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领导人在变化面前很有弹性

     在四年前北京开始建造它的奥运主场馆的时候，中国副主席曾庆红就告诫执政党的7000万党员，党自身也要来些重建。

　　很多分析家认为经济自由化、政治停滞以及全球化的压力最终会颠覆中国政治。奥运也构成一个压力点，有分析家揣测期望以及国际监督会否有助于打破一个专制政治制度——就像1988年的首尔那样。

　　但如果说奥运带来挑战和危机，那可以说共产党已经证明自己的弹性。公众对改革的呼声没有减弱，但奥运短期的副产品是中国爱国主义的潮涨，这有助于党顶住3月西藏事件以及奥运火炬国际传递风波后的国际批评。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如此迅速，共产党有时候被描述成不堪重负的看管者。但在北京承办奥运的七年来，这个党适应了，并向前航行，它对一些社会因素放松控制。

　　党吸收企业家、城市专业人士和大学生加入投资政治现状的精英阶层。私营资本家可能是不断变化的中国的象征。但党也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支柱产业和金融体系不放，而且在中国混合型的经济中，最大的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并不总是容易区分。

　　面对公众对腐败的愤怒，中国官员如今必须参加每年的培训，以提高竞争力。就算官方早已放弃毛泽东式的思想控制，宣传机器仍然可以根据需要激发民族主义激情，或者抑制民族主义情绪。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有思考能力的党。在界线之内，他们适应性强、自省且开放。但生存是底线。他们认为生存是适应性的成果。”

　　在党内，领导人专注于制度的可行性。党没有面临有组织的反对，那是不允许的。但心忧历史趋势的领导人已经对苏联和东欧的瓦解政府进行详尽的尸检。到2001年6月，在举办奥运的消息宣布前一个月，党就出版直率的报告，解释民怨之深，建议以“体制改革”解决官员腐败及无能的问题。

　　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当时中国正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党的报告也警告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可能带来危险和压力，公众示威的数量可能猛增，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计划经济的瓦解已经带来意识形态挑战：如何应对新兴的、迅速致富的资本家阶层？马克思主义卫道士认为承认资本家就是变节，但警惕的党展现了政治智慧。在宣布主办奥运前，时任中国主席江泽民选择在党的八十周年宣布应该邀请资本家加入其行列。

　　改革者曾希望私营企业家某天会成为民主化的力量。但如今，伴随着党官员流入商业领域，钱与权的混合已经消减国有与私有部门之间的尖锐区分。商人与政府和党建立密切关系，以获取国家银行贷款，并进入控制土地和政府契约的官员的网络。大学生盯着政府职位，学术界也常常作同样的考量。

　　除了要控制私有企业的崛起，党还面临很多国有经济的瓦解。根据《中国经济季刊》最近的分析，中国经济中的国家份额从1997年的80%下降到2006年的大约35%。但份额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影响力的减少。党对苏联集团瓦解的分析指出后共产主义国家过于轻率地私有化的错误。为了保持党的优势，高级官员采纳了卖掉低利润的小企业同时紧紧抓住最大的产业的政策。

　　如今，国家仍然有效控制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自然资源；控制石油提炼、钢铁和有色金属的生产；控制电信、交通和电力；控制金融系统。

　　《中国经济季刊》主编克劳博（Arthur Kroeber）表示，官方通过让国有实体互相竞争给国有领域注入竞争力，同时没有交出战略产业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