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6月25日党校讲话在中国官场和官方媒体被赋予圣谕的地位，并掀起了学习的高潮。德国之声记者潇阳认为，这篇被视作为十七定调的讲话的新意就在于毫无新意，它表明“求稳”是胡锦涛的最基本执政风格，他为首的第四代中共领导层仍然跳不出邓小平政治实用主义的窠臼，没有实施真正政治改革的气魄与智慧。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历来都是全党全国的政治最高指示，这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仍然如此。掀起学习最高指示的热潮是官方媒体的任务，因此胡锦涛6.25讲话受到热捧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众所周知，高潮可以是制造出来的假象，胡锦涛“圣训”是否真的能在由普通中国人组成的中国社会上掀起高潮，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于听贯了政治八股和空洞口号的中国民众来说，“几要”“几坚持”“几一定”“几中心”“几代表”这样的宏伟表述是远不如股市的百分点那么有实际意义。
但是，对于中国政治观察者来说，胡锦涛6.25讲话无疑具有为即将召开的十七大定调的参考意义。十七大的最大悬念便是胡锦涛在成为无可置疑的最高政治领袖后，是否不再韬光养晦，在政治改革上大胆亮剑，超越邓小平和江泽民都不能跳出的意识形态禁锢，提出新的政治发展模式。2002年底开始的“胡温新政”虽然没有突破性的政治举动，但它在政治上采取了更加开明的姿态，开始将社会公正与人本作为考量纳入政策价值指向，这使得人们对言行谨慎、行事低调的胡锦涛充满了善意的期待，期待他会露出真面目，大胆推进政治改革。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中共官方媒体内部似乎受到上边的暗中鼓励，大打讨论“社会民主主义”的擦边球，更让人对十七大和突破性政治改革浮想联翩。
不管各级官员们和官方媒体从胡锦涛6.25讲话中挖掘出多么深远和重大的意义，胡锦涛实际上只强调了一句话，那便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的“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坚定不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并没有跳出邓小平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框架，“和谐社会”固然有着鲜明的胡氏烙印，但是它更像是一个美好愿望的模糊表述而不是一个有着严谨内在逻辑性的政治理念。
再看看“科学发展观”。其实，对自然科学的迷信一直是中共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科学发展观”无非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式的表述，它在本质上是与“以人为本”有诸多矛盾之处，而中共官方天真地认为，一项决策(政治的、社会的或者是经济政策的)一旦是“科学的”，那必定便是具有了无可指责的合法性了。
“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为一切可能的政治决策打下了日后辩解的狡猾铺垫，它实际上是等于在说，因为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因此一项政治决策或政策就不必用接受普遍价值上的判断。如果深入追究，你可以甚至将“中国特色”理解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信条。“中国特色”是一种循环论证模式，例如套用到政治改革上就可以是这样论证：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可能是好的，但是那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特色)；一党专制在合法性上无疑难以成立，但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国情特色，因此它对中国来说是更实用的。
胡锦涛6.25讲话中明确地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为中共政治发展的第一要义，这无疑表明，胡锦涛无意启动超越邓小平实用主义政治的改革。在这一实用主义政治理论中，“稳定”是唯一可循的价值取向，而真正的政治改革恰恰必然是一种对“稳定”的政治价值规范的突破。因此，不用等到十七大，我们就可以大胆预言，胡锦涛不会在政治改革上有大动作，在维护政治稳定中谋求国民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力是他的沿袭自邓小平的基本执政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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