乱了套”。日本媒体来采访他，他说：“这是一个有什么因就结什么果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是经济出了问题，是社会秩序溃败的表现，更是多年仇恨教育的结果”。

伍雷说：“大家来到现场，其实是承受了某种‘压力’的”。活动开始之前，他就提醒会来的人，现场有记者，也为大家准备了口罩。但活动开始之后，现场只有零星的人带了口罩，一位男士像做行为艺术似的蒙上了黑头套。

悼念会现场除了中国人，也有许多日本媒体记者和与中国有过交流的日本友人。活动开始之后，现场只有零星的人带了口罩，一位男士像做行为艺术似的蒙上了黑头套。

“作为蛇口人，我们感到羞愤！”

那位整理小熊的女士从下午待到了晚上。她告诉雪山，她曾是中国第一家日本独资企业三洋电机的老员工，也是民间公益组织蛇口社区基金会的成员。当天，蛇口社区基金会这样发布公告：“今天，作为蛇口人，我们感到羞愤！羞愤我们的邻居在这块理应安全的土地上，受到致命伤害；羞愤我们为共同美好生活所做的种种努力在希望升起的地方被愚昧与残忍拉开了伤口……”

雪山认为自己是去见证历史的。“影响是慢慢发酵的，日资企业大规模撤离也许不是今天，但是他们想走的决心是今天决定的。”而在景田看来，针对在华外国人的暴力不会结束，苏州和深圳的仇日事件是更可怕的未来的开端。

根据《南方都市报》从深圳市公安局了解到，行凶者钟某被当场抓获。警方披露，钟某，男，44岁，汉族，无固定职业，2015年因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被东莞警方取保候审，2019年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深圳警方行政拘留。另外，自媒体“鸡蛋bot”还提及，根据天眼查显示，近年来钟某所持股公司出现经营问题，其股权亦遭冻结。此外，据裁判文书网等官网信息，近年，钟某多次因借贷、信用卡等纠纷，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些信息目前未经官方证实。钟某对持刀伤害该学生的行为供认不讳。警方认为该案属偶发个案，钟某为单人作案。

“很多人声称这两起事件只是偶发事件，但我觉得不是。苏州的凶手是失业人员，深圳的凶手被发现是老赖，他们都是在社会竞争中失败的人，想在某个地方重新追回一些喝彩，而现在的舆论是大范围地鼓励极端民族主义暴力的。经济下行会导致这些被淘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可以预料的是，类似的事件也会越来越多。”景田说。

2024年2月，NJU核真录就年初大量短视频宣称“中国有35所日本人学校”、“全世界有95所日本学校，中国占比40％”等言论，发布核查文章《日本人在中国开了35所学校，还只招日本学生？真假参半》。

晚上九点，人群慢慢散了，走出小巷。人群中有抓着一排益力多饮料的年轻人，也有发髻整齐面容柔和的母亲。花店老板还在忙碌。

“国籍不能准确概括我。我是个世界公民，生活在中国，熟悉中国文化，但这不代表我就不能理解别人”，雪山说。无独有偶，深圳日本人学校的校歌中也有这样的语句：

曾因为人心莫测 

而左右为难 

但我相信 

终有一天可以互相理解 

放声欢笑吧 牵起手来 

相信爱 去打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