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袭童血案 温总理实在是秀过头了

    但这一回，温总理就近期儿童袭击事件接受采访时的讲话，确实秀过头了。他说：除采取强有力治安措施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

    将社会矛盾及其调解能力，当作当下多起血案的“深层次原因”，显然并不靠谱。中国现在有没有社会矛盾？当然有，而且为数不少；基层政府的调解纠纷能力需不需要加强？也需要，很多矛盾确实是由于基层不作为、胡作为造成的。但是，这些都与近期发生的儿童袭击事件关系不大，更不是案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从这个方向着手，也无济于案件的防治和减少。

    福建南平血案的凶手，是因女朋友离开，找工作不顺利而怨恨社会，进而行凶杀人的；北京劫持儿童被爆头的罪犯，是因网上女友不肯和他见面；自制炸弹以行恐吓、敲诈的罪犯，是因为与相恋6年的女友分了手；最近陕西南郑血案的凶手，更只是因为幼儿园主打死了他家附近的一条蛇，坏了他家风水……试问，这些矛盾难道是有可能杜绝的吗？要化解，恐怕只有基层强大如玉皇大帝，他们的调解能力才够用。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少不了有些人因种种原因想作恶，想犯罪。社会不可能杜绝这种人，只能尽量减少其犯罪的条件和机会。人心无常，人欲无厌，动机永远不会消失。美国的社会保障比中国好得多，民意的沟通与表达也畅通得多，但凶案照样时有发生，这就是因为存在着犯罪的客观条件和外部诱因。不久前，上海书记俞正声的堂弟，就在旧金山的大街上被黑人打死。循此而进，难道中国现阶段还能比美国做得更好？

    这些道理，身为总理不可能不知，只不过面对媒体时，习惯性地作态迎合“民意”而已。但这样做的后果并不好。一方面会使人以为：最近血案的发生，真正原因在社会，在政府，在基层，只要基层作为了，血案就可避免；因此，凶犯本人反倒事出有因，情有可愿。另一方面，也为罪犯或潜在罪犯鼓了劲，打了气，让他们更加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责任在社会，在政府，自己是迫不得已以极端方式实现某种被扭曲的正义，就好像梁山好汉杀富济贫，革命者杀土豪分田地。

    这些当然并非温总理有意制造的效果，他只是失手发了一个臭球。这种失误，与近些年媒体合力营造的虚幻“民意”及“主流意见”有关。时下人们从媒体所感受到的所谓“民意”和“主流”，其实只是部分媒体人在某种共同价值观这一“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自觉不自觉相互配合，所筛选、过滤出来的结果。由于这些人掌握了传播的渠道，铺天盖地，润物无声，于是他们所共奉的观念和意见，也俨然成了“民意”与“正确”的化身。顺之，则是顺民心，顺历史潮流；逆之，则是逆民意，逆潮流。纵大国总理，也不敢轻逆之，由此可见其势已成。

    其实，近期血案之频发，媒体及其制造的虚幻“民意”与“正确”，应负极大责任。中国今年的社会矛盾未必多于早几年，类似上述凶犯的遭遇和想法，更是多年来一直存在。为什么以前没有表现为凶案频发，而如今却频繁发作？细察过程中前后之不同，真正变化的只有媒体。由于部分媒体以新闻自由、社会责任为名，以猎奇、逐利为实，对偶发的凶案进行了深入的报道和过度渲染，尤其是对罪犯的动机和心理过程不断挖掘，甚至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即认为社会有责任），从而引发了有类似心态者的共鸣，甚至使之得到心理鼓舞。这，才是继南平血案后，同类案件层出不穷的重要甚至最重要原因。

    因此，应对之法除采取强有力治安措施以减少罪犯作案的可能性外，不是将责任归之于基层，而应归之于媒体。媒体要负起责任来，减少血案发生的诱因。不能片面强调新闻自由，而应该在媒体的舆论监督，民众的知情权及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责任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以之界定、规范媒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