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看哪，那些反川普比反共还要起劲的华人

余杰评论文章：二零二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注定了会因其巨大的争议性而被载入史册，就连某些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它暴露了美国选举体系的若干缺陷与漏洞，选举所造成的伤痕和分裂绝非短期之内就能弥合。

这场选举在华语世界引发了一九八九年以后三十年来最为激烈的一场论战，比九零年代末自由派与新左派的那场论战规模更大、分歧也更大。对于美籍华人而言，他们拥有投票权，谁上谁下，直接与他们的生活品质（甚至具体到子女教育）息息相关，他们对此念兹在兹，自然可以理解。而对于那些并非美国公民的华人而言，对美国总统大选这一议题的过度参与和全身心地投入，则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他们在“莫谈国（中国）事”的禁令和阴影之下，偏偏热衷于“大谈国（美国）事”，多少有“以远水解近渴”之意——中国没有最高领导人的选举，习近平已成为终身国家主席，无甚可谈，那麽就只能以讨论美国大选来解馋了。

即便是自称川普支持者的群体，不少人亦陷入“中南海厚黑学”的胡思乱想之中。很多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也没有任何专业知识背景的华人，居然斗胆创办以讨论美国大选为主旨的自媒体，仿佛深谙美国高层政治斗争，高谈阔论教宗被捕、佩洛西被捕、华府军管、彭斯捲入贩卖雏妓案等假消息，宛如当年我在北京遇到的计程车司机，个个都大谈中南海内幕，好像他们刚刚开完政治局常委会出来。当这些“自媒体达人”的每个“预言”都落空之后，似乎没有人道歉谢幕，他们反倒大言不惭地辱骂川普没有接纳他们的献计献策，发动美军入首都“勤王”，他们真把美国当成中国了。我更感到奇怪的是，这些漏洞百出、异想天开的夸夸其谈（比《西游记》还神奇）居然有那麽多人愿意听，那麽多人自愿弱智化。其实，这跟吸毒有什麽差别呢？尼采说的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末人”的时代到临了。奥地利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大师米塞斯说过，唯有观念才能打败观念；所以，用谣言来反对谣言，既无法拯救美国，也无法解构中国。

我从二零一二年离开中国之后，就不再使用推特，因为我无法适应推特中文圈如水泊梁山的暴戾之气。推特中文圈上罕有理性讨论的空间，一言不合即恶言相向、破口大骂，若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人必定是报以老拳乃至刀剑齐上。推特中文圈充斥著某种猪圈般的气味，我有洁癖，忍受不了这样的气味。这正是我对中国的民主转型相当悲观的原因。刘晓波当年说过，“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但我看到中国民间包括海外华文圈整体的民主素养和宽容观念的缺失，就感到“民间”未必值得信赖和期许。

有朋友偶尔给我发来推特中文圈上的一些“天方夜谭”，每次都让我跌破眼镜。最新的一次是万延海的一则推文：他建议众人“分头搜集证据”，将那些“造谣鼓吹美国大选阴谋论”的人士和团体（他点名了曹雅学、傅希秋等人）的言论“立此存照”，然后起草一封告密信给国会、国务院和民主基金会。在其推文之下，流亡瑞典的茉莉兴高采烈地回应说：“请你们转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不要再资助中国民运川粉。这是一批又蠢又坏的白眼狼，美国纳税人资助他们，他们却破坏美国民主。”——虽然我既不是“中国民运”也不是“川粉”，更与美国民主基金会没有什麽关係，而是名副其实的“美国纳税人”，但我对此前因参与六四而被中共当局迫害的茉莉女士的言论仍然感到莫名惊诧：她在福利国家的瑞典，数十年不工作、不纳税，享受“瑞典纳税人”为她提供的种种福利，然后整天在网上恶毒谩骂跟她观点不一样的人，难道她就对“瑞典纳税人”毫无愧疚之心吗？此种不愿通过辛勤劳动养活自己的“废物”，有什麽资格谈论民主自由呢？

此前，我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演讲时偶遇在那裡当“访问学者”的万延海，并当面斥责他的若干荒谬言论。他没有出版过一本专著和一篇学术论文，有什麽资格当“访问学者”呢？他若真的是“爱滋病患者权益活动人士”，为什麽配合中共将同仁胡佳从爱知行研究所开除呢？他在二零一零年离开中国赴美后，在费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表示，机构在国内发展受到当局各路封杀危机四伏，希望“通过自己离开突破困局”——这段话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要在美国大展宏图吗？但美国的艾滋病患者的权益似乎并不需要他来保护。此后十年，人们并未看到他做过什麽实事，他靠什麽维持生活呢？难道靠搜集反共人士的言论呈送给不知名的“有关部门”（此类“有关部门”显然不是美国国务院、国会或民主基金会）来获取赏金吗？从“爱滋病患者权益活动人士”变为“赏金猎人”，这一转身是何其华丽！

万延海、茉莉的言论并非孤案，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反川甚于反共的人士满坑满谷。他们作出种种激越言行，在我看来，背后原因无非有三。

其一，很多反川甚于反共的人士，原本就是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阶层，只是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遭到“误伤”而成为牺牲品，这才误打误撞成为“民主自由人士”，进而流亡到海外、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诸如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及兼有红二代身份的李伟东、前《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前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主任编辑邓聿文等人，他们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在中共体制内吃香喝辣、呼风唤雨，甚至号称可以给“海裡”递送谏言。他们长期在体制内生活，就不能不受“体制内思维”的同化与限制。如今即便身在海外，仍未彻底放弃成为“帝王师”的宏大梦想——若能回归体制，重新获得君王的“大用”，远比在美国当普通人更为“体面”。他们当然不觉得当一名披萨快送员，过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生活是光荣的，他们的价值必须依靠来自掌权者的肯定。他们发表的那些貌似批评中共政权的文字，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是“小骂大帮忙”，最多就是屈原式和海瑞式的“第二种忠诚”罢了。他们对“体制”（无论是中共的极权体制，还是美国的“深层政府”体制）都充满了乌托邦想像，自然对来自“体制”之外的川普极端不屑与排斥。若是用捷克异见作家克里玛的话来说，他们的言论“充斥著阴沟中的气味”，敏感的人远远就能嗅出来——我一看到他们的文字，只需花几秒钟的时间扫几行，就能读出“皮袍下的小”来。

其二，很多海外华人反川甚于反共，或者根本就不反共，甚至用反川来帮助共产党转移视线，这并非某个人单一的、孤立的选择，而是中共在背后实施的广泛的宣传战和情报战的一部分。在美国，反川和拥川都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换言之，言论自由这一美国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人权高于反川或拥川这一具体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选择。如果因为反川或拥川而企图剥夺对方的言论自由，就跟中共的暴政无异（只是暂时还没有掌握像中共拥有的那种戕害言论自由的权力罢了）。北大法学博士滕彪支持推特、脸书对川普封号，甚至说“封得太晚”，那麽他有什麽资格谴责美国名校在中共的压力之下取消他的演讲呢？他又有什麽资格谴责中国政法大学取消他讲课的资格呢？如果越过言论自由这一底线，任何人立即变得“无足观也”。很多海外华人其实跟川普并无不共戴天之仇，却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反川，这种做法看似不符合常识、常理、常情。这种看似不符合常识、常理、常情的事情，只能放在中共的“一盘棋局”之下才能看得明白。虽然我没有证据、不能轻易指控某人是中共安排的特务，但正如圣经中所说，从一棵树结出什麽果子就能判断这是一棵什麽树，从某些人的公开言论中亦可判断他们非同寻常的身份。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克格勃档案显示，克格勃当年投入重金在苏联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中招募和收买线人、特务，这个群体中近三分之一的人都跟克格勃有著若即若离的关係。今天的中共比当年的苏联更财大气粗，这方面的工作自会绵密而细緻。我们且等著看中共垮台、档案公布的那一天。

其三，很多反川甚于反共的人士，确实跟川普有仇，因为川普动了他们的享用多年、习以为常的“奶酪”。有不少来自中国的流亡人士，像儒家士大夫一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穀不分”，到了西方，根本不愿从事一项普通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他们要当孙文那样的“职业革命家”。但是，今天的华人社群早已厌倦了民运的内斗，极少人愿意捐款支持这些“未来的总统大人”。所以，他们只能依靠各大国际人权NGO机构和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样的半官方的基金会的资助来维生。长期以来，这些大型机构与这群“民主人士”形成了某种奇特的共生关係：这些机构的拨款需要及时花出去，而这些“民主人士”又擅长撰写项目报告来获取经济援助。而实际上，这些名为“推动民主”的项目，大都收效甚微甚至是无效的。川普上台后，看到此类左派撒钱计画的漏洞，遂大笔削减各政府和准政府机构的“民主援助金”。这样，自然导致很多“被养起来”的人士丢了饭碗，或者饭碗中的肉少了。古语说得好，断人财路，甚于杀人父母，这些人自然对川普恨之入骨。他们不遗馀力地辱骂川普和歌颂拜登，就是希望拜登上台之后继续此前类似于习近平的“大撒币”政策，这样他们才可利益均沾、继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他们看重的并非究竟是川普的政策还是拜登的政策对中共的打击更大、更能加速中共政权的垮台，而是谁上台可以让他们碗裡的肉更多。这不是人的思维方式，这是狗的思维方式。

某些人反川甚于反共，看似荒腔走板、匪夷所思，但若诉诸常识，则可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答案很容易水落石出，原因大都不出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继续观看这些人的精彩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