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境遇惨不忍睹，胡温为何只关心农民?

    万维网友元日天来稿：中国的贫穷人口早已经不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

地。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水、电、气、菜、米、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比农村还要艰难。奇怪的是自称标榜关怀贫困人民的胡温政权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城市的贫困居民，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关心农民的身上，温家宝就从没慰问过城市贫困居民，他探访和关心的都是农民和农民工。

     原来中国古今的历代统治者为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都是大力扶持自己的政治势力及支持者，同时对敌对势力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击报复的，打击和扶持那些派别都是有所选择的。例如三国时期，司马氏在扶持自己的势力的同时对忠于曹魏的大臣和将领毫不留情地杀戮,直到最后把敢于反抗的皇帝曹髦血淋淋地刺死，为打击曹魏派别，其手段不可谓不血惺。明成祖朱棣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后，把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儒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建文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妓院、军营，让人轮奸。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建国后的短短五十年历史又一次印证了这个道理，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被打上“文革”的烙印，其中尤以工人，农民和教师这三种人最有代表性，他们的命运也随着“文革”地兴衰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发生在各大小城市，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卷入了文革运动，而成年城市居民大多都在工厂和企业做工，他们在读书的子女也是居民。这些工人和学生便成为造反派的主力军，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工人和学生支持文革，批斗大大小小走资派和当权派最卖力。工人，主要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得到厚报，有铁饭碗，有公费医疗、单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是当时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农民由于文化最低而基本上是旁观者的角色，没有卷入政治斗争，而是被钉死在田里背向太阳种地,交工粮,交余粮,这样就形成城乡差别了。但这是上天冥冥之中保护了10亿农民，否则以后就不是工人下岗，而是农民失地了，这是后话。教师大多是民办性质的，政治经济待遇极其低微，还背负“老九”的罪名，不少教师还受到批斗，因而普遍怨恨毛泽东，反对文革。国家也提拔不少工人到国家担任领导人，例如王洪文，吴桂贤，李素文、姚连尉、孙健等，农民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也有一个陈永贵，但从上到下就没有一个教师受到提拔，这是当时这三种人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邓小平上台后，对毛泽东的极大怨恨，对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奇耻大辱全都发泄出来，把毛泽东搞的文革全盘否定，代之以改革，几乎全部与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毛泽东肯定的他就反对，凡是毛泽东反对的他就肯定，对那些文革时期被批斗，被下放，被毛打到的所谓走资派平反，官复原位。在高层把毛派和华派的官员坚决清洗出局，上述那些工人和农民的领导人也被贬为平民，然后就把目光投向下层的民众，疯狂地迫害文革中的所谓“三种人”。由于城市居民都参加过文革，也就是任何一个居民都有可能批斗过他们，以至邓小平对整个中国的城市居民根本没有好感，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追随者工人和学生更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学生由于毕业后去向不明，不便追究，但工人还是躲在企业和工厂里做工。邓小平就借口国企改革，无声地砸烂了工人的铁饭碗，修改宪法取消工人罢工的权利，后又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可以毫无理由地辞退工人，剥夺宪法规定的工人当家做主的地位。邓小平派驻的厂长经理大部分是贪官，把工厂企业掏空的同时，开放外资进来投资，给外资在税收、贷款、政府支持等方面以种种优惠，外资根本不用负担员工的生老病死，默许三来一补的外资企业大肆倒卖保税原料，冲击国营工厂，鼓励发展个体户以冲击国营商业，这样的不平等竞争到1995年左右国企已经开始亏损，为以后企业的破产，工人下岗打下了基础。但当时工人在整个八十年代还是过了一段火红的日子，除了工资还可以领到数量不菲的福利奖金,民众愿意进工厂当工人而不愿意做教师。元日天认为这首先是由于在八十年代胡耀邦总书记与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不同，其次是邓小平跛脚经济改革受到陈云的幕后狙击，而陈云主张的\"鸟笼经济\"，却因为在大部分社会领域保留公有制不动，不会出现关停并转、不会造成职工大批下岗的问题。邓小平虽然大权在握，但由于旧制度的余威还在，工厂企业还没有亏损，让工人们下岗的条件还不成熟，陈云等元老会反对。对农民允许外出打工，允许把自己的田地搞副业，改善农民的生活。教师在文革中与邓小平共患难，共同仇毛反毛，是同一战线经得起考验的战友，邓小平要回报教师了，设立教师节，大力提高教师的地位，在社会上大造舆论，要尊师重教。邓小平与毛泽东对着干，工人不得提拔做官了，代之以教师得到大肆提拔，每当要提拔人做官时就非教师莫属，大规模提拔教师做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领导的潜规则，打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做掩护，“教师出官”成了中国特色，但对于大学生成了妓女，他们又装着看不见了。数数吧，现今有多少的官员过去是做过教师的？但由于当时财政困难，还不能对教师进行物质上的奖赏，教师经济上的待遇和其它行业的人相比有差距，也导致不明真相的人还指责当局不重视教育。对于改革的不预期理想，邓小平也流露出对胡耀邦，赵紫阳及江泽民的不满，后来发现朱镕基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就赞朱镕基“懂经济”，提拔朱镕基做常委兼副总理，并从李鹏手中夺走主管经济的大权。

    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由于参加过文革的居民都属城市户口，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又有工作，住房，医疗等各种福利，生活都有所保障。一想到这些文革余孽还享受这样的福利，邓小平简直食不甘味，城市户籍改革迫不及待，改革后附加在城市户口上的这些福利待遇被彻底剥离了，要想得到这些福利待遇就只有依靠工作单位了，下一步就要使养活工人们的单位破产解散了，但老奸巨猾的邓小平在他活着的时候还是没有搞工人下岗运动，元日天认为邓小平并非不想工人下岗，而是自己不愿意背负这个恶名，就像当年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把皇帝留给他的儿子做。

    1995年陈云去世，这意味着他的势力彻底退出中国政坛，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制衡邓小平了。1998年邓小平的爱将朱镕基接替陈云派的李鹏任总理时，工人的末日就来临了，这个朱镕基完全继承了几百年前的祖先朱棣的残暴，为了捏断居民的后路，规定居民户口不能转为农村户口，也就是居民不能回去当农民了。再迫不及待图穷匕现，强迫工人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活没人管，惨绝人寰，还扬言下岗工人没有一分钱的补偿，最后还是江泽民从维稳的角度出发，拍板给人工一点补偿。无人为下岗工人讲话，因为中国的人大，政协连一个下岗职工的代表都没有。朱镕基同时宣布对教师进行物质奖励，教师吃皇粮，薪酬待遇不低于公务员，这和工人的凄惨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镕基的恶行激起了下岗工人的愤怒，据说后来朱镕基的岳母在长沙被暗杀就是下岗工人干的。

    朱镕基时代贫富悬殊愈发加剧，工人和农民都怀念起毛泽东时代了，全国风起云涌的毛泽东热使当局者感到恐慌，那些既得利益者毕竟还是少数人，不足以对抗他们，于是当局便想起农民了，毕竟农民在文革时候和他们没有结下冤仇。这时一件偶然的事件发生了，2000年3月，一个叫李昌平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写了一封题为《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信给朱镕基总理，竟然得到这位冷血总理的重视，高调派人下去找李昌平调查实况，研究出台扶持农民的政策,达到离间工农，打击工人阶级的目的。胡温上台后，更进一步贯彻落实这个策略，指令各级政府拉拢和关心农民，为防止农民的负担反弹，竟然不惜对中国的镇级行政机构大动手术，进行大规模压缩和合并。

    从2001年起连续10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农业，取消农业税、提高种粮补贴、增加有限但对农民而言有效的养老、医疗福利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过去几年农民整体收益不断提高，再加上县域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如建筑工、服务业与经商等，农村收入处于一个较高速增长的时期，而且因生活成本比城市低，因此，农村不再是若干年前那种死气沉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状态，而是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农村市场”，农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化，自我创造了更多就业。城乡差别正在悄悄地发生逆转，现在农民不用缴纳一分钱就可以领养老保险金了，这和工人劳碌一辈子最后竟然没有退休金，最终要自出巨资重新买养老保险形成鲜明的对比。连普通的城市居民都羡慕拥有农村户口的农民了，“有车有楼，不如有个农村户口”成为市民的流行语。每当下岗工人向政府要求底保救济时，政府的人总是冷冷地说：“我国政策是不养懒人的，而是鼓励自谋职业。”当不少农民即使不用做工而吃村里的分红都不会挨饿时，温家宝就不说养懒人了，而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深切地体会到10亿农民的疾苦。”

    经过胡温多年的努力，农民已经是有产阶级，拥有当今最为宝贵的田地资源。而中国工人阶级则沦为中国社会最底层、最没有人权的人物，真的是无产阶级了，那是中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响当当的领导阶级。他们生活得很不体面，他们的妻女，有些就沦为卖淫女，供权贵们践踏蹂躏，还要面对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真是生不如死。农民就会深彻体会到毛泽东时代城乡差别巨大，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农民可以外出打工挣钱富裕起来。这样的结果是10亿农民是他们的忠实拥护者，拥毛者就会成可怜的少数派，将来即使中国有了民主，毛派也不能夺回失去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