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只为寻求国际身份

  中国新闻周刊文章：20多年前中国人发明“老外”这个称呼时，指的是那些出没在中国大地上的洋人。近些年来，人们发现，自己身边这样的一些“老外”渐渐多了起来：他们有国外身份，包括绿卡和国籍，但却生活工作在中国；他们不像早年的“海归”一样满嘴蹦洋文，外貌和行为举止看起来与普通中国人无异，如果不说，谁也看不出来他与某个遥远国度的联系。

　　作为“老外”里的新品种，他们原先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现在的身份是：半路老外。

　　周六，焦玉虹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菜场买菜，正低头挑西红柿的时候，旁边忽然有人说：“看不出来吧，这可是个加拿大孩子呢。”焦玉虹闻听此言心中一惊，抬眼见一个保姆模样的妇女牵着个中国人样子的小女孩，正跟卖菜的小贩闲聊。

　　从菜场回家，焦玉虹急忙把母亲拉到一边，再次强调了家庭纪律：不能对任何人提孩子入籍的事。如果学校知道儿子已经是加拿大人了，学费不知道要暴涨多少倍。“知道了，”母亲幽幽地说了句：“现在加拿大人真多啊！”

　　去年10月，焦玉虹在加拿大宣誓入籍，11月回中国，目前在天津开发区一家生物科技企业工作。这家企业30名员工中，5个有海外身份，其中3人加入了外国国籍，另外两个持有当地永久居民资格。

　　不用特别留意，人们就会发现，近年来身边这种常年生活工作在中国，外表看起来又没有任何“洋相”的“老外”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像早年的“海归”一样满嘴蹦洋文，行为举止与寻常国人无异。能够把他们分辨出来的硬指标屈指可数，譬如，他们每年必须为了签证而至少在出入境管理处出现一次，或者每隔半年要消失几天；通常，在需要掏出居民身份证的时候他们掏出的是外国护照，当然也有人仍然可以掏出他们偷偷保留又尚未过期的中国身份证。

　　1994年，加拿大对中国大陆技术、商业移民开门，为“半路老外”打下了伏笔。90年代末以来，各种鼓励海归政策陆续出台。2000年以后，拿了国外身份又回国定居的“半路老外”真正多了起来。

　　“半路老外”的大军中，一部分来源是传统的留学生，他们出国时多在20来岁，国内无经济基础，在国外经过多年苦读，有的又工作数年，获得身份后回国；另一部分则是出国时即以移民形式移出，落地即有当地身份。这部分人又分三类，一是投资移民。据中侨投资顾问公司副总经理田晓青介绍，投资移民的年龄多在四五十岁，在国内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二是技术移民，年龄主要在30～35岁之间，本科以上学历，国内生活状况小康偏上。三是作为杰出人才的自雇移民，分布在艺术、体育等领域。以移民形式出国之后又回国发展的，大多在国外居住时间不长，少则2年，多则5年，受国外生活熏陶不深。针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大品牌”，很多中国人的目的一上来就十分明确──拿了护照就跑。

　　一个换国籍家庭的7年

　　“2000年底递申请，2001年4月拿到档案号（那时候怀着老大），2003年夏天体检，2003年10月拿到签证（去香港拿的），2004年5月29日登陆（因为6月15号签证到期），2004年9月老公考过GMAT，年底考过托福开始申请学校，2005年6月～8月读PRE-MBA，9月正式入学，2005年12月怀上老二（那时候可能在美国旅游），2006年9月老二将会出生，2007年4月老公毕业，6月参加毕业典礼后准备回国。2007年6月，申请入籍。”这是姚瑞秋一家2000年到2007年的家庭史，2000年，为了圆丈夫的留学梦，他们全家打定主意做“半路老外”。

　　姚瑞秋移民的目的地是加拿大。付出的直接代价是：办理移民用的5万元（RMB）；全家在加生活三年约100万元（RMB）的花费；放弃她与丈夫在福建当地银行的中层管理干部职位、9年工作经验、15万（RMB）的家庭年收入，以及三年时光。

　　他们的收获如下：首先，以较少代价获得的海外MBA学位。姚瑞秋告诉本刊，对像MBA这类热门专业来说，以移民身份读是最经济的。国际留学生和绿卡生相比，学费一年差一万左右加元，助学金相差更多：去年她丈夫有1.4万加元，而国际生只有500元；此外，绿卡生还有政府无息贷款，而国际生没有。对他们来说，移民“是为了读书，为了打工移民就不如待在国内了。”

　　第二，无代价合法孕育的第二个孩子，以及将来子女随时可享受的国外免费教育。“怀着老大的时候就想怎么也要再生一个。”姚瑞秋说，在加拿大，从怀孕到生产不用花一分钱，孩子降生后，每个月有牛奶金366加元，教育从学前班开始到高中毕业都免费。

　　第三，便于国际旅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免签证的加拿大护照。

　　第四，较熟练的英语水平。

　　虽然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整天做算账的工作，但是关于花几年时间拿国外身份这件大事，更具体的经济账姚瑞秋也没算过。“老公说基本到我38岁的时候，生活会比出国前过得好，我就信他了。没法想那么多，想太多什么都做不了了……”

　　移民，不是为了离开

　　做了将近十年移民顾问的田晓青告诉本刊，十年来中国人的海外移民目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90年代中到末期，绝大部分移民考虑的是到国外淘金。从2000～2002年以后，移民中的主体不是为了到海外定居，而是为了寻求国际身份，或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同时国内的投资和工作机会他们也不舍得放弃。

　　因中国护照签证繁琐，国际通行证对国际生意的拓展有直接帮助。田晓青介绍，国家投资政策中对海外资金的优惠条件也是促使投资者寻求国际身份的动力。教育方面，加、澳大学之前所有教育免费，大学只有国际留学生学费的1/3到1/5，各类政府津贴很多。在北京，读重点小学就需花5万～10万。同时，国外身份在医疗、养老等方面也有优势。此外，通过移民换身份后，还可以方便地去第三国，比如美国。

　　“对于国内的富人来说，寻求国际身份的愿望是比较迫切的。”一位欧洲投资银行合伙人告诉本刊，他的许多私营企业业主朋友，感觉对自己的企业拥有感不强，似乎还像在公私合营中。

　　近日《南方周末》公布的一份对内地33位富豪的调查问卷也显示：九成富豪承认金钱给自己带来“不安全感”和“烦恼”，其中有7人感到烦恼是最主要的。这种心理暗合了富人们纷纷以国际身份寻求自保的现实。

　　像姚瑞秋一样，有着明确移民目的的人，在国外会生活得比较阳光。但那些出国前盲目跟风，没有太明确目标的人，很可能会在求职中遭受打击。对这些人来说，国外身份更成了他们坚持下去的惟一理由。

　　“有些人移民的动机比较盲目”，田晓青说，对这类移民她并不鼓励但表示理解。田说：“那些工作在十年左右，事业发展碰到天花板的白领是移民感冒的易感人群，他们移民的真正理由可能很感性，那就是，厌倦。”而据田的经验，这些人最后绝大多数是要回来的。

　　“半路老外”的中国处境

　　在人们的印象中，外国身份可以提高身价，否则谁愿意花几年的时间去换它。但事实上，那些想通过获得国外身份然后回国打拼的人，他们的身价真的因此而提高了吗？大部分亲身经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新西兰公民杨世春是2001年回国的，现在是一家合资医疗机构的副院长。杨世春说，90年代末，在一些外企里，同等岗位外国国籍员工的工资待遇还和国内人不同，但现在早没那一说了。“2000年左右海归工资的畸高，与IT泡沫有直接关系。2002到2003年，迷雾散去，海归的真实价值显示出来。”杨世春曾亲眼看着一些IT圈的海归朋友，在两三年内工资已经比刚回来时锐减2/3。杨世春自己回国后的第一个工作与他的国外身份还有些关系，但自己创业后，就与国外背景没任何关系了。

　　“刚回来的时候是有一点优越感，说话夹杂洋文──那种让人痛恨的坏习惯。”杨说，在国内真的呆下来以后，心态很快回归了自然。虽然这几年大家对身边的“半路老外”越来越见怪不怪，但是时至今日，罩在他们身上的光环和歧视，都还时有闪现。

　　加拿大公民焦玉虹目前是公司里的技术骨干。她经常被安排参加公司的一些外事活动，公司领导会向来访者一一介绍公司的外国身份员工，以示实力。每当这个时候，焦玉虹就得起身跟大家点个头。公司里的年轻人对焦很尊重，但焦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的业务能力，“这个我相信不出国也一样的。”

　　毕业于英国国立电影学院编导专业的张铁林，目前兼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外教身份。张铁林说，在影视行业，有这样的不成文规定，即外籍演员不能参与国内奖项评选。“有时候我跟高娃老师（瑞士籍）略微聊到这个问题，都觉得有点遗憾。”作为较早为人所知的外国籍演员，国际身份带给张铁林的感受主要是歧视和人们酸涩的目光。“我十年前就在中国定居了。但是那会儿，我每三个月就得滚出去一趟。后来慢慢时间隔得长一点、又长一点，现在可以一年一签了，我已经很知足。”张铁林说自己早准备在国内扎根，“没办法，我喜欢贵国的炸酱面。”

　　坚定的国际骑墙分子

　　骑墙，既是”半路老外”的外在特征，又是他们幸福和痛苦的心理根源。一旦跨身墙上，便永远在选，没有尘埃落定。

　　7月9日，34岁的卢敏敏带着一双儿女由北京起飞，14小时后降落在曾生活了8年的美国，这一次他们将在美国呆上4个月，以完成入美国籍的程序。而加入美国籍的原因，却是为了在北京定居。

　　卢敏敏和丈夫十年前双双赴美留学，五年后获得美国绿卡，2004年全家回国发展。按照美国政府规定，绿卡持有者离境时间最长不可超过半年，因此，卢在北京两年间已经回美国4次，大量的钱买了机票。去年冬天，他们在美逗留不到一星期，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回中国了。

　　今年，在终于办好了北京户口之后，卢决定加入美国国籍，一劳永逸地解决回美国的问题。“所有的半路老外都是骑墙分子”，卢敏敏承认，对她来说，入籍，是为了更坚定地骑墙。

　　通往幸福的迷墙

　　将来会在哪儿生活？对这个问题能给出明确答案的“半路老外”极其罕有。因为他们大都和卢敏敏一样在墙上骑着。

　　眼下，32岁的外企职员陈向前和妻子移民澳洲的所有手续已经办妥，只要在五年内去落地就成了。然而他们却不准备同时赴澳，而是决定陈向前一个人先去，看看找工作的情况怎么样；妻子则留在国内继续供他们前年刚买的大房子。“如果我爱人不走，经济上我们就没什么压力。”陈说，若那边的工作状况不好，妻子就干脆不去了，他一个人在那读个硕士后，换身份回来，或者去美国投亲靠友，继续寻找机会。“既然骑了，就骑得彻底”，陈说。

　　焦玉虹是天津人，五年前移民加拿大时，是一家外企的中层技术骨干，月薪4000元，丈夫是开发区的一名普通官员。“其实移民的动议是他提出的。”焦说她的老公“是那种特着急排队的人。他看当官的这队太慢，就转去排出国的队。其实我知道，在他心里，当官是一个很大的诱惑。”焦说，就在他们机票买好，行李打好的时候，命运突显转机，丈夫被提升到一个重要位置。“他激动、紧张，同时非常犹豫。”因为焦的丈夫是他们移民的主力申请人，一个星期后，全家还是按计划在温哥华落地。然而过了几天，丈夫就返回中国，告诉单位，他刚刚度了个假。如今，焦在结束了和丈夫四年的两地分居生涯后，回中国当了一个“半路老外”。焦现在最后悔的事，是当年走的时候清了户，她叹口气说：“什么时候都得脚踩两船，不踩是傻瓜。”

　　苦乐墙头

　　墙上的日子，有乐也有苦。卢敏敏为入籍的事刚回美国几天，丈夫也来到美国，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对卢的丈夫来说，维持绿卡是当下最好的选择。每年他有若干次机会到美国公干，路费不成问题。同时，可以享受“百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针对归国学人的优待，更重要的，可以以中国公民身份申请国家重点项目基金。目前，卢的丈夫是某863项目首席科学家，而按照规定，这一位置的科学家不能是外籍。

　　卢敏敏丈夫所在的研究所里，有17位863首席科学家，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绿卡身份。所长、副所长在美国还有兼职。

　　在尽情领略墙上风光的同时，卢敏敏一家也饱尝骑墙的苦头。除了前段卢要一年两趟飞美国以外，办北京户口的过程，就给了他们迎头一击。因为十年前大学毕业时没有参加工作分配直接出国，他们手中无毕业派遣证。人事部门就说他们不是干部，而是工人，因此没法按引进人才办户口。所里拿出《人民日报》《神州学人》上对卢敏敏丈夫的报道给人事部门看，解释此人确实是青年科学家，但没有那十年前的一纸派遣证，人事部门还是坚持说他们是工人。挣扎了半年，好容易户口可以随迁了，但因为他们在国外育有两个孩子，被认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孩子不予随迁，还被要求出具一个“婚内无子女证明”。“不给他俩办户口，就得证明他俩不存在！”卢敏敏觉得这样的政策逻辑简直幽默至极。

　　“既然一开始选择了骑墙就应该始终保持这个姿态，不然的话，会受到惩罚。”焦玉虹给记者举了一个不骑墙者的例子，此人就是她们的前总经理。原来，在她们区区30人的企业里，公司政治十分错综复杂。董事长、总经理、书记，三方永远在明争暗斗。总经理是美国国籍，当初禁不住书记的画饼，卖了房子，带着怀孕的妻子毅然回到中国。然而不到一年，已被人事斗争斗走了。如今，不仅许诺他的30万安家费和其他各种待遇都没实现，还被要求退缴临时住房、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一时间颇似丧家之犬。

　　我是谁？

　　任凭“半路老外”们怎样努力保持骑墙的平衡，但既然上了国别这面墙，文化含义上的身份彷徨终究不可避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入籍这种极端的身份转换方式的看法，在“半路老外”里居然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代沟。张铁林是1983年到英国留学的，在之后的十年中迟迟没有下决心申请英籍，要不是欧洲生活中的诸多不便，张可能永远不会考虑入籍。90年代中，张被海外媒体问及宣誓效忠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时的感受，张很艰难地说，“在形式上入籍后，我在欧洲的生活中，反倒比以前更能做好一个中国人的角色。”张对本刊解释，早年在欧洲，他作为中国人在国际讲坛上人微言轻，而加入英国籍后，身份就成为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说出话来远比纯粹的中国人更受重视。但对于英国国籍，张铁林现在还认为难于启齿，不是什么光彩事，更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同样被问到宣誓效忠女王时的感受，2005年加入加拿大籍的焦玉虹承认自己当时比较激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归属感。“我现在也这样说，我热爱加拿大。加拿大是惟一一个用植物做国旗的国家，她的国歌《哦，加拿大》也是平和地歌唱家乡和土地，我接触到的加拿大人善良朴实。在我心中有两个祖国，你不承认那我只好签证进来。加拿大和中国，就像老婆和老妈，请不要让我取舍。”

　　得知新一代移民中有这样的言论，张铁林觉得震惊，并直斥其价值观混乱。

　　除了入籍这种底线级的心理试探以外，对“半路老外”来说，选择骑墙的同时，就是选择了身心在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与反向文化休克(cultural reshock)中的不断撕扯。简言之，就是你得在两边的文化间来回适应。

　　“在国外待了两年，对国内的现状有点畏惧了。想想国内的气候、交通、连道德水准都在日益下降，觉得自己以前真是无知者无畏。”“在国外感觉中国特危险，可是回国后发现大家都挺乐呵，而且每个人都疯狂地忙。”“在外面觉得国内的经济发展激动人心，可是好多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却惊讶地发现中国经济快要崩溃了！”“刚回国时，过马路我都过不去。”“过马路横冲直撞，想当然认为汽车会为我让路，结果被司机骂死。”“出国之前，觉得外国的生活方式很洋，从国外回来后，自认为已经学到了外国主流的生活方式，可是天天被老公说我土。”

　　不同采访对象的相关讲述，一致到几乎能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经历国外相对平稳发展的社会生活后，觉得中国不太有秩序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变化之大，社会之复杂，令那些哪怕只是短暂离开的人在重返时也会产生强烈的不适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勋强调，在移民研究中，身份的社会认知是很重要的课题。“这样的移民在心理上是非常苦的群体，他们永远在选，却没有终选。”

　　换国籍仿若换户口

　　全球化背景下，国籍接近户口，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30年前出国，拿了国外身份的，叫“投敌叛国”，想回来也不可能。20年前出国，就有两个可能的选择了，要么“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回来报效祖国，要么“辜负祖国人民多年的培养”，留在国外定居；10年前出国的，无论后来在哪生活，怎样生活，基本上和爱不爱国没什么联系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出国人员个人生活的选择，国内的舆论日益宽松，为“半路老外”们的产生营造了善意的环境。

　　一些国家多途径、低成本的移民政策，则对“半路老外”有直接鼓励。如，移民加拿大，均价5万元人民币，住满三年可入籍；移民澳大利亚，1万元人民币起步，两年可入籍。

　　此外，中国对外资和海归的政策优待，国内经济发展对国际化劳动力的强大需求，都对移民回国产生直接刺激。与此同时，北美等地经济增速放缓，就业机会减少等，也为“半路老外”的滋生创造了社会条件。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勋对本刊指出，在历史上，“半路老外”现象并不十分常见，仅中国台湾和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比较明显地出现过。

　　谈到对“半路老外”现象的看法，张铁林对本刊回忆起1982年他出国前夕的一件往事。当时他在某艺术团体门口，碰到一个着名男演员，开一部小汽车，“你这也太显眼了吧，不怕别人说呀？”张说。那人回答：“这有什么呀，我就是比大家早开几年而已。”张认为，5到10年后，“半路老外”的现象一定会更加普及。王勋的预测是，如无意外，这种现象至少会稳步发展到2020年。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遐龄曾在本科生里开讲全球社会学课程，他对本刊指出，换国际身份的本质不过是换户口而已。“北京户口比河北户口值钱，就是这样浅显的道理。”谢说：“全球化背景下，国籍接近户口，这是一个长过程，但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谢遐龄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全球变成一个社会，全世界100多个社会融合成一个社会。

　　实际上，除了换身份，全球化背景下，拿国外学位也是国人一个典型的冲动。“现在我们总喊建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就是拿着这学校的文凭走遍世界都可以找到工作。如果本国没有这样的学校，人们当然要到外边去找。”在谢遐龄看来，与国际认可的教育背景相比，国籍倒是等而下之的东西。

　　另外，谢指出，跨国公司是更直接的全球化的产物。国家间通过跨国公司，互相渗透，互相长入，像两个“异形”，互相把触角伸到对方体内，再一点点繁育、滋长。人们寻求国际教育、国际身份等都与跨国公司的存在息息相关。

　　针对“半路老外”，学者间对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设置议题并无异议，然而，对这些人在中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及影响却有着严重的分歧。

　　王勋认为，“半路老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客观上，他们带回来资金、技术、管理技能、国际关系网;在主观上，一些人仍存有报国之心。因此他们的社会影响主要是积极的。

　　谢遐龄则认为“半路老外”多数本质上只是利用国家政策，对国家发展不见得有利。特别是那些以洗钱为目的者。其实这种情况下换身份的不是人，而是钱。他们利用国家对外资来源难以查实的现实，将来路可疑的国家资产通过绕道国外银行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在现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强烈冲动下，以外商身份通过低廉的代价获取国家土地，之后所获暴利又继续流向海外。造成的结果是，国民经济看起来持续增长，但钱实际是被少数人卷走了。这部分的“半路老外”虽非主流，但是负面影响却十分巨大。

　　三个特殊的“半路老外”群体

　　“半路老外”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大？目前没有权威统计数字。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恐怕是归国发展的技术移民和传统留学生。然而，活跃在国民视野里的“半路老外”中，有三个特殊群体显得尤其扎眼：富人、高官子女、演艺明星。

　　民谚里说，中国没有富人，因为中国的富人都加入了外国国籍。一家境外投资银行的合伙人向本刊证实，至少在投资领域，有外籍身份确是普遍现象。当投资者个人身家在千万以上，甚或上亿时，资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就被纳入考虑，此时，加入外籍成为一条就近的后路。

　　至于高官子女，传说中部级以上的干部子女几乎没有中国人，甚至县处级别干部子女中外国籍的也达到50%。然而本刊的实际采访结果无法证实这一传言。一位部级国企人事干部告诉记者，不仅他们企业一把手的子女仍为中国籍，且在整个公司的管理体系中，每年的干部述职、述廉、述学过程中，直系家属的国籍申报都是非常重要的程序。地方如此，军队口高官子女加入外籍的就更少了。一位在北美某国的外交官家属告诉本刊：“真正的高官子女不屑于入外国籍。他们可能18岁出来留学，但是大多国籍不会变。而且好多还是想毕业后回国。”

　　近日，一份活跃在娱乐圈的外籍影视明星名单被曝光，引来网民争议。对这一份名单的可信性，北京资深娱记张鹿鸣认为，不排除有个别不准确的信息，但是大面上的情况应该是真实的。要证实影视演员国籍其实很简单，只要看电视剧结尾字幕即可。因2004年广电总局曾颁布条文，规定外籍演员必须在字幕中特别注明。

张铁林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对自己国籍被关注表示无奈：“从某一时间段开始，我发现我演的电视剧后面演员表里名字后多了点东西。知道的人是因为广电总局有文，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自己强烈要求加上去的呢。”比照同样以“杰出人才”身份加入外国国籍的体育健儿来说，大众对影视明星的宽容度显然要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