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连载之五）

今天的中国社会分层植根于古代中国的科层制度和正式的公务员制度。这些制度诞生于两千年前，一直存活到现在。本章的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以后各章的内容。这项工作确有难度，因为可供研究使用的英语文献相对较少。

本章力图展现一幅中国社会分层的大图景，包含以下四点。第一，考察中国为什么和怎样保持了几千年的统一而不被中断。第二，考察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分层，比较1840年之前和之后的异同。第三，考察科举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历史最为独特的体制。最后，考察直接产生于科举制的权力精英,直到1949年。

第一节   中国的延续性与统一性

这不是说，中国从来就被一个中央政府所统治。恰恰相反，根据不同的估计，在中国历史上，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不止一个政府存在。令人惊异的是，除了少数异族政府，几乎每个政府都宣称自己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表示希望独立,而且全都致力于统一中国,逐鹿中原，改朝换代。学者们常常试图通过比较中国和欧洲来理解政权更替的内在动力，因为中国和欧洲规模相当，且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主导性的文明力量。欧洲至今依然分裂。因而，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首先面对的第一个宏观社会学问题就是，中国社会为什么敢于期望统一，又是如何实现统一的。

中国的延续性和统一性尚未被充分解释，这也超过了本研究的范围。但是，我的确想对这个问题作一个简单的分析。我认为，或许中国的延续和统一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结构合理的、知识化的科层制政府，辅之以科举制；一个世俗的、实践理性的意识形态；以史为教，重视历史如同（西方社会）重视宗教一样。

表2-1列出了中国朝代顺序。公元前4000年出现了“中国人互动区域”，大量中国人农业社区广布在今日中国这片土地上。公元前3000年，存在着结构庞大的中国人部落。夏商周两千多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众多的中国人小国(即所谓黄帝和夏禹时的“万国”，商汤时的“三千国”，和周武王时的“八百国”)。

夏朝（公元前2070-前1600年）鼎盛时期的领土大致相当于今日中国的两、三个省。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第一次宣布了某种普遍的王权或天命权威。在其鼎盛时期，商文化所遍布的地区面积至少相当于今天的十五个省，但没有直接有效的政治控制。到了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中央控制囊括了全部北中国，几乎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个省。这三个朝代推动了文化发展，诞生于那时的书面语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周朝基本上是封建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 –前221年），铁器逐渐代替了木石工具，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并增强了武器的杀伤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结束了封建土地制度，而先进的武器使得封建政治制度过时了。在五百多年内战中，中国先是分裂成几十个小国，然后演变出战国七雄。七国有各自的货币、度量衡、经济政治制度，老百姓口语不相通，书面语也开始分化。这时，很难说中国能否再次统一，抑或就此维持多国独立并存。

秦王扫六合，在他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统天下，这是个难以想象的军事奇迹。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修驰道，修筑北向长城。在技术上、文化上、经济上秦与六国比都不占绝对优势，秦怎么能灭六国呢？秦国的胜利源于两个要素：土地私有制和郡县制。战国时代，遵照法家的建议，土地私有制和郡县制逐渐在七国流行，但秦较六国更彻底地贯彻了这两种制度，这成为导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的主要的制度因素。土地私有制取代封建土地分封制，郡县制取代封建诸侯分封制。这两项伟大的改革为秦带来了七国中最高的岁入和最强大的军队。在其鼎盛时期，秦军带甲百万。

郡县制能够有效统治一个基于土地私有制的大统一国家。统一后，秦将中国分成四十个郡（而非三十六个）；土地面积大致相当于除西藏和新疆以外的今日中国（见中国地图）。到了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科层制的政府机构已经成熟。郡县制确立了中央集权在中国社会的永久地位。秦始皇之后的两千多年，主要的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土地私有制加上省县制，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管理和控制整个社会。

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极大巩固了中国的统一和延续。汉朝收入了新疆（见中国地图）。更重要的是，汉朝确立了统治其后两千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使中国先于欧洲两千年完成政教分离。世俗化和实践理性赋予中国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的灵活性，使中国比其他文明更容易地实现延续和统一。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儒家。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灭亡了。秦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朝代，只维持了十三年。秦是如此富裕和强大，秦的迅速灭亡遗留给汉代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以后，汉持续了四百多年。汉朝统治方式的一大变化，就是废除百家，独尊儒术。

秦朝的意识形态是法家(Fu, 1996)。法家提倡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家的著名观点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家提倡土地私有制和郡县制，反对并摧毁了封建制。他们承认甚至提倡个人主义和追求个人利益。法家提倡公平，赏罚分明。是法家辅助秦统一了中国。法家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法治因为性恶而成为必需。法家尽管有效，但作为一个大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法家有些狭隘。汉朝统治阶级意识到，如果官方意识形态认为人性本恶，在此基础上要求人民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就十分困难。

儒家（Brooks and Brooks, 1998; Yao, 2000）则正相反，鼓吹尊卑有序，维护封建制度。儒家以“性善”为理论基础，核心是“仁”，特别是统治者要对被统治者有仁爱之心。它宣扬道德和教化，劳心者治劳力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上行而下效之，就能国家昌盛，天下归一。儒家反对个人主义和追求个人利益。显然，在550年之久的春秋战国时期没人需要儒家学说。由于战争连绵，法家和军事战略家成为当然的权威。但是，在秦汉大一统之后，除了鼓吹封建制这个错误，儒家学说成为统治这个新国家的最佳官方意识形态。

尽管汉朝选择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中国精英根本没有抛弃法家。在其后的两千年里，中国精英阳儒阴法。学者们以为，儒、法、道、释作为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在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体现。但是，以儒家为核心，对保证中国的延续和统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直笔浩浩青史，对保证和维护中国社会的统一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汉代确立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太史令司马迁抛弃了神权，果断地建立了历史的权威。从来就没有上帝救世主，也不语怪力乱神，公共权威的意识形态必须以人为本、以史为鉴。基于历史，司马迁展示了政府的目的不是理想的天国，而是理想的人世。《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之后，《史记》成为中国正史的典范。延续《史记》的伟大传统和体例，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之后，撰前朝史，隔代修史，共计有二十六史。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2003年夏天，中国中央政府宣布，将投入巨资，延请数百位名流学者，重修清史。

《左传》总结了著名的三不朽。作为中国精英，有三条人生道路可以在世界历史上永垂不朽，而不必去做上帝或圣徒。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取决于他对国家的延续与统一的贡献。第一是立功，文治武功。第二是立德，德高望重。第三是立言，传世之作。按照三不朽的标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所有人，从王公贵胄到黎民百姓，建立了历史评价的标准，延续至今。

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上是重复和循环。中国社会是一个土地私有制、中央集权的省县制、以儒家为中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以史为教的结合体。如果一个王朝无法实现这些基本的社会体制，群雄并起、改朝换代则最终不可避免。中国作为一个大统一的国家成功地得以延续。

在朝代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开国之初与王朝末世存在着根本差异。新朝新政，均田薄赋；开国皇帝，励精图治；朝廷清廉，民气可用，万象更新；江山社稷，固若金汤。或迟或早，王朝衰败；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贪官污吏，如狼似虎；文官爱钱，武官怕死；水旱蝗灾，连绵不断；黎民百姓，揭竿而起；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天命顿失，大势已去。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真命天子，文韬武略，一统天下。

汉以后的朝代更替大体遵循这同一个模式。唐朝（618-906年）和宋朝（960-1279）完善了汉朝诞生的科举制度。元朝（1279-1368年）收入西藏。明朝（1368-1644年）舰队，三万水师，六次环游世界(Menzies, 2003)。清朝（1644-1912年）总结和实践前朝的统治经验，将中国的人口从一亿发展到四亿。

十九世纪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一下子从中心滑到世界体系的边缘。清朝土崩瓦解后，中华民国（1912-1949年）试图把中国社会推向前进，但是失败了。1949年，振兴中国的重任遂落到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肩上。

   第二节  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分层

周朝是个封建国家。统治阶级包括四个阶层：周王室，封建诸侯，王室和诸侯的卿大夫，士。周王室是王朝的核心，包括天子及其子孙。诸侯国在周朝鼎盛时数以百计。天子依天命君临天下。依天命，天子分封他的亲属或功臣为各国诸侯，因而天子和诸侯的后代大多有亲属关系。也有不是出自周王室的诸侯，但他们大多成为周王室的姻亲。在王室和各诸侯国，卿大夫也大都是天子和诸侯王的亲戚，他们各自拥有家族、采邑和领地。周朝最低等的贵族是士。士最初是武士，后来也逐渐和主人有了血缘或婚姻的关系。周朝中期以后，士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精英阶层。

春秋时期，周王室血统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诸侯相互交战，甚至攻击周天子本人。卿大夫杀死诸侯，犯上篡国，毫无顾忌。周礼规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一套很复杂的法律制度。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封建社会瓦解了。[iii]

从秦到清（公元前221-公元1911年），中国政府将人民分成四个阶级：士、农、工、商。地主和农民都是“农”，是两个主要阶级，而工和商是两个次要阶级。理论上，除了皇帝，没有一个位置是世袭的。

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以后360年的内战期间，封建制有复辟倾向。汉唐之间（220-618年），出现了一些有权势的大门阀士族，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和部曲。他们在政府占据重要的文武官职，并由自己的氏族世袭这些文武官职。

唐初，中央政府将汉朝和隋朝的科举制完善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统考制度，以消灭汉唐之间出现的封建制复辟，使得布衣亦可卿相。隋初，唐初，宋（960-1279年）初，都继承汉制，实行均田制，把田地分给无地农民。

到1880年代，如表2-2所示，中国人口大约在三亿五千万到四亿之间，或者是七千万户。四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确存在垂直的社会流动，大家族可因为子孙不肖、或者是没有男丁而衰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表2-2会误导我们。虽然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由于经济地位相差悬殊存在本质差异，官方的统计数据却将他们都视为“农”而放在一起。同样，大商人属于上层阶级，而小生意人则属于下层阶级，官方统计却将两者放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商”。官员和士子都是地主阶级，但官方统计却将他们同地主分开，因为士子是有功名的人，至少是个考生。图示2-1科学地展示了晚清的社会分层。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下层社会和上层阶级都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农民(Hinton, 1966; Crook, 1959)起义日渐频繁，因为西方列强不断欺凌中国,而政府的横征暴敛高的超出想象。在上海等地，随着应用现代机器大生产，出现了工人阶级(Smith, 2002; Honig, 1986; Hershatter, 1986)。尽管工业革命在全世界创造了蓝领工人，他们在中国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少数，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主要包括传统手工业者和苦力。1920到1949年间，现代工业的工人只增加到不到三百万人，且多数是从事棉纺业的女工和童工。

但是，上层阶级发生了剧变。一个从旧的士绅阶级中脱胎出的新的上层阶级开始领导国家，他们包括军事领袖、新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地主、国家技术官员。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军队逐渐重组，军事领袖不但要带兵打仗，还要领导国家走向未来。他们大体分为四代。第一代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他们自己均曾任总督，都出将入相。各省巡抚，多出其门下。他们在各省建立军校。1867年建立了第一所海军学校。1911年，全国共有军校七十所。

袁世凯是第二代军事领袖，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他死后，他的属下中出了五位总统，一位总理,和多数的北方军阀首领。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六所样板军校，蒋介石就是保定毕业生。

蒋介石是第三代军事领袖。1924年，苏俄帮助孙中山重建国民党，并在广州郊区建立了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校长。1928年以后，蒋介石属下许多将军、部长、省长都是黄埔毕业生。一些毛泽东的属下也是黄埔毕业生，林彪就是黄埔四期。

毛泽东是第四代军事领袖。长征以后，在延安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任名誉校长，林彪[iv]任校长，胡耀邦[v]任教务长。1949年建国前后，每攻下一座大城市，毛泽东就委派一位高级将领担任首任市长。这是历朝开国时的标准做法。如同历朝历代，技术官员逐渐取代开国将领。

另一个阶层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兴起。他们中有些人留学海外，有的毕业于国内创办的大专院校和中学。这些人只占人口的极小比例，且大多生活在大城市和沿海港口城市。下表是1949年各级学校毕业生统计[vi]。

这些新知识分子(Schwarcz, 1986)主要出自上层阶级，多少受过一些传统教育。他们在新的公共或私立教育机构接受了现代观念，但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看作旧式的有科举功名的人，把自己看作士。所以，他们总是以经世济民为己任。

民族资产阶级(Kwan, 2001; Bergere, 1989; Coble, 1986) 是1840年以后新生的领导力量。他们原本是外国资本家的中国助手，被称为“买办”。买办阶级最先集聚了大量财富，用来建立现代企业。清朝末期，旧的商人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组织商会，提倡宪政，并形成组成省咨议局的主要动力。一战期间，外国资本的退出为中国打开了新的国内和国外市场。银行家和实业家开始从商人手中接过领导权。一战和战后的一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年代。但1928年蒋介石掌权以后，由于缺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可靠支持，资本家最富活力和胆识的部分失去了基础。甚至在其顶点，由于资本和技术的短缺，他们仅仅集中在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而无法涉足重工业，如钢铁和机械制造工业。

1840年后，中国的地主阶级逐渐全部失去了他们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农村地主阶级曾是两千年来中国的统治阶级的主体。但是，1840年以后，只有极少数地主成功地转变成资本家。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和实现工业化，中国需要有为的军政领导人、国有和私人资本家、社会思想家和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这些新的社会领导人多数来自农村地主阶级家庭，而他们也从地主阶级手里拿走了所有的社会功能。这使地主阶级对于建立现代国家完全过时和无用了。

国家技术官员最终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并致力于规划建立现代国家。清朝末期，他们被授权管理国有企业、领导军事、规划教育。1928年蒋介石上台后，他们在政府部门中人数增长，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的地位也同时提高。1935年前后，他们控制了中、中、交、农，控制了超过三分之一的轻重工业，并负责筹划对付日本侵略的军事准备。通过兼并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创建了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国有企业的先驱。所以，不足为奇，今天的中国仍然在由同样一个国家技术官员阶层领导着。1949年以后中国迅速的社会发展来自重建充分完整的国家权力，与此同时技术官员逐渐取代了开国革命家成为领导阶层。1956年，公私合营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将其并入国家技术官员。到2003年初，国家技术官员完全取代了开国革命家。

第三节1905年以前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1905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征。秦以后的两千多年，四民士为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教育上。唐代以后，士特指考生和有功名的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一个人的政治、法律、经济地位都取决于他在科举考试中的成绩和第次。甚至衣服的款式和颜色，以及纽扣的式样，都由成绩决定。个人家庭背景不直接影响个人科举考试成绩。如果不能通过考试，在某种情况下，官衔可以购买，但是这些官衔往往是些虚职。有功名的人和官员购置土地，富有的地主和商人购买功名和官衔。如此，这两大集团合并成为一个统治阶级。

埃尔曼的著作极为详尽地展现了科举制度（Elman，2000），展现了科举制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理解科举的关键在于理解录取过程。汉代通过客观评估士子的业绩来录用官员。为了使未来的官员学习关于理想社会的政治思想，皇帝建立了太学，在太学独尊儒术，以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为了考察未来的官员是否对这些为官的必要知识了然于心，一个广博的考试制度就此建立。

汉代的太学毕业生按照最后的成绩被分成两等。第一等成为朝臣并为中央政府效力，第二等则返回原籍成为地方政府的下级官员。汉朝的文官选拔制度的另一种方式称为“察举制度”（举孝廉），意思是地方政府可以向中央政府推荐有能力的人。于是，公务员制度发展成为学校培养、博士带弟子、举孝廉相结合的诠选制度。从此中国政府成了一个学者组成的政府。

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演变成了仅仅从大门阀士族中推荐官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为改变这种状况，隋唐开科举考试，向所有阶级开放。虽然只有官员、地主、商人的子弟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准备考试，但时间和金钱不能保证一定通过。表2-3列出了明清两代士子的家庭背景。

科举制度向所有人打开了大门，任何人都可以向政府注册要求参加考试。但在唐初，对于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限制是，考生不能是工商子弟，因为工商只考虑个人盈利，而科举的目的是选拔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公务员。不久，由于商人的强烈反对，工商子弟也被允许参加考试。

科举制度在宋代经过改革，更为严密。为防止作弊，保证考试的匿名性，试卷上的考生姓名被覆盖掉，取而代之的是编号。考试成绩成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多么有名望的考生也可能通不过。自然，这项制度有一个必然的缺陷，那就是如果阅卷官员有眼无珠，最具天份的人才也会被埋没终生。

明朝以前，一个人只需要考取一个学位。明朝对科举制度作了一些修改。由于报名和参加考试的考生人数大增，需要建立一个分级的科举制度。三个级别的考试分别用来授予三种学位：秀才，举人，进士。

考秀才和举人主要考儒家经典，考进士则主要考有关中国的经济、历史、地理、和军事的策论。大多数考生一辈子只考秀才、举人，以至于在明清两代，出了大量的注释经典的考试辅导材料以供考生背诵。而八股文以只重形式不重思想著称。死记硬背和写八股文妨碍了真正的学习和做学问，造就了一批保守刻板而不会创造性思考的人。

1840年以后，清朝改革科举。为了对付列强入侵，讨论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的策论逐渐取代了死记硬背经典的考题。加之，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也可以作为公务员候选人，各级公立学校也逐步增加录取人数。

这些改革使得中国的新式学校面临合格教师短缺的问题。尽管可以请外教，派学生去海外留学毕竟更经济、更容易，特别是去日本。1895年以后不到十年，超过五万中国学生留学日本。

1904年，一个新的教育制度在日本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包括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科学院。有三种新的学位对应大学、高中和小学学历，大致相当于科举制度下的三种学位。这样就使新式学校的毕业生有资格成为正式的公务员候选人。

按照计划，1906年以后，当新式学校能输送足够数量的毕业生取代科举的时候，科举考试就会被逐渐废止。然而，1905年9月，当日本战胜俄国已成定局，中国政府当即决定提前废科举。就这样，持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停止了。

从公元960年到1905年，中国共有108672名进士。其中，宋朝39711人，元朝1136人，明朝24594人，清朝26747人（Elman，2000，647）。在一千多年里，中国权力精英来自于科举制度。与任何其它前工业社会的统治阶级相比，中国权力精英具有最高的教育水平。

第四节  1912年以前的公务员制度

在先秦封建时代，政府官位由贵族世袭。秦汉结束了封建时代，从此政府官职不再世袭。皇帝是国家元首，象征国家；日常行政管理则由一个政府来实施，这个政府通常有一个类似宰相的首脑。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大约一百五十年，秦国就分成三十一个县，县令由秦王亲自任命。有行政法律规定中央政府与县级政府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其它法律用以维持社会的秩序。“法家”这个名称就来自于钻研、制定各种法律的人。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儒家学者主张恢复周朝封建制，法家官员主张推广秦国郡县制。始皇帝采纳法家的意见，实行郡县制，将中国分成四十个郡和二百多个县。以行政法律规定了中央政府、郡政府、县政府的结构和功能。秦律，包括行政法，为历朝历代所效法。从秦到清，尽管每个朝代都有所损益，行政法律的主要功能和内容没有大的改变。各级主官，从督抚到县令，都由中央政府任命。

汉初，儒家学者认为秦朝的短命（15年）是由于没有恢复周朝封建制度。汉高祖刘邦于是向儒家妥协，在西部建立十四个郡，在东部分封十个诸侯国。结果，正如法家预言，诸侯国越富有越强大，就越想独立于中央。汉朝花了半个世纪，通过血腥的武力平叛，才荡平诸侯国，恢复郡县制。

从汉末至1911年，中国的公务员制度的构成有三个角度。首先，公务员划分为十八级。第二，公务员也可按政府级别划分，分属于中央政府、省政府、州政府、和县政府。第三，公务员也可按文职、武官、和专业技术人员来划分。表2-4显示了这三个角度如何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直到今天，中国的干部制度还是这样一个三合一的统一体。

汉唐之间，是一场长达360年的内战。唐朝的政府结构变得更加正式和细致。在尚书令之下，中央政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自唐代到1906年，这个六部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年。

清朝只有不到三万公务员。进士的起点级别为正七品（见表2-4），得一份不够充裕的薪水（见表2-5）。但是，非法收入，主要是贿赂，远远超过合法收入。直到明、清，四品以下的官职可以买卖，但价钱通常是官职本身年收入的一千倍。

1906年，只有当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1905年打败俄国之后，清政府才终于决心改革维持了一千三百年的六部制度，并通过加入七个新的部门将其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府结构。1906年，改革后的清朝中央政府结构如下：

1．      总理

2．      副总理

3．      副总理

4．      副总理

5．      外务大臣

6．      外务部

7．      民政部

8．      度支部

9．      陆军部

10．  学部

11．  法部

12．  海军部

13．  农工商部

14．  Ministry of Territories

15．  邮传部（Hsieh, 1966, 366）

唐代以后，日本、朝鲜、越南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学习、采纳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二战以后，没有接受西方的强烈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都恢复和建立了全国统考。正如傅高义所指出，精英政府和全国统考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迅速工业化的两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Vogel, 1991）。

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是常识、而美国大众却一无所知的是，西方也学习和照搬了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和科举制度。《2005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直接指出：

（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是）传统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其成员通过竞争性的考试选拔录用。中国的公务员制度造就了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稳定局面，并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后来，它成为其他亚洲和西方国家发展公务员制度时模仿的典范。[vii]

整体而言，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和科举制度是由利玛窦介绍到欧洲的。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7年，死于1610年。他的日记最初是用意大利语写的，并不打算发表。另一位神父将它翻译成了拉丁语，按照主题进行编辑，于1615年发表。很快，这本书就被翻译成了所有主要的欧洲语言。在马可波罗之后三百年，这本书向欧洲重新展现了中国。1953年，美国天主教当局将它从拉丁语翻译成美国英语，名为《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日记1583-1610》[viii] 该书第一编第五章是“论中国的艺术、科学、学位”；利玛窦在这里将中国的进士、举人、秀才翻译成博士、硕士、学士（Ricci，1953/1615， 26-41）。第一编第六章是“中华帝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同上，41-59）。这两章和全书令人难以置信地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公务员制度。

英国直接照搬了中国的十八级公务员制度，随后将其带到北美殖民地。直到1978年，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制度还在使用这个十八级制度。逐渐地，这套级别制度也在现代企业、现代大学、现代军队中发展和传播开来。现在，每个世界500强大企业都有一个这样的级别制度，级别的数目也还是在十八级上下。

西方也直接照搬了中国科举制度。194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了著名的《中国》一书。这本书是美国关于中国的最权威的教科书长达十多年。它由哈里·法恩斯沃斯·麦克奈尔编撰，作者都是英语世界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ix]该书第三十章是“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西方”。以下文字直接引自该章：

虽然最早的西方大学口试可以追溯到“1219年之后的时期”，但是，根据《新英语辞典》，“考试”一词直到1612年才有了“笔试”的意思。与考试有关的词汇，例如“考卷”和“考题与答案”，直到十九世纪才首次出现。多数研究者认为1702年标志着欧洲笔试制度的开始。1747年出现了数学学士学位；1802年出现了第一个为学士学位设立的真正的考试。在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采用了科举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德国于1800年左右、英属印度于1855年采用了科举制度。英国于1870年把英属印度的科举制度应用到英国本土的各级政府（MacNair，442） ……二十多年后，各种期刊杂志还争相指责竞争性的科举考试是一种“照搬的中国文化”。（ MacNair，450）

第五节  1949年以前的干部制度

中国现行的干部制度并不是新中国的创造发明，而是直接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干部制度。1912年，慈禧太后死后不久，中华民国就取代了清王朝。孙中山和袁世凯任民国第一任和第二任大总统。袁就任不久就颁布法律规定了新的公务员等级制度。1914年袁在总统令中作了详细的规定。它将公务员大致分成三种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选任、荐任、委任，加上少数特任（见表2-7）。这个制度共有四等三十七级，只有最低的委任级别才利用考试选拔。1915年，在他死前，袁颁布了一项关于为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重开考试和培训制度的法规。

1915至1927年，中央政府继续存在：投递邮件，学校继续授予学位，继续偿还外国贷款，继续互换外交使节，有时甚至还会按照袁的规划举行国家公务员考试。1928年蒋介石上台后，基本继承了这套制度。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干部”这个词汇的出现和使用。尽管中文里原本没有这个词，但在20世纪早期袁世凯死后被广泛使用。似乎和这个时期许多中文词汇一样，这个词来自日本。是日本人将法语词“Cadre”翻译成为“干部”。甚至到今天，它在中日两种语言中的写法都是一样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频繁地使用干部这个词，用它代替“官”。今天，在所有东亚国家语言中，干部这个词都用来表示政府官员、军官、国有或大型私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国有或大型私有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

中华民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是五个政府部门的五权分立。孙认为现代民主国家的有许多缺陷，原因是只有三权分立，因而必须加入另外两权。结果，从1928到1949年，中国的中央政府共有五个分支：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至今，台湾还在实行这个五权宪法。总统在五院院长之上。行政院由中央政府各部组成，行政院长是实际上的总理。立法院是议会。司法院是最高法院。监察院对美国公众来说完全无法理解，它大致相当于美国的总检察长和总审计署。

考试院于1930年一月正式成立。按照法律规定，它是中华民国最高考试机关，所有的公务员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被正式录用。那些通过高级公务员考试，当过三年以上委任公务员，或者参加革命七年及以上者，有荐任资格。通过普通公务员考试，参加革命五年及以上者，或高中毕业生，有委任资格（见表2-7）。

从1931年第一次高级公务员考试开始，考试院就计划隔年交替举行高等公务员考试和普通公务员考试。作为补充，不同部门另外要求专门考试。1931到1949年，这些考试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考语文、逻辑、三民主义。第二部分考专业知识和技能，如管理、教育、金融、外交，第三部分是口试。除了后来添加的三民主义，这项制度和袁世凯原先拟定的基本相同。1936年，分科考试包括管理、教育、审计/会计、统计、司法管理。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1937年开始侵略全中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从1945到1949年，国共打了一场内战。自然，1936年以后就没有对干部制度（公务员制度）的认真构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