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处于最不确定、最危险的时期”

“现在中国没有增长空间…处于最不确定、最危险的时期”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廉价电动汽车、尖端半导体是中国独有技术力量的主张是假象”

“中国梦”会消失吗？中国政府作为底线的今年“5%的增长率”目标已经亮起红灯。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今年第一季度为5.3%，第二季度为4.7%，最近公布的第三季度数据也仅为4.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9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降至3.3%。

在“习近平牌”经济复兴政策的处方下，中国股市在一周内短暂上涨了20%以上，但很快就失去了药效，下跌了近10%，呈横盘走势。跨国企业在陷入停滞泥潭的中国市场陆续收拾行李离开。法国碳石墨制造商美尔森上月关闭了在中国的制造工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将曾经每天运行10班的美中航线减少到3班。

在世界经济两大支柱之一的中国摇摇欲坠的情况下，WEEKLYBIZ最近对美国最优秀的中国专家之一、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商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黄亚生进行了视频采访。黄亚生出生于北京，这位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华裔美国人用直白的说话方式说：“我没有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但我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最不确定和最危险的时期。”

中国经济需要从根本上改善体质

-最近中国出台了刺激经济的政策。

“中国政府似乎还相信‘政府主导增长’是可以实现的。刺激股市、发放房地产贷款是过去才行得通的公式。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6%-7%，资金充沛的时候政府主导增长可能是行得通的。但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政府财政全是赤字。以前的方式不仅不可持续，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经济崩溃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政府最近两个月出台了下调利率、放宽房地产贷款、提前投入明年预算等各种经济刺激政策。但有评价认为，由于刺激政策的具体性不高，而且很多是过往政策的换汤不换药，所以药效并没有持续太久。

-如果中国想度过经济危机，要怎么做？

“看看韩国。1997年外汇危机时，韩国没有固执己见，完全改变了制度。其中金融和政治分离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得益于此，韩国发展了私人金融，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企业。创业公司增加了，文化也自由了。这种体质的改善成为了韩国具有竞争力的基础。中国也应该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应该把统治方式恢复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只有政治分权、经济自由，才能发展经济。”

-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在拖经济的后腿吗？

“当然，以前中国的政治也很僵化。不能容忍对政治体制的批评。但除此之外，大体上是可以自由讨论的。1978年改革开放后，关于企业的创新、技术的接纳等问题，可以讲出来最好的选择是什么。这对创新有很大帮助，所以GDP大幅增长，技术得到了发展。但最近在中国，讨论消失了，我认为这与之前的成功公式背道而驰。我觉得中国开始在发展之路上开倒车。”

-你认为中国应该选择民主吗？

“如果中国选择了自由民主主义，也许会有更多的发展。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无数学者和学派通过讨论自己思想的百家争鸣，让思想和技术得到了发展。我认为，即使不是民主主义，如果中国社会有更多的自由，也会有更大的发展。如果有自由，拼多多（电子商务企业）也会像谷歌一样壮大，阿里巴巴估计也会像亚马逊一样。但我不认为只有民主主义才是正解，因为民主主义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我认为，即使是权威主义体制，也要以更多的思想自由和民主的领导力为基础才能成长。”

美国大选后的美中关系

-5日即将举行美国总统选举。在对华制裁方面，有预测称无论谁当选，都是大同小异。

“我个人认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民主党）和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共和党）对中国的战略会有很大不同。两者都会继续对华制裁。但川普认为中国是绝对的对手，而哈里斯则似乎认为中国是对手和必要的伙伴。例如，为了应对气候危机，是需要中国的。拜登和哈里斯过于重视守护底线，他们不会刺激中国。相反，川普似乎想刺向中国的眼睛，让中国受伤。”

-川普承诺会征收60%的对华关税等。

“川普说，如果当选，他将大幅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哈里斯不会降低关税，但也不会提高。因为哈里斯认为，大肆提高关税对美国经济反而不好，也知道这对中产阶层的生活不好。”

-该如何解决美中矛盾？

“我认为（想解决中国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矛盾关系），中国应该首先采取行动。减少对台湾的敌意，不要支持俄罗斯。中国支持俄罗斯，欧洲怎么可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正在帮助朝鲜的领导人。我不理解中国偏袒朝鲜。虽然没有必要与朝鲜彻底断绝关系，但中国应该尝试改变朝鲜的经济结构等，让朝鲜向好的方向转变。中国在经济上能从朝鲜和俄罗斯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没有。与西方国家、日本、韩国改善关系对中国更有帮助得多。”

-就是说，中国应该敌视俄罗斯或朝鲜吗？

“我不是说要敌对。意思是要先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因为这在经济上对中国也重要得多。以色列曾经是支持中国企业技术能力的强大伙伴。但现在以色列对中国非常否定。对中国持负面意见的国家不仅是美国，而是遍布日本、以色列、欧洲等各地。如果一个集团内所有人都讨厌自己，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是否有问题。”

“中国的‘技术崛起’是假象”

最近，中国半导体企业SMIC正在挑战生产3纳米（十亿分之一米，被评价为越小越优秀的工艺）半导体。中国电动汽车企业比亚迪（BYD）已经崭露头角，超过了全球市场特斯拉的销量。特别是在高技术能力和低廉价格的中国企业的攻势下，跨国企业感到紧张。但黄亚生对中国的“技术崛起”持批评态度。他说：“中国独有的技术能力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假象。”

-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提高了，不是在尖端领域陆续取得了成果吗？

“我认为中国的技术能力本身就近乎假象。比亚迪使用什么软件？是照搬特斯拉的软件。制造5纳米半导体的SMIC是荷兰ASML的老型号制造设备。中国在过去40年里与跨国企业携手学习了技术。我认为，中国是用这些遗产取得了今天的成果，却几乎没有中国固有的技术能力。”

-中国政府集中投资尖端技术不是也取得了成果吗？

“人工智能（AI）是来自中国吗？大语言模型（LLM）是源自中国吗？不是。中国政府支援尖端技术领域，但只支援已经发明的技术。相反，在美国，政府支持基础科学。因为只有部分基础科学成长为尖端技术，所以做这种决定可能并非易事。相反，中国呢？政府可以为了制造3纳米芯片而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发新的半导体。但中国能开发出1纳米半导体吗？ 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中国能做出来的吗？做不到。我想邀请那些声称中国技术力量超群的人来麻省理工学院，5分钟就能改变他们的想法。”

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管理学教授黄亚生 / MIT提供

不再行得通的中国成功方程式

黄亚生最近出版了《中国必败》（韩版书名）一书，正式提出了作为历史上中国得以生存的公式“E、A、S、T”的概念。E是考试（Examination），A是独裁（Autocracy），S是稳定（Stability），T是技术（Technology）。他说：“过去中国通过科举这种‘考试’向人们灌输一种思维方式，培养官僚，在‘独裁’之下创造了‘稳定’。得益于强调统一性，中国这个大国活到了现在，但由于思想自由受到限制，‘技术’发展受阻，到今天为止，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E、A、S、T拖中国的后腿，是什么意思？

“E、A、S、T在历史上对中国这个大国的生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事实。过去的制度是在6世纪前后引入中国的，从此中国出现了只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但换句话来说，统一性就是整体化一性。中国少年从小就被灌输了孔子这位伟大导师的思想和教诲。思想自由、分享意见的讨论文化被削弱。虽然统一性有助于维持国家的发展，却成为了技术发展的绊脚石。”

-是因为思想自由受到限制，技术能力变得落后了吗？

“是的。以欧洲为例。欧洲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罗马帝国崩溃后分为多个国家，但到了现代，反而互相进行技术交流，产生了协同效应，发展迅速。相反，中国打破框架的思维受阻，而且没有社会多样性，技术开发缓慢。”

切身感受到的两国差异

-你在中国高中毕业，在美国读大学。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韩国学生不是也经常去美国学习吗？和他们一样，我是因为美国的教育水平很高才去的。对我来说，‘自由’尤其重要。思想自由、批判自由。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权威主义是错误的，来到美国后，我看到了民主主义的问题点。似乎我天生就具有批判的一面。如果留在中国，我很难保持作为学者的信念和成长。”

-美国和中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虽然中国有57个民族，但事实上90%以上都是汉族，是个近乎单一民族国家。但美国有白人、黑人、东方人、西班牙裔等不同背景的人。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非常不同，这真的很新鲜。有些人关心经济发展或GDP，但对有些人来说，跳舞唱歌可能更重要。必须承认这一点。现在中国需要接受这种多样性。”

-在中国有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吗？

“中国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我是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学者，按照自己的信念来说的话，这样的中国没有成长的余地，中国应该有所改变。”

☞黄亚生教授

黄亚生教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商学院教授国际管理学。他出生在中国北京，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经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担任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设立并运营着印度和中国研究所。他的著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和国家》被英国《经济学家》评为2008年最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