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制度最好 腐败没那么严重

“学术文章不是大众文章，要为某一组人或者某一层面的人下笔。我这篇是为科斯一个人写的，他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很多人给我评论说怎么修改，我说只要科斯满意，其他我一律不管，因为这

不是写给你们看的。”张五常的“恭维”，颇具个性。73岁的他不再需要通过DV，斜坐在椅子里，再三向98岁仍极度关注中国改革的科斯表达敬意。

8月30日，在北京顺义举行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张用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解释他眼中的中国经济制度。这次，比他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的经济改革”讨论会上所用的时间，少了55分钟。

【一】改革前的制度费用太高了

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

开会前一天，拿到《中国的经济制度》。文章自“中国的问题”始。张五常列举的部分困难包括:贪污，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6万次动乱。他认为，“除了动乱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动乱的——其他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8月30日，吴敬琏正在评论张五常先生的演讲 高战/摄

中国的难题，显然不止于此。要素价格、国企垄断、土地制度，无一不事关根本。中央领导也承认现在是矛盾凸显期。挑刺容易，最根本的问题，在搞明白“为什么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对张而言，经济解释是最重要的:“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不搞经济改革。搞经济改革，我觉得世界上多我一个人也不算多，少我一个也少不了什么。但是我写经济分析，走经济解释的路，自己很满意。”他用一个比喻解释困扰了他好几年的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篇文章，是张五常找到的答案。

从交易费用讲起:“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1979年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

【二】中国带动的“龙卷风”

会场上，张五常略过了这段略嫌学理化的阐释。或许跟其他老人家一样，他乐于从往事出发，慢慢引向他的方法论、他对大时代的判断，以及让许多赞同抑或不赞同他的人都乐意倾听的，关于中国之谜的核心发现。“从1969年到现在，我已有三十几年不看别人的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治学方法，我不喜欢看，喜欢自己想。”

这篇不带注释也多达两万八千字的长文，自然不是坐在屋子里光靠想想出来的。为了完成它，张五常花了一年多时间。但他真正研究这篇文章是从1979年开始。“几十年了，中国的发展我知道。中国很奇特，有复杂无比的制度。哪里能遇到这样百年难遇的题目？我平时写过的学术文章，有七八篇可以流传下来，三四十年后还有人引用，但这些文章没有一篇能够代表一个大时代的转变。重要的经济文章要反映一个大时代的转变，我就写过一篇。弗里德曼没有写过，科斯也没有写过。”

这个大时代怎么转变？有人说是高科技，有人说是恐怖活动，但他认为，“是中国的开放，还有苏联的瓦解。多了20亿的贫困人口参加国际竞争，这个地球一定要改变。我1991年在瑞典对弗里德曼说，这才是大时代的改变。上了年纪的人都清楚，30年前哪里有饭吃？跟年轻一辈的人谈中国，他们很难明白。龙卷风是由中国带动的。所以，你能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

让张五常觉得疑惑的是:中国在1990年代有很严重的通缩，政府的统计数字说是负百分之三，可产品质量、服务态度的改进，最快就是那时。所以，实质的通缩率应该是两位数以上。同时，楼价跌了三分之二以上，中国的经济却还在继续飙升。他当时认为，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合约自由，没有像美国1930年代的那种福利制度、工会制度，没有最低工资的严格要求。

在张看来，中国的改革，由此真正进入第二阶段。

【三】历史没有过的“农转工”

任何历史上的奇迹都没有中国这么奇。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润生，还担心农转工能不能转成，其实已经转得七七八八了。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为了真正跟进中国改革，张五常在中国好几个地方投资工业，有些地方也投资农业。

机缘凑巧，他父亲在香港有工厂是做工业用蜡的，自己发明一种蜡，应该是最好的，比同样的蜡要贵五倍的价钱——“因为成本贵”。张的哥哥在香港管理这个蜡厂，做不好，不希望蜡厂在他手上关门，就给了张五常。1997年的张五常没有那么多钱，就把这个蜡厂办在内地，拿200万美金的本钱，全中国到处找地方，“现在这个蜡厂在昆山，不亏了，没钱赚，但我父亲的事业还在。”

“我是这么做经济研究的，把自己的钱放上去，不是希望赚钱，但一有问题，现实就不能不回答我。”他发现，2000年，通缩在中国结束。另一个奇迹，又出现了。“从2000年起，农转工的速度难以置信，我的统计，五年之间，农民70％的劳动人口都转去工商业了。很多报告不这么说，我相信我自己的报告。明治维新的经验我知道，台湾土地改革的经验我也知道，任何历史上的奇迹都没有中国这么奇。这个争论很厉害，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润生，还担心农转工能不能转成，其实已经转得七七八八了。我叫人逐家逐户数人头。有人说80％还是农民，不要看人口数量，而要看劳动力人口数量。我去贵州参观农村，跟村长争论起来。我问你们农村的人离开了多少？他说三分之一。我说全中国的农民已经转出去四分之三了，你们怎么才走了三之一，你在骗我。他把人名册拿出来，再研究，他也对，我也对，总人口是走了三分之一，劳动人口却走掉了70％，刚刚好。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和小孩，全部农民都转成全职了，耕田、收成完全是一亩一亩算工资的，转成机器耕种了。”

为了确证他的推断，张五常叫他雇的一个阿姨——“从河南不毛之地来，飞机都没见过”——打电话问家乡情况:也是七成半左右的劳动人口离开。他在贵州遇到一个专家，也是去数人头的，说应该不只75％，应该是80％。

只不过，两种不同的权利界定方式的转轨过程，或许隐藏着改革之初谁也没有发现的地雷。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过地雷阵。

【四】县际竞争的兴起产生“中国奇迹”

中国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和欧洲奇迹一样的效果。为什么1990年代通缩这么厉害，而发展却这么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竞争。

“农转工”的规模再大，也只是有待解释的经济事件。亲自在大陆投资的经历，则使他观察到另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我去昆山，看到很不寻常的一个情况。200万美金投资不是很多，但他们抢得很厉害。苏州等各方面都想争我过去，只要我愿意去，什么条件都可以。这种地区竞争我是第一次看到。最近去芝加哥开会，他们说这种竞争制度到处都有。地区招商的确到处都有，但是‘抢’这种现象是没有的，他们就是在抢生意。给你地，厂房可以帮你建，外国没有这种现象。这个现场不是我一个人看到，不去投资，你不会看到这种现象的。为什么这样呢？这种无形的竞争，生意的竞争，非常奇怪。”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他如此追问:“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他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

到了2003年，张五常才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原来竞争主要是县跟县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省跟省、市跟市之间的竞争。经济权力在县的手上，他们可以非常独立地使用。“我曾在一个县里，他说张教授，你一年来一次吧，你选一块地，我给你建一个房子在那。我说你有什么权？他说我有权力把这个地给你，我说这不是贪污吗？他说不是。隔了一个小时，他说我真的有这个权力，可是你每年要来一次，我可以有一个借口把这个地给你。再继续问下去，我说经济权力是在你的手上还是在市级，他说市是没有经济权力的，除非市里面有一些土地要发展。但是他们比我们高，这是很大的冲突。村、镇、省，都没有这种经济权力。我问权在哪里？他说土地的使用权在我这里。地怎么样交出去，租什么价钱，建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管的。这使得我第一次体会到，县等于是一间公司，科斯的理论里面的公司。”

谈到县际竞争时，张提到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叫《欧洲的奇迹》，这本书，就是解释为什么欧洲那么成功。在张看来，在文艺复兴之后，严格来说欧洲比美国成功很多。那本书的主要解释是有道理的，说因为欧洲有很多小国家，国与国之间竞争，所以就有这种奇迹的发展。“中国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和欧洲奇迹一样的效果。中国是一个国家，当然中间还有很多问题，不要看这些问题，我们看这个结构。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合约组织，上下之间是层层承包，然后完全通过佃农分成制度，上下相连，左右不连，因为县有经济权力，所以他们竞争得最激烈。为什么1990年代通缩这么厉害，而发展却这么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竞争。”

不过，同样是县际竞争，国内有学者认为，在“铁腕降低交易费用”的情形下，它也造成当地资源的过度开采使用，当地百姓的低权利生存状态。伴随“中国奇迹”的大量矛盾，真的只是不那么重要的沙石吗？这又是会议次日争论的焦点之一。

【五】腐败没那么严重

每一次整肃贪污，经济就往上走，贪污才帮到经济发展？这是骗人的。

另外一个争论点也与此直接相关，那就是对中国官员腐败情况的判断。

张五常的经验是:他有这么大权力，是有贪污这种情况出现的，但不是那么多。而且，“跟我谈过的干部都同意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减少贪污”。

“2003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到几个县看他们的权力怎样运行。在这方面我的观点和许多中国人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地方干部有很多是很好的，假如中国真那么腐败，哪有今天？人人都贪污，怎么可能搞得这么好？朱镕基整肃贪污多严格，每一次整肃贪污，经济就往上走，贪污才帮到经济发展？这是骗人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第四节写道:“1985年4月，我为文建议国家出钱把等级权利买断。这建议带点幻想而又明显地困难，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论支持。可是把等级权利买断终究没有出现。”

就在那篇文章发表前的一个月，国务院下文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官倒”应时而生。腐败的日益严重，似乎已渐成转轨之癌。对张的判断，作为当日双轨制发明者之一的张维迎，在演讲后的五点评议意见中，直率地表达了“不同看法”。

【六】“上下相连，层层承包”的整体结构

他 张颇费了些时间谈对层层承包合约的研究:“我对一些干部说，我请你们来，我出飞机票，你给我解答一些问题，他们通常都会来。他们的文件有两部分，一部分关于政治结构，一部分关于经济结构。我对政治没有兴趣，那些术语，你不熟悉是看不懂的。经济部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1980年代的承包合约转变出来的，是以前的层层承包转变过来的。我1985年研究工业的承包制度，深圳派了三个助手到香港帮我忙，我要什么合约他们都给我。1986年我去首钢，他们请我住了一个星期，我睡的是工人宿舍，就是为了研究他们的承包制度。工业的承包制度变得太快，那时候争论的就是关于保养、维修的问题。但是，到1990年代初期，主要问题不是这些再投资问题了，因为资产贬值，那时国企的资产跌了很多，没有钱，不能辞退国家职工。到了2000年左右，地价上升得很厉害，地价一上升，就有钱分给职工了。1990年代，你全中国去跑，很多工厂送给你你都不会要，因为要遣散那些工人。但事情一变，你要把国有企业给出去的时候，不但有人要，而且很多人愿意出钱去买。”早在1986年，他大力建议把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分离以后再做股份制。“层层承包这件事，农业上是没有的，农村就是承包，在工业上有层层承包，这是1984年开始的，1980年代后期就很明显了。他们把农业的承包合约加上层层承包的合约，搬到地区上去，就一层层的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到户。主要的经济权力都在县里。”

【七】佃农分成:“增值税”是租，不是税

199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年出现了增值税，我是从事佃农理论的，这个17%不是税，等于是租金。

对层层承包体制来说，如何分成是核心问题。整个2004年，张五常一直在研究承包结构的分成方程式。“回头来看，199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年出现了增值税，而且是全国划一的17％。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震撼，还有其他的东西，卖土地的钱怎么分，每个地区都不一样。但17％的增值税对我来说很重要，这就是佃农分成。我是从事佃农理论的，这个17%不是税，等于是租金。不管你有没有钱赚，你都要给17％。所以，这个到我手上时，我好像发现新大陆了。佃农分成我搞不清楚的话，谁也搞不清楚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一般来说，佃农分成是不能划一的，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假如地点不同，土地的肥沃性不同，分成是不同的，而中国的增值税是全部划一。

“为什么是全国划一的17％呢？怎么可能划一呢？这么简单的事，我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想到马歇尔的一个注脚，说得很清楚，他说假如地主可以提供资本，这个分成就不变，就会是有效的。马歇尔是不准分成率改变的，因为他这一句话，我去调查这个县，原来县的地价是可以变成负值的，当年长沙的朱希庆也提醒过我。我一碰到什么问题，就到处打电话去问，原来县不仅可以把地给你，而且可以把厂房给你建好，长沙就是这个例子。所以，在地价上做这么大的调整的时候，分成率就是划一的，只要不是太离谱。”

张五常没有关注，或者说，没有提到问题的另一面是:县的权力之大，岂止地价可以为负？

八】中国的整体制度是最好的

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

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贴身观察，让张五常收获一些理论上的创新。“我跟进中国几十年，对中国经济制度看法不同，对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不同，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三四五月，准备写一篇文章，先写了11节，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第三节，科斯认为我的第三节重要，其实它只有七八页纸，但这一节应该是成一本书的。这一节跟制度经济学完全分离，是我学到中国的经验，我把制度经济学放在新的角度看。”

第一点就是放弃了产权的角度，不要从产权角度看，从合约、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从中国的问题研究出来的。“科斯很喜欢这个新角度。”

第二点，交易费用，他认为交易费用就是约束竞争的费用，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只是角度不一样。“这一点科斯也很重视。”

“第三点，我用均衡的理念，这是我1970年代研究出来的，而所谓交易费用实质就是从消散到增值，这个价值转变的时候，就看到中国整个合约制度非常完美，想也想不到这么好。所以，在2005年70岁的时候，我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B]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

【九】中国要自信，不要都学西方

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

中国的事情，在很多问题上都分“好得很”的“好派”与“好个屁”的“屁派”。属于“好派”的张五常教授，尽管对“层层承包-佃农分成-县际竞争”的制度青眼有加，却也对当下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

货币政策和劳动合同法是他批评的重点。“今年是中国改革30年，我不想讲坏话，可是严格来说，中国的奇迹并没有30年，是29年。我去年开始觉得有麻烦了，就是货币的处理，我跟从事工业的朋友一讲这个，他们都要哭的。”

他拿经济学家贝加 (GaryBacker,1992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的话做警示:三年前贝加说，我不看好中国，就像人一样，有钱到一定地步，就会自己玩死自己，搞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比如搞一些福利制度，引进劳工法律等等。“我很不喜欢这句话，写文章反对他，但他说中了。我看不是因为有了钱才引进这些法律，我认为是那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大师从外国抄回来的，包括把格林斯潘货币制度搬过来。格林斯潘把美国制度搞坏了。我早就跟弗里德曼说，利息率上上下下的调整，总有一天整死一个国家。弗里德曼跟我很熟，我结婚是他主婚的，他一向反对利息率上上下下，但只有格林斯潘这么做就可以，因为格林斯潘是他的好朋友。现在不是搞出次贷风波了吗？而且你看现在的新劳动合同法，从德国、法国抄过来的，他们在本国都搞得这么不成功，为什么要抄过来？”

张五常是个性情中人。中国改革30年这个时刻，他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我们试了很多方法，试得可以了。邓小平说试一试、看一看，这么多县，就在某些县试，为什么要引进西方的东西呢？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就像朱镕基1993、1994年处理通胀，我那时曾写文章批评他，后来我认为他做得对，公开向他道歉。”

一个小时，张氏谜底基本水落石出。大致而言，县际竞争制度，造就了中国的两个奇迹，“是世界上没有见过的”。第一大奇迹就是长江三角洲在八九年的时间，超越了珠江三角洲，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大奇迹，我个人保守估计，中国的农民在2000年到2007年的收入增长率，每年都有20％。中国农民等了几千年了，我也请农民做工，我自己知道，到处都是农民生活改善的标志。林毅夫还说没有这种事情，怎么没有呢？茅老师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我衷心佩服的，但这些大的奇迹不是个人可以做到的。几千年的农民从未经历过的，就像发神经一样，连续七八年的生活改进。再过十年就可以了。这两个奇迹都是出现在朱镕基时代。”

“将来历史不会忘记这个人。”——跟他的文章一样，张五常的演讲，以此做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