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能否达成第三次“大交易”？

中美元首近期能否实现会面充满变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吴心伯指出，北京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史上有过两次“大交易”（grand bargain），能否在如今的战略博弈情形下达成第三次“大交易”，将影响亚太安全格局。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上星期四（10月9日）举行公开讲座，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兼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以英语主讲“两种前景叙事：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演变”。

吴心伯研判，亚太地区未来的安全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其中一种可能的情形是，中美走向严重冲突，区域内因而出现分裂对抗局面，“某种程度上重回我们所熟悉的冷战时代”。

关键问题是，如今深陷激烈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中美两国，能否达成第三次“大交易”？

吴心伯从历史谈起指出，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美国由遏制中国转向对华接触，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则与美国合作共同应对苏联的扩张战略，这是双方的第一次“大交易”。

第二次“大交易”发生在冷战结束后的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继续对崛起中的中国采取接触政策，同时重申一中政策。此时的中国也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双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等地区热点议题上展开合作。

吴心伯认为，要想实现第三次“大交易”，意味著美国应停止以战略竞争的名义遏制和打压中国，再次确认过去所坚持的一中政策。

《华尔街日报》9月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渴望与中国达成经贸协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川普在台湾问题上让步，正式表明反对台独。

至于中国能在第三次“大交易”中提供什么，吴心伯研判，北京会在经济和安全两方面作出积极回应，包括增加对美商品采购、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恢复稀土出口、进一步向美企开放服务业，以及降低台海紧张情势等。

图为美国前总统尼克逊（Richard Nixon）1972年2月21日访问中国期间，与毛泽东握手。（美国联邦政府）

他说：“这与我们过去所见的情况颇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中国这次能提供比以往更多的经济利益，因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已经显著提升。”

在回答现场提问时，吴心伯提到，中国的最大优势在于政策延续性，当局决定做的事通常都能实现，这正是美国的弱项；而中国的创造力、市场活力曾经不如美国，是一大战略弱点。但他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并以阿里巴巴、华为、深度求索（DeepSeek）等科技民企为例称，市场力量和民间社会正推动中国的创新发展。

他也说，美国的头号战略优势是华盛顿的全球盟友网络，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尽管川普可能并不认为这是美国的资产，反而更像是一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