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公布的《福布斯》亚洲版2007年中国富豪榜上，杨惠妍——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26岁的女儿，登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她个人净资产高达160亿美元，这也让她成为了亚洲最富有的女人。在这张榜单上，前四位均为大地产商，分别是杨惠妍（碧桂园）、许荣茂（世茂集团）、郭广昌（复星国际）和张力（富力集团）。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张很有嘲讽意味的榜单。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从1998年开始。事实上，自1992年朱镕基主掌中国经济之后，他一直对地产的投机性保持了很高的警惕性，在政策上甚至采取了有意压抑的措施，然而到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国内经济出现陡然下行趋势和消费过冷当时唯一的出路是目光向内，启动内需，1997年前后全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只要把这部分消费能力释放出来，经济复苏当可迎刃而解。于是，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催热房地产。在他看来，能够让老百姓大把大把地掏出钱来购买的商品，惟有房子了。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先是取消建筑行业的48项“不合理收费”，接着，中国人民银行以“特急件”的方式将《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发往各商业银行，宣布即日起执行：贷款期限最长可达20年，贷款额度最高可达房价的70％。到7月，国务院宣布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福利分房政策的取缔，让住房市场化的空间大大拓宽。几乎就在同时，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则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规定了住房贷款有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两种还款方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为了以示鼓励，央行还特意安排了规模为1000亿元的住房贷款指导性计划。这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从而也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地产热，无数财富故事在这个领域中招摇上演。由于房地产业有广泛的关联度，特别对钢铁、水泥等资源性行业有很大的带动性，因而也确实起到了复苏经济的作用。复旦大学教授张军日后评论说，“这个政策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改善市场需求的转折点，其效应持续十年。消费信贷刺激了家庭的住房需求，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释放着持续的投资品需求。大量的企业也就是在这之后开始进入投资扩张时期的。由于投资旺盛，整个经济对于上游基础部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为大量地处上游的国有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常常有人问及，为什么全中国的暴利行业均为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所控制，惟有房地产业成为民营企业最大的“福地”？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治理体制与中国现行土地获取制度有很强的冲突性，国有企业家很少愿意为了企业的利益冒个人之风险，在一个土地出让竞拍会上，民营企业家随时可以举牌决策，而国有企业经营者则很少有这样的权力和胆魄。这就是为什么国有企业无法在地产业做大的原因。而事实的另一面是，中国地方政府均靠土地出让来维系地方财政，他们是地产神话的重要推手。
房地产的造富神话从2003年就已经逼现无疑。在这一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上，以房地产为业务（或涉及房地产）的富豪已多达40人。前十大富豪中的房地产商（或涉及房地产）占了6人。相比较，当年度《福布斯》“全球百名富豪榜”中，以房地产为资产来源（或涉及房地产）的为7人，前10位中无一人靠房地产起家。中国地产热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中受到一定打击，然而到2006年之后重又抬头。
房地产的放纵和暴富景象，已成为中国社会病态的一个重要体现。今年9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展览”在北京揭幕，据统计，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有10名是被不法地产开发商拉下水，而走上不归途导致身败名裂。研究华人商业变迁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黄绍伦日前对记者说，“地产商的暴富对整个社会的工作伦理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在过去，你管理一个大工厂，怎么融资、找市场、管理工人，都觉得这是了不起和辛苦的事情，回报和付出是有一定的关系。但地产商似乎不同，究竟他们的成功与付出有一定联系吗？如果没有，我们的工作态度还能维持吗？所以，投机成了影响社会最大的价值观。我们都在困惑着。”
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还将继续，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地产业仍然会是财富最为集中的地方。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中国前100位乃至前1000位的富裕者都来自于同一个产业？这是人们都期盼看到的景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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