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再扩招 毕业更难了

望着期刊投稿系统中的“已接收”字样，齐威叹了口气。

齐威是北京某“双一流”高校计算机专业的2018级直博生，学制五年，但他已进入读博的第七个年头。去年，他因为论文成果未达毕业要求而延迟毕业。近期被接收的这篇论文，他写了三个月，投稿却投了一年。反复拒稿与修改中，他错过了申请今年夏季毕业的时机，再次延毕。

“读博就是一场和不确定性的斗争。”齐威说。实验结果不确定，导师意见不确定，论文发表不确定，还有未来就业不确定。他每天能确定的，只有离毕业还差多少篇论文，以及手里的横向课题还有多少字的方案要写。

近年来，国内博士持续扩招，2024年，国内多所高校博士生招生人数再创新高。多位受访专家称，博士生的竞争压力与就业压力长期存在，且会进一步加剧。扩招之下，博士生的求学之路或将面临更多挑战。

扩招与“放养”

齐威刚进课题组时，组内有10个在读博士，包括他在内的2018级博士共有6个，下一届新招博士生增加到10个，而到了2023年，光是组内一位“小导师”就招了4个博士生，而课题组共有6个“小导师”，当年新招博士人数超过20人。

课题组膨胀的现象并不鲜见。苏成今年从北京某“双一流”高校人工智能专业博士毕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刚进组时三十多个工位的办公室还未坐满，后续几年学弟学妹就需要抢位子了。课题组为了避免争抢开始按照学生所属导师和就读年限划分工位，一些延迟毕业的博士被安排到了另一间小办公室，苏成便是其中之一。他延毕了一年。去年6月，学校通知不再提供延毕博士生住宿，苏成只得搬离。

“扩招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持续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根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数据，国内研究生招生总人数从2011年的56万人增长至2022年的124.25万人，十年间增长了一倍多。2019年，国内博士招生人数首次突破10万大关，2023年超过15万人。

多所高校发布的202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显示，计划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人数较往年有所增长。西安交通大学2024年计划招收博士研究生2100名，相比前一年增加了300人。新增授权点也是扩招的一大表现。今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专家核查及评议结果公示》，本轮全国新增83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192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涨幅超过2020年。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研究生扩招的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2020年，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以满足国家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在郭英剑看来，这一需求有几个层面：经济转型与创新驱动， “双一流”建设助推，疏解高层次人才短缺压力，以及应对国际竞争之需。由于需求导向，新一轮学位授权点增长集中于理、工、农、医领域，智能科学与技术、纳米科学与工程等交叉前沿学科的增长尤其显著。

专业学位增加则是另一大亮点。此轮新增专业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别为351个和1566个，占比超过40％和80％，总体增幅较前一年达36％。郭英剑指出，未来硕士阶段教育会更偏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相应地，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将向博士阶段集中。

不过，专业学位的培养模式还缺乏区分度。2023年发表于期刊《大学与学科》的一篇文章指出，目前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在教学师资、教学环节和方式、论文标准等方面区别不大，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特色不明显。

上述文章作者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阎凤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该院二十多年的办学过程中，教育专业博士的延期毕业率可达30％，十年平均学业完成率仅为54％，论文抽检问题频出，“学生论文完成度差异很大，学习挫败感强，教师的指导积极性也不高，迫切需要找到提高培养质量的办法”。

根据教育部官网数据，2023年，中国研究生导师总数超过55万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1万人，同时指导博士和硕士的导师为12万人。在读博士生超 61 万人。粗略算得平均博士师生比约为1:5。沈文钦指出，随着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的推进，师生比趋于稳定，可以应对适度扩招，但究竟扩招到什么程度会引发明显的教师资源短缺，还未可知。

多位受访学生表示，导师的精力有限，对所带学生很难平均照顾。齐威的“大导师”以“放养”学生闻名。博一下学期整整四个月，他和导师没有任何联系。学期快结束时，导师发来一张学生登记表，问他博士几年级了、有没有开题。

同门告诉苏成，导师会深入指导他最看重的几个学生，包括选题和技术细节，对其他人的指导则只限于每学期组会上的几次交流。苏成的理解是，“大导师”要忙着维持学术关系、申请项目基金，就像养活课题组这么多成员的“父母”，不太可能兼顾所有“孩子”，因此将学生分配给了同课题组的多位“小导师”。但学生能从“小导师”处获得多少指导也是“碰运气”，因为这和导师的秉性、工作能力有很大关系。

郭英剑指出，扩招后需要增加高水平导师人数，以确保每位研究生能够得到足够指导，可以尝试推行双导师或多导师制。同时，也应改变现有的导师评估与激励机制，可以根据导师的教学质量、研究生培养情况等进行综合考评，对表现优异的导师给予适当激励，尽量避免让“放养”成为扩招后迫不得已的选择。

论文与创新

虽然不同专业和研究组的毕业要求不同，但发论文是所有研究生的必经之路。

齐威所在课题组的毕业要求是4—6篇SCI（即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如果期刊水平高就4篇，如果论文比较“水”，就要多发表几篇才能毕业。由于他的课题方向不是组内导师熟悉的领域，课题基本靠自己摸索。在齐威看来，计算机领域发文章并不困难，但博士生刚开始容易眼高手低，希望“搞个大事情”，发顶刊。如果同行少、难求教，就容易缺乏清晰的研究框架，最终浅尝辄止。

许多博士生的论文从头到尾都需要自己独立完成。苏成回忆起自己博士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略带汗颜。由于初期毫无章法，他按照师兄师姐传授的经验，从大量搜索文献开始，模仿他人成果搭建模型结构。不会写代码，就去视频网站上看教程，或者直接到购物平台上购买成熟的代码。不会学术作图，就套用组内之前已发表文章的模板。最终凑出一篇“散装”小论文发表在SCI杂志上。“前辈会告诉你，选题不重要，创新性是其次，关键是达到工作量、发够论文。”苏成说。

即使在导师不“放养”的情况下，论文也不一定意味着创新。齐威所在课题组的某位“小导师”风格强硬，其小组实行项目制，学生每周必须打卡超过60小时。该导师会预先设立好学生的研究方向，以及发表文章的时间节点。但这些方向很可能不是学生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做出的成果也都是按部就班，而非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是很难的，因为你的论文随时会被审稿人毙掉。”韩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今年夏天刚从北京某研究所博士毕业，专业是生态学。在他看来，科研的初心是创新，不能只做重复性的工作。但做出一些难以解释的结果和数据时，又会担心不被主流学术观点接受。例如，他为实验设计了一个采样梯度，希望最后的测试结果也呈现出相应的梯度变化，结果却得到一个完全找不到任何规律的数据集。“很多时候你可能找不到设计或者操作上的失误，重做实验的时间成本又太高，重做之后也极有可能得到更坏的成果。那么面对这一可能具有颠覆性，又可能一无是处的实验结果，你放不放弃？”

为了安稳毕业，大多数学生会选择放弃。如果没有好的数据，投稿就容易屡次受挫，最终影响毕业进度。因此，原本用以督促创新而设立的论文要求，很多时候反而扼杀了创新。多位受访博士生表示，如果长期没有正反馈，将逐渐对科研失去兴趣，就更没有可能做出独创性的成果。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李锋亮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研究生毕业要求中对论文的硬性规定确实存在争议。论文是研究生学术能力的体现，也是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但唯论文论，只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将迫使学生为了毕业而选择质量不高的期刊。研究生培养机构等相关部门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但目前，还很难找到合理的替代指标。

如何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郭英剑指出，随着研究领域复杂性增加和学术要求的提高，学生对科研道路的困惑很可能会加剧。扩招背景下，学生的研究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仍是学术成功的关键。他建议学生积极与导师沟通，将长远目标拆解为可操作的短期任务，避免过度焦虑。

沈文钦认为，目前的研究生评价制度还不能让学生安心做科研。创新的涌现一是需要时间，二是需要安心的环境。从去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开始在部分高校试点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也就是允许博士生独立申请基金并主持科研项目。这在沈文钦看来是迈向创新的重要一步，能够让学生获得长期资助，在一个宽松且自主的环境里探索。

除了自身可控因素外，博士生的焦虑还来源于广泛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学生认为发论文是检验学术水平的合理标准，但反复投稿非常消磨心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审稿意见是什么。”韩立说。韩立所在的专业领域，投稿周期普遍达6个月或者更长。他投稿的第一篇论文，在期刊审稿人处停留了5个月，最终被拒。之后又重新投稿到另外一个期刊，前后历时一年多才最终发表。

为什么一定要拼命发论文？多位受访博士生表示，因为没有退路。2020年，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相关意见，明确要对不合格研究生实行分流退出，包括转硕士以及放弃学位。然而，在沈文钦看来，分流空有制度，难以贯彻。分流本是为不适合科研的学生设计的退路，但多数学生认为读博不毕业很丢脸，无法承担这样的心理负担，造成延毕泛滥。导师通常也不轻易让博士转硕士，认为这会影响自己的声誉。

延毕与出路

在等待审稿的间隙，博士生们很难闲下来。有些学生会准备下一篇论文，有些学生可能会不得已参与到一些与自身课题无关的工作中。

“没有研究生喜欢做横向课题。”韩立笑称。横向课题是课题组与委托单位签订的合同。课题组获得科研经费，帮助委托单位完成技术开发等服务，换句话说就是做“乙方”。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研究生参与横向课题是培养过程中的普遍现象。项目工作能够为博士生提供实际的科研训练，并有助于产出学术成果。韩立也认同这一点，但问题是，横向课题通常很难作为有效工作量纳入学位论文中。“学位论文非常看重整体逻辑，而项目通常游离在学生的科研主线之外。”

韩立曾经为某省某地制定过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他接触了全新的学术领域，从零开始学习了一些模型和数据分析的技能，也获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无法放进学位论文中。韩立表示，横向课题最大的贡献是锻炼了自己的抗压能力。通常，项目的“甲方”不是领域内专家，他们给出的修改意见在“乙方”看来属于无用或重复性的工作，会浪费大量人力和时间成本。齐威做横向课题时也有类似感受。“你只能不断加班，才能补足进度。”

李锋亮指出，这种“打工式”的科研工作并不是博士生培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博士生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独立研究的能力、创新思维和学术领导力。

据齐威观察，其所在学校同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超过半数都会延毕。他坦言，做横向课题只是自己连续两年延毕的原因之一，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前期出成果慢，博三之前没有成形的论文产出。他在直博第五年，所投的几篇论文仍未被期刊接收，因而延毕，曾陷入短暂抑郁。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2点都泡在办公室，修改文章。直到今年年初，他投稿的期刊给出了修改意见，论文才有了眉目。

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于2021年开展了“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调查”项目，获得了全国261所博士生培养单位共1.5万余份有效问卷。调查显示，2017年博士毕业生中的延期毕业者比例为39.7％，2021年达到49.4％。

在郭英剑看来，随着扩招，资源分配压力增大，延毕现象可能会加剧。此外，未来研究型岗位的就业竞争也将更加激烈，因为博士生人数增加，而高质量学术岗位的增速有限，导致供需不平衡。这对博士生自然也会提出更高的科研和就业能力要求。

目前，苏成还在找工作。他按照最低毕业要求毕业，但科研院所的聘用要求远不止于此。他的学术成果很难与手握顶刊论文、有国外访问或工作经历的同期求职者相匹敌。哪怕是申请科研相关从业者，例如期刊编辑，门槛也非比寻常。

一位在某EI（即工程索引）期刊审稿多年的审稿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从2011年博士毕业起就在EI期刊做编辑，眼看着编辑岗位要求水涨船高。2010年，本科生都能当EI的兼职编辑。2015年，英语能力尚可的985硕士可以无压力做EI期刊编辑。到2020年，EI主要收博士了，而且还需要领域内知名专家推荐，最好有实习经验。到了2024年，期刊编辑的简历已经是“神仙打架”，顶刊论文比比皆是。

韩立的求职经历更丰富，尝试过考选调生，参加过去年的国考，同时也报考了几家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以及两家企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没考上，最后选择了进入企业工作。”韩立表示，博士生考公相对硕士并没有什么优势。博士论文的学术要求较高，要花费较多时间，因此准备选调或者国考的时间相对紧张，笔试成绩通常“卷”不过硕士生。智联招聘今年5月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国内研究生就业率首次低于本科生，硕博学历毕业生工作获得率为44.4％，低于本科生的45.4％。

选调或国考受专业影响较大。韩立回忆，以往招考要求中规定，近似专业或相关研究方向的都可以报考相关岗位，但他当年参与的选调生考试有一个新规，要求毕业生所持专业代码和名称与招考公告中列出的完全相同，才有资格报考。这些会为研究生就业引入更多的不确定性。

“大部分博士生其实都是像我这样勉强毕业的普通人。”苏成说。如果学术能力够不上高校和科研院所，许多博士生可能会主动选择延毕。他认为，博士只是一份有年限的临时工作，延毕一两年，表面看上去是积累工作经验。实际上，回报随延毕时间下降，焦虑和倦怠都在呈指数上升。

博士后是另一条出路。今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印发，提出推动高校将博士后作为教师重要来源。去年，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修改了博士后研究人员资助指标体系，开始实施分档分类资助，大多数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有了很大提高。沈文钦分析，在政策利好与研究生扩招的影响下，未来博士后研究将成为研究生出路的普遍选择。

沈文钦及其研究团队曾对博士毕业去向进行过多年追踪。他表示，博士后研究人员是博士毕业生中的优秀群体，选择博士后研究是因为出站后有更高概率到好的科研院所工作。但与此同时，学位贬值几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选择博士后岗位也不意味着未来一定能够进入精英学术机构，博士后研究人员将面临更多职业风险。

企业或许将给“没有退路”的博士生们打开一扇门。郭英剑认为，国内经济从制造业为主的中低端转向创新驱动、高附加值的中高端产业链，急需大量高端应用型人才。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的发展，如新能源、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对复合型、创新型应用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相应企业的研发部门将涌现出研究型人才缺口。

沈文钦指出，目前企业中的研究型岗位尚未被完全开发，许多企业并未发展为研发型企业。企业在国家创新中起主体作用，企业转型的关键在于人才。目前，企业研发经费大约占国家整体研发经费的80％，是高校系统的近十倍，急需博士人才参与其中。但国内企业研发队伍中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与国际差距较大，有调查显示，美国企业研发队伍拥有超20万名博士，而国内企业研发队伍中只有5万名左右。

沈文钦认为，博士扩招有助于培养尖端人才，后者加入企业研发队伍，将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岗位，从而形成人才流动的良性循环。这一切的前提是高质量人才，因此，研究生教育仍要警惕只发文凭，不做培养的低质量扩招。（文中齐威、苏成、韩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