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民众“痛苦阈值”！习决意与川普打持久战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试图用强硬姿态与习近平打一场贸易战，习近平则让中国做好了与美国进行一场可能很艰苦的持久战的准备。

在川普首次对中国加征高关税后的几周里，中国做出了对抗性的回应。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了一段1953年的视频片段，在视频中，毛泽东发表讲话，要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领导的军队战斗到底。这名外交部发言人在帖子中写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会退缩。

这条帖子以及北京方面传递的的其他信息凸显出中国自信拥有美国所不具备的一个核心优势，那就是川普及其共和党支持者容易受到美国选民民意波动的影响，而由毛泽东建立起来的中共则根基深厚，七十多年来，虽历经战争、饥荒、政治动荡和金融危机，却始终掌握着权力。

习近平并不满足于过往的成就。自从川普第一任期内爆发贸易战以来，他强化了对中国领导层的控制，并投入巨资巩固中共长久执政所依赖的威权工具，其中包括加强全世界最复杂的审查和监视系统。习近平希望强化中国的抗压能力，特别要为对抗美国做准备，并敦促官员们坚持他所谓的“极限思维”。

川普本周展现出更为缓和的姿态，表示希望与中方谈判，并愿意降低他在第二任期内对中国征收的145%的关税。

白宫尚未说明希望通过与中国的谈判最终达成什么目标。但若想大幅削减美国2,950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逆差，需要中国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经济模式。

川普遇到的对手是一个同样好斗的人物。早在掌权以前，习近平就曾表示：“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他一再阐明自己的信念，那就是美国主导的时代正接近尾声，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想要强加给中国的消费驱动型经济中存在的资本主义过度行为。

习近平已投入巨资巩固中国的威权工具。图片来源：ALEX PLAVEVSKI/SHUTTERSTOCK

北京一家纪念品商店里出售的习近平和毛泽东肖像。图片来源：PEDRO PARDO/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相比川普政府中派系林立的混乱，习近平专注于稳定。他在2018年取消了任期限制，并利用持续的反腐整顿将权力集中起来，其集权程度超过毛泽东之后任何一位领导人。他还在党内高层安插在宣传和安全方面经验丰富的官员，这些人把防范中国出现大规模群体事件的风险当做优先任务。

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全球经济学教授、即将出版的《中国特色国家主义》(Stat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的作者黄亚生说：中国社会承受痛苦的能力极高。

黄亚生表示，有一种情况会导致中国失去稳定，那就是高层领导人之间出现严重分裂，就像1989年那样。他指的是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抗议活动导致党内出现分歧。黄亚生认为，与1978年中国开启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当下中国发生类似党内分裂的风险都更低。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始终萦绕在中国领导人心头。图片来源：ASSOCIATED PRESS

当然，川普政府可以让中国感受到切肤之痛，因为中国增长严重依赖出口。根据官方数据，背负沉重债务的中国经济在2024年增长了5%，即便是这样的增幅也不乏质疑。相比之下，在川普第一任期内爆发美中贸易战时，中国增长率接近7%。

根据一些估算，川普的新关税可能使中国对美出口减少一半甚至更多。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估计，中国有多达2,000万工人会受到对美出口的影响。

“如果川普提出的那种规模的关税得以持续实施，任何政治体制和政治领导人都不可能安然无恙，”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表示。“工厂会倒闭，成千上万的人将失业，几乎没有什么福利体系可以依靠。”

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旗下的“中国异见监测”(China Dissent Monitor)项目的追踪，工人是中国异见活动最大的推动力，2024年前三个季度占到中国国内线下和线上抗议活动的40%以上。

一些旨在动员全国应对贸易战的信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受到质疑，这表明，如果经济遭受重创，中共可能面临抵制。习近平曾表示，他担心中国年轻人不像前几代人那样愿意为国家利益吃苦。

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抗议活动始终萦绕在中共领导人的心头，他们相信，当初的示威活动以及以血腥镇压收场的结局是一场由经济管理不善引发的存亡危机。尽管抗议活动由学生领导，但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内外的民众大多是普通工人，他们对当年徘徊在18%的消费通胀感到愤怒。

如果当前贸易战引发的类似不满情绪沸腾起来，中共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财政刺激、对受影响的行业进行定向补贴，甚至直接向失业工人发放补助。

中共还可以利用在天安门镇压事件后为提高政治体制承受力而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维稳”机制。在习近平的治理下，这套机制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都急剧膨胀，其中包括旨在预先阻止异见活动的人工和AI审查与监控网络，还有大批警察和安全人员。

天安门广场上的监控摄像头。图片来源：BLOOMBERG NEWS

2023年（官方数据可查的最近年份），中国国内安全预算相当于2,090亿美元。在考虑了中美两国的成本差异后，这一数字（并未涵盖监控技术项目的支出）相当于美国2023年警务支出的175%。

中国最近还专门拨出约1,100亿美元用于资助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和“安全能力建设”。

中共的控制系统在新冠疫情中经历了最大考验。对个人位置数据的分析最初让政府得以控制住新冠病毒。在系统无法捕捉到快速传播的奥密克戎变种后，中国政府又利用追踪技术对多个城市实施封控。

在上海，带人脸识别功能的监控摄像头和无人机帮助警方将惶惶不安的2,500万居民封锁在家中，即便一些人面临食物匮乏。审查人员迅速清除了有关上海困境的负面言论，防止其广泛传播，让官方媒体得以向中国其他地方的民众营造一切如常的景象。

2022年底，在公众的不满情绪沸腾并演变成多个城市的抗议活动后，政府追踪了抗议者的手机和面部信息，其中一些人被拘留并审问了数周。审查系统起初不堪重负，但很快就学会如何消除抗议活动的象征，例如示威者为抗议审查制度而举起的白纸。

2022年，北京的抗议者手举白纸。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抗议活动发生几周后，习近平突然取消了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暴露出中共的脆弱性。但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表示，这恰恰证明了中共的韧性。

他指出，抗议活动爆发是因为“经济遭受了长达几个月的重创，并且有数千万乃至数亿人承受了难以置信的个人痛苦”。“而一旦封锁结束，抗议活动就迅速平息了，没有对政权稳定构成任何严重威胁。”

在那之后，习近平又进一步加强了安全系统，通过推广“枫桥经验”鼓励扩大人员监控。“枫桥经验”得名于一个小镇，在毛泽东时代，当地居民相互检举揭发，由此闻名。中国由数以亿计的监控摄像头组成的监控网络仍在不断扩大。

根据政府采购文件和学术论文，中国警方和其他国内安全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将AI的最新进展应用于社会控制，其中包括用AI模型来预测不满情绪。

例如，中国沿海省份浙江的公安部门正在试验用多模态AI大模型标记可疑行为，并分析实时监控录像中大规模人群聚集的风险。

“他们花费这么多时间来构建这些系统，正是为了应对眼下的局面，”前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师、现任《中参馆》(ChinaFile)高级编辑的杰西卡·巴特克(Jessica Batke)说。《中参馆》是由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运营的网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