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中艺人”现象 是中国渗透的娱乐面孔

在台湾，只有两种人最希望你搞不清亲中与亲共的区别：其一，是正进行统战渗透的中国共产党; 其二，是混水摸鱼、在模糊地带捞选票的本地政客。 这场语言的崩坏不只造成民众认知混乱，更已对国安体制造成实质危害。 敌我不清，不只是政治幼稚病，更是一场深层文明的自杀。

这不是夸饰。 当一个社会无法辨识谁是敌人，谁在利用体制进行颠覆，便已进入“认知战”(cognitive warfare)的中期阶段。 认知战的终点，不是你投降于敌人，而是你认不出谁才是敌人。 你会以为内部的崩坏是“正常民主多元”，你会以为自己仍拥有选择，直到你发现，公投变成表忠，新闻变成公告，选举只是合法化统治的包装纸。

一、混淆术：从“中国文化”到“中国政权”

台湾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陷于历史的双重诅咒。 一方面，我们共享语言、宗教、饮食与血缘记忆，亲中成为一种文化与情感的本能反射; 另一方面，数十年的国共内战记忆又在集体潜意识中投下阴影，让任何批判中国政权的行动都很容易被简化为“仇中”、“文化自残”。 中共政权最成功的地方，不在军事与经济，而是它从语言上瓦解了你区分政权与文化的能力。

这就是经典的“语意挪用”战术(semantic appropriation)。 在冷战时期，苏联也曾以“反苏就是反俄”来误导海外俄裔社群，使他们将反对专制视为对民族的背叛。 今日的中国，也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血浓于水”将一整套政治忠诚，裹挟进文化与身分认同。

如果你反共，中共便说你“背祖忘宗”; 如果你反中，它又说你“搞文化台独”; 而你若不反，它便笑而不语，把你收入中华儿女的统一行列，等你醒来时，已身在大牢之中。

二、从国族文化到制度认同：什么是“台湾人”？

台湾的宪政认同长期处于多元分歧，这是历史所致，也无可厚非。 但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不可能永远将国族认同建立在血缘或文化本质上。 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即指出，现代公民社会的凝聚，应来自对宪政体制、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共同认同，而非语言或祖先。

用这个标准来看，所谓“台湾人”的定义，不应再以“是不是华人”来区分，而应是：“你是否承认并愿意维护台湾的民主体制、自由价值与国家安全?”只有这样，才能抵抗“中国因素”对台湾公民社会的渗透。

如果一个人认同台湾的宪政制度，反对专制统治，他即使是移民、讲中文、崇拜孙中山，也没有人能指责他“不台湾”。 相反地，如果一个人长期居住台湾、享受健保、领取津贴，却宣扬“一国两制”、协助中共掏空台湾，那麽他就是对台湾民主秩序的背叛者，与敌同谋。

“亲中不等于亲共”这句话在语义上无误，却在现实中被操作到虚无化。 (美联社)

三、国际比较：亲敌者的共通策略

有人说：“亲中不等于亲共”，这句话在语义上无误，却在现实中被操作到虚无化。 历史不乏类似案例。

二战期间，美国社会中有大量德国与意大利后裔，其中不乏文化上“亲德”、“亲义”者，他们阅读海涅、听华格纳、尊崇达文西，甚至自认拥有欧洲贵族气息。 但当希特勒入侵波兰、美军进军北非时，美国政府没有拿这些人的文化喜好开玩笑，而是果断区分：“亲纳粹者”与“亲德文化者”的界线。

举例而言，1940年代美国通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要求所有替外国政府发声或游说者进行登记，并接受审查与揭露资金来源。 此一制度并非猎巫，而是国安的最低限度保障：你可以爱德国文化，但你不能拿纳粹的钱; 你可以讲德文，但你不能帮德国政府收集情报。

放在今日台湾，我们问的不是“你亲不亲中”，而是“你是否接受中共政权的钱、命令与战略部署?”亲共，是对敌军情战系统的内部认同; 亲中，若仅止于文化，原不构成威胁。 然而，如今亲共者就藏在亲中者的旗帜下，以文化之名，行颠覆之实。

而这样的策略，在中国对海外的统战手册中，早已明载为“借壳上市”：利用宗教、文化、学术、经济等“非政治”外衣，为政治目的铺路。 你说你是汉服社? 几年后你发现，社团会长已在开读毛语录; 你说你爱国学? 某天校方来查你社团经费，发现经由某基金会转账，最上游是北京某智库。

这不是阴谋论，而是中共全球统战的标准SOP。

四、台湾政党的话术工程：从语意控到敌我倒置

语言若混浊，政治便可无耻。 台湾政党最擅长的不是治理，而是话术工程。 在“亲中/亲共”的混淆语境中，我们看见两种话术成形：

用“亲中”遮掩“亲共”：

这类话术出现在统派与红媒系统。 他们将中共描绘为“历史进步力量”，声称中共只是中国的“现代执政党”，不宜妖魔化。 同时他们强调：“我们爱中国，不等于支持共产党。”但实际行为上，他们收取中共补助、传播中共叙事、出席中共主办会议、唱《我和我的祖国》、反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种种行为早已越界。

这是对“文化亲近”的恶意挪用。 亲中，是五千年文化之谊; 亲共，是跟习近平有资金来往、对着解放军升旗致敬。 前者或许是怀旧，后者早已是叛国。

用“反中”逃避“反共”：

这类话术则出现在某些自诩本土、却不愿明言立场的政党或候选人。 他们避谈反共，只讲反中，将议题导向文化冲突，藉此包装自己不敢正面对抗极权政权的软弱。 他们不敢说“中共是敌人”，只敢说“中国文化不合”，这样比较容易博得中间选民“理解”，却也让敌人得以长驱直入。

这种“反中不反共”的策略，是典型的“价值悬空化”战术(value-free politics)：去掉政治敌我，只讲生活文化、族群心理，不谈体制压迫、统战渗透。 这是价值政治的瓦解点，也是不少绿营候选人中间化选举战略的真相：敌人不见了，票源就稳了。

于是，“敌我不清”便不再是意外，而是刻意设计的制度破口。 亲共者在亲中旗帜下取得庇护; 反共者在反中泥淖中失语; 台湾社会剩下一个巨大真空，让中共话术横行无阻，让红媒、渗透组织与代理人堂而皇之进入选举、政策与教育。

五、专业制度比较：Sharp Power时代的民主防卫术

从21世纪初以来，民主国家已逐渐认识到中国“锐实力(Sharp Power)”的渗透模式--它不同于传统军事力量(hard power)，也有别于文化输出(soft power)，而是一种透过金钱、信息、法律漏洞与精密控语言的“权力收编术”。

锐实力的作模式包括：

利用媒体并购与资金挹注，打造看似本地、实则外部指挥的舆论平台;

资助在地政党、候选人与学术单位，散播符合中国利益的论述;

作diaspora(侨民社群)心理，混淆“族群情感”与“政治效忠”;

进行选举干预，透过假消息与社群控撼动民主程序;

利用开放社会的言论自由，进行认知作战与舆论引导。

针对这种新型态渗透，美国从1938年便设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要求任何为外国政府、政党或代理人进行宣传、游说或资金活动者，必须登记、定期报告，并揭露金流来源与活动范围。 2020年以后，澳洲、英国、加拿大纷纷仿效，建立本地版FARA，设立透明登记制度，避免民主社会成为极权体制的开门后院。

反观台湾，虽有《反渗透法》通过，却因政党杯葛与执行机关消极，至今尚无一件实际起诉或定罪案例。 许多民众甚至根本不清楚：什么是代理人? 什么是渗透行为? 红媒每日播送，政客公然访中，学者收受资助，却无人问责。

在这场全球的制度赛跑中，台湾落后太久，正是因为我们还在争论“亲中/亲共”的语言诡辩，无法建立起专业、冷静、具可执行力的制度化国安防线。

六、政策建议：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政治口水，而是法律防线

民主不是脆弱的，但它的确容易自杀，尤其当它沉迷于“假中立、真宽容”的语言糖衣时。 要对抗锐实力与代理人渗透，台湾需要的不只是情绪，更是制度。

1.推动《外国代理人揭露法》本地化版本

仿效美、英、澳等国，台湾应建立明确登记制度，要求与外国政府或政党有资金、政策、行动合作者进行登记，并定期公开揭露。 此举并不针对任何族群，而是针对行为与利益输送。 民主社会的开放，不应成为敌国运筹帷幄的乐园。

2.强化媒体审查与资讯透明机制

对于接受境外资金、明显散布对民主制度不利言论的媒体与平台，应建立跨部会审查机制，并揭露其资金结构与主编背景。 台湾的《广电法》与《公司法》目前对媒体的实际所有权揭露不足，无法防堵红媒假装本地自媒体。

3.强化选举资金与人脉网络揭露制度

在选罢法与政治献金法中应增设条文，要求候选人若与境外政治主体有接触或资助历史，需揭露并受监管。 中国透过地方宗教、农渔会、退休军警等系统渗透人脉，构成选举背后不可见的资金与人力链。 若不透明化，则等同坐视代理人掌权。

4.教育与文化部门应纳入“民主素养教育”

将识别锐实力、统战策略、认知作战等课程纳入公民教育。 这不只是国安问题，而是民主识读的基础建设。 若一代人只知爱国诗词，不知何谓极权，那么下一代便是高唱中华文化而不知其工具化者。

台湾面对的是一个早已在法律上认定我们为“必须统一”对象的敌国政权。 (美联社)

七、“亲中艺人”现象：当政治成为娱乐产业的资本结构

让我们再谈更具体一点：当你打开Netflix，当你滑进YouTube、抖音、Bilibili，当你在演唱会人山人海的场外被广告包围，看到那张熟悉的艺人脸孔，微笑地说出“两岸一家亲”、“中国台湾”、“愿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时，你要知道，这不只是表态，更是生态。

台湾的“亲中艺人”现象，正是锐实力渗透的娱乐面孔。 政治与资本联姻，不再只在立法院或金控董事会角力，而是早已渗入娱乐产业的决策与演出。 尤其中国自2014年设立国家级“中国文联”文化战略单位后，娱乐产业不只是消费娱乐，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推手与“人民币外交”的杠杆。

从欧阳娜娜、张韶涵、范玮琪到侯佩岑、林志玲，甚至不少新一代网红与影视从业者，都曾因一纸发文或表态成为舆论标靶。 但问题并不只是“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的沉默背后，谁在运作?”艺人们表面上追求市场、接下大陆节目、配合审查、签署“一中承诺”，实则是中国文宣机器的一环。 比起传统的间谍战或渗透，“亲中艺人”的作是娱乐与政治交叠最软性、却也最致命的统战策略。

在中国，爱国艺人不是荣誉，是职责，是上级交办，是自我审查。 国家广电总局有一整套艺人红黑名单制度，禁止涉港独、台独、负面社会影响者登台演出。 中国市场资源也形成筛选机制，艺人若未表态支持统一，便遭“资源断供”--这不是市场自由，而是“审查经济学”。

这套审查资本主义(Censorship Capitalism)的运作逻辑，是将文化产品视为统战工具，将艺人视为媒体代理人。 例如：欧阳娜娜在人民大会堂演奏爱国曲，成为“台湾艺人归顺”的样板工程; 张韶涵在社交媒体发声“不容分裂”，不是个人选择，而是行业政治的必修课。

在台湾，这样的现象却未被正名。 媒体谈“亲中艺人”多半采八卦笔调，忽视其背后的制度性风险。 这些人不只是“跑去中国赚钱”这么简单，而是政治代理与文化认同的模糊地带。 他们的每一次发言，都可能被对岸媒体包装为“台湾人心向祖国”的宣传资产。 这是一种语言政变：他们替台湾发言，却不是为台湾发声。

那我们能怎么做? 不是全面封杀、不是集体出征，而是必须制度化揭露与区隔。 以《反渗透法》为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制定“文化公开揭露法”(Cultural Disclosure Act)，要求境外资金支持、参与中国政府官方活动者须登记其活动性质。 参与中国广电政治审查节目之艺人，若同时担任台湾国营单位代言人或拥有特定社会资源，应列入利益揭露。 不是禁演，而是揭露，让公众知道你代表谁说话。

我们也需要从制度上反思国内文化资源分配是否过度倾斜“无争议艺人”：台湾政府、国营企业不该继续惯性与“有对中国政治表态之纪录”的艺人合作，否则将形成“模糊敌我也能吃两边”的奖励机制。

这是公共资源伦理的问题。 你可以是商人，也可以是艺人，你可以选择政治中立，也可以选择向中国效忠——但你不能在代表中国的政治场景里领奖，再回来领台湾的文化补助。 否则这不只是背叛，更是一场集体自杀的资源投资。

我们需要建立清楚的伦理标准与舆论框架：不是封杀，而是定义。 不是叫人闭嘴，而是说清楚你站在哪里。 我们不讨厌“亲中艺人”，我们反对“伪中立的代理人”--他们站在镜头前的每一秒，都是一场文明的自杀预演。

从欧阳娜娜、张韶涵、范玮琪到侯佩岑、林志玲，甚至不少新一代网红与影视从业者，都曾因一纸发文或表态成为舆论标靶。 (合成照片/侯佩岑脸书、欧阳娜娜IG)

八、结语：再不分敌我，就是集体轻生

“敌我不清”不是天真的代价。 我们活在一个最坏的时代，台湾内部存在太多“无害的亲中者”替“有害的亲共者”背书。 太多人相信，政治可以无涉敌我，只要口号模糊、旗帜中间、颜色淡化，就可以绕过战争、权力与体制的残酷。

但现实不是这样的。 台湾面对的是一个早已在法律上认定我们为“必须统一”对象的敌国政权。 敌人不是语言上的问题，而是实际的战略、预算与行动。 在中国定义中，亲中早已内嵌亲共; 在战争的准备下，文化认同只是政权忠诚的前奏。 亲中是起点，亲共是终点，台湾若不能中途设防，便是在默许这场从文化开始的渗透长征。

“一个敌我不清的社会，将无法自我认同，也无从自我防卫。”这句话不是理论，而是台湾这十年的血泪现场。 中共不断测试我们的破口，而我们却用语言帮它掩盖漏洞。 这不是多元价值，而是政治自残。

民主是可以死的，而我们现在正走在它自杀的前夜。 让我们不再以“亲中”为遮羞布，让我们说出那真正的名称--亲共者，便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