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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可能还有人记得,十几年前,纪录片《含泪活着》让许多人记住了为供女儿到美国念书、自己在日本打黑工15年的上海知青丁尚彪。这位已赴美国与女儿团聚的老丁现在怎么样了?
以下是丁尚彪写的一篇文章:《我在纽约新冠疫情中写下遗嘱》。
想看看第二故乡——东京
在纽约看完2020年时代广场落下大苹果的直播后, 我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满怀美好愿望地期盼着热闹非凡的好年头来临。今年的预定计划是,五月份结束整整半个世纪的颠簸劳顿,在美国光荣退休。手持老美护照,以宾客身份重返日本看奥运,并去追忆曾经生活十五年的第二故乡——东京。
山手线拥挤的电车、池袋打工串烧店郁香的木炭味、新木场钢铁车间隆隆的机器声……,都是我当年梦回牵魂打黑工的鏖战之地,然后回到祖国无忧无虑地领略大好河山。12月底再赴南极看企鹅,顺道南美五国游。我憧憬着丰富多彩的退休美景,趁身体尚健抓紧时间看夕阳。
2019年11月初,在休斯敦医院急诊室当医生的女儿来电话商量。我妻子要回上海探亲过春节,两个小外孙需要照顾,希望我干到年底,提前辞职退休去帮忙。而我正在曼哈顿四星级宾馆的餐厅干得欢,准备站好最后一班岗,到年龄正式退休。而且2019年的税要到明年2月份才能够报,接下去还有养老金,老年医疗卡等事项要办,于是决定干到2月底提前退休。
2020年1月底,我递交了辞职信。但是和我搭班的同事正回广州过春节,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航班被取消,无法按时回纽约工作,白人厨师长请求我帮忙干到同事回来再辞职。我在这个厨房已经工作了九年。虽然年龄最老,英语最差,但老外同事对我都很友善。盛情难却,只好舍小家,为大家,在美国给海外华人争个好形象,为公司鞠躬尽瘁吧。
但这最后的一个多月,却是我来美国十年中最恐怖的时刻。
退休纪念
美国宣布禁止中国旅游者入境
2月2日,美国突然宣布禁止中国旅游者入境。但老外们却自信满满地认为此病毒与流感差不多,根本不当一回事。不仅没人带口罩预防,反而人照聚、戏照看、马拉松照跑。“春江水暖鸭先知”,此时所有华人都早已从国内媒体中得知,冠状病毒有极强的传染性。华人都绷紧了神经,纽约华人三大社区都开始戴口罩自保预防。一时间老外都感到莫名其妙,似乎纽约的冠状病毒源头就在华人社区,每一个带口罩的华人都感染了冠状病毒。致使昨日还门庭若市的华人餐馆,一夜间竟变得门可罗雀。
但在如此振聋发聩的预警声中,纽约的白人市长和州长竟浑然不觉。面对华人带口罩而代表的尖厉哨声,不仅没有引起丝毫警惕,还傻眉愣眼地要求健康者不要带口罩,以免造成恐慌。在如此麻痹大意的糊涂官领导下,老外们依然陶醉在岁月静好的自信中。为了消除民众不敢去中餐馆吃饭的忧虑,市长亲自来法拉盛华人餐馆就餐,不仅不带口罩和手套,甚至还在路上亲民地和华人市民握手拥抱,正是“举世裸奔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我每周三天在法拉盛图书馆成人英语夜校读书。学校在地下室,几十名学生在一间教室上课,好几个班同时开课,近百名师生同时聚集在一起。华人学生都带着口罩,而西语裔、非裔等学生都不带。白人老师和外族裔同学虽然看不惯华人在课堂上还带着口罩,但出于礼貌和法律的约束,也不能够公开歧视带口罩的华人。
老师在提问时,要求我们脱去口罩回答问题。华人们就和老师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回答时将口罩提到鼻子处,留出嘴答题,回答完立即把口罩再拉下,我们就怕鼻子吸入病毒。老师又让我们和其他族裔合并成各个学习小组,共同完成一些讨论题。但那些不带口罩的外族裔学生,有些还正在感冒咳嗽。吓得我们进退两难。只能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华人觉得老外太傻,毫无防范意识。而老外觉得华人神经过敏,是亚洲胆小鬼。我们就这样在不同的文化差异中战战兢兢地共处。
车厢里唯一戴口罩的华人
女儿得知我们学校的情况,就叫我不要去读书,以免被传染病毒。学校虽然是免费的,但规定缺课三次,就作为自动退学处理。因为每次报名抽签时,许多华人都争先恐后来报名,这个学习机会很宝贵,所以我也舍不得轻易放弃。但好几个同学为了保命都退学了。随着纽约市疫情爆发,中小学被迫停课,图书馆也关闭了。我终于逃离了学校。
可我还要上班,工作的宾馆远在曼哈顿市中心,更要在人流最繁忙的中央火车站转车。媒体已经报道,发生多起华人因戴口罩在地铁、巴士中被殴打,甚至被推下铁轨的歧视事件。
我每天凌晨五点多钟就要赶乘地铁去上班。但这个时段还没有到上班的高峰,地铁的班次很少。乘地铁的都是赶早班的非裔、西语裔的底层打工仔,总是把地铁车厢挤得满满的。而我往往是整节车厢唯一戴口罩的华人。
地铁里只有丁尚彪戴口罩
女儿深知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所以千叮万嘱,叫我在通勤的地铁中一定要带口罩、眼镜加强防护。我怕传染,想戴口罩。但又怕遭到蛮不讲理的异族歧视殴打,被推下轨道沟。因此每天等候地铁时都是胆战心惊地靠在站台后墙边。通勤路上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防不测。
靠咳嗽药盒躲过群殴
有一天在家里手被划破,去找创可贴。突然看见药箱里有一盒使用过的咳嗽药盒,是以前感冒咳嗽时在药店买的,服用后还剩几粒,就没扔掉。盒子上有一组大大的“12”字样,是12小时只需服用一片的非处方常规药,美国人都能够认识。我灵机一动,何不用这个空盒子去懵那些想找茬的老外呢?于是把药盒装进小塑料袋,放在包里备用。
法拉盛是7号地铁的终点站,人们都习惯在固定的站台上下车。我怕在固定位置乘车,因戴口罩被同车人盯上引起麻烦,就有意每天换不同车厢。同时,我选择靠车厢尽头的角落坐着,以避开人群。因为起的早,已经习惯利用这段时间打个盹补觉。但现在还要戴着眼镜防控病毒,我就只好改变习惯,戴着老花眼镜看手机。
坐地铁,为戴口罩,还要戴个药盒救命
有一天车到中途,车厢很挤。我戴着口罩、眼镜,正低头看手机,突然脚被踢了一下。我以为拥挤被碰到,就把脚向座位底下收进一点,谁知又被踢了一下。我抬起头,面前站着两个怒目圆瞪,胡子邋遢的年轻非裔,活似两尊黑面金刚。一个人凶狠地对我说了几句话。我听不懂,只隐隐约约听懂最后的“why”(为什么)?” 看到他俩那挑衅的面孔,知道来者不善,感觉他们在指责我为什么带口罩。
我看到他们那肉鼓鼓的,纹着花纹的大手已经捏成了拳头,就像两头非洲黑狮马上要扑上来撕咬猎物。这时候周围所有人都扭头鄙视地看着我,好像我就是个病毒投毒者。那阵势就像非洲大草原上一群饥肠辘辘的狮豹,流着馋涎欲滴的口水,对着包围圈里无助的鹿儿,准备分享这顿美餐。我清楚地知道,车上既没警察,也没监视器,更无路可逃。只要大拳头砸下,我这把脆弱的老骨头必被众拳乱棒打死。为防疫带口罩躲过了天灾,却死于仇恨犯罪的人祸,岂不成冤魂啦。
我定了定恐慌的心,故作镇静地学着老外的样子,向他俩耸耸肩、摇摇头,然后慢慢地从包里取出那个咳嗽药的空盒子,给他们看了一下。那大大的“12”字样的药盒,所有人都认识。虽然我不会说英语,但我的药盒清晰地告诉人们,我不是无病戴口罩的预防者,我只是普通的感冒咳嗽病人,但不是冠状病毒患者哦。他们俩对着我歪嘴笑了一下,我看到那捏得正紧的黑拳头松弛下来了,周围的人也都转过脸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紧张的空气在狭小拥挤的车厢里,被小小的空药盒悄悄地驱散,使我躲过一次被歧视的麻烦。我低下头假装干咳几声,继续看手机。心想,“空药盒懵老外,是诸葛亮老早就教过的空城计。跟上海老爷叔白相脑子,侬黑赤佬还嫩来!”
女儿当医生在一线抗疫
好不容易熬到3月初,武汉已封城,美国对华也封国,中国人出国如同逃难。同事也历尽艰辛,碾转万里回到纽约。但还要自我隔离二周。我心急如焚,得到他回来的消息后,决定14日辞职,并立即买了4月初的机票。因我还有一个私心,3月24日是我们皇后区长的选举,有位华东师大毕业的上海老乡,也曾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留日同学的尹导先生,首次作为华人挑战区长大位。而我刚入美籍,很想为同胞投一张最神圣的票,过一把公民权的瘾,尝一下主人公的味。
天有不测风云,16日是周一,我刚在人事部办完辞职手续,公司接到市政府通知,为阻挡新冠病毒的流行,纽约餐饮业全部停止营业,区长的选举也暂停了。女儿也慌了神,怕纽约封城走不了。希望我尽快逃离纽约,到她那里去避难。我遵照女儿的嘱咐,高价购买了N95口罩、防护眼镜、橡胶手套和塑料雨衣,准备全副武装乘飞机。女儿还要求我说,飞机上要坚持四小时不吃不喝,不拉掉口罩。届时她会带个垃圾袋到机场接我,见面后立即换掉全部外衣和鞋,才能上她的车。到家后再自行隔离14天。
我密切注意纽约的疫情,但是到月底,纽约疫情大爆发,已经完全失控。女儿所在的休斯敦地区疫情也开始大面积扩散。她在急诊室的工作也进入战争状态,每天诊治大量的新冠病毒患者。这时我看到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新闻,也得知染疫的老年人最容易死亡。更读到武汉电影导演常凯全家染疫死亡,而儿子在英国留学才得以幸免的报道。这一切不祥的消息,不禁使我感到深深地忧虑。
我想到武汉的封城,就是为了阻止病毒的扩散蔓延。纽约虽然没有封城,但疫情和武汉完全相同,都是重灾区。漫长的旅途,无论地铁,候机室和机舱,都是密封的易感染区域,也许坐在身旁的人就是病毒炸弹的携带者。另外。女儿在一线抗疫,虽然她会做好充足的防备措施,但只要头发丝上带回一个病毒让我吸入,我这个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必会中招。最可怕的是,常凯一家灭门的惨痛案例,使我不寒而栗。毕竟瘟疫不是战争中的逃难,需要相互搀扶流浪。瘟疫中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宅家和相互分离,即使不幸染疫过世,至少还有幸存的家人来料理后事。想到这一切,我当机立断马上和女儿联系退掉机票。至于损失的费用,将不惜一切代价,只求活着。
上海阿姨纽约染疫孤独死
我们同楼有位早年从香港来的上海阿姨。已经八十多岁。老伴去世后独自一人居住,子孙都在外州,由政府派人上门护理照顾。她每天在楼底下晒太阳,经常和我在大门口相遇。因为都是上海老乡,也就经常停下来陪阿姨聊一会天,所以很熟悉。
宅家之后,我看到《世界日报》报道,一位独居的华裔染疫在家死亡。尸体抬出的照片就是我们的楼房。我就向大楼管理员询问,得知就是上海阿姨。疫情爆发后她从不出门,是被护理员传染上的。仅仅几天就独自死在家中。她孩子因为电话联系不上才报警,撬开门进去才发现早已去世。
疫情下写遗嘱寄深情
因为我也是一个人在纽约生活,天灾人祸天晓得。我想起坂神大地震时,几个福建黑户口住在“阿爸躲”的木造屋,地震中倒塌引发火灾,全部遇难。银行卡也毁之一炬而人财两空。于是我就开始考虑后事的安排。为了防止染疫猝死,我未雨绸缪地将银行卡、保险箱、电脑的密码都写在遗嘱上发给女儿,并把备用的房门钥匙寄去。
遗嘱上写道:万一我染疫去世,一,电话联系不上就报警,门钥匙已经用胶布贴在大门外擦鞋的地毯下;二,不要来送葬,电话联系有关部门立即火化。因为旅途有感染风险,即使来了也不让看;三,不要建墓地,不用骨灰盒。日后骨灰在女儿驻地附近的海边撒掉。我不想让孩子日后纠结,更不想给子孙后代添麻烦。瘟疫中的遗嘱,虽然冷酷无情,但寄托着老爸对女儿那暖暖的深情。
期待中的2020年是多么美好的岁月,但小冠球却把大地球闹得天翻地覆。唯愿人类早日战胜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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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上海知青赴日本打黑工,只为供女儿留学,在纽约疫情中他写下遗嘱
作者:竹昂
2006年11月,在日本富士卫视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含泪活着》,让数百万日本观众记住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丁尚彪,为他感动。
丁尚彪在日本并没有合法身份,但在日本打黑工的15年经历,却让看过影片的人都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在当时经济不景气的日本,丁尚彪的故事就像一道光,让许多压力之下的日本人,在迷茫时刻,找回了生活的信念和勇气。
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时空,看看丁尚彪在日本都经历了什么,现在的他又怎么样了?
01 打黑工的十五年,一家三口的命运何去何从
东京,1995年的一天,已是深夜12点多了,最后一趟电车驶过,随着电车慢慢消失在黑夜里,一个中年男子沿着铁轨走来,脚步由远及近,这个人正是丁尚彪。
此刻他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正赶往回家的路上。
丁尚彪的住所在日本东京偏僻的一所出租屋里,房子是三十年前建造的,一间一居室,便是他的栖身之处。
租的房子没有浴室,洗澡只能临时搭建浴室,洗澡水只能倒进洗碗的水槽里。
买菜从来都是买最便宜的菜,要不就是打包餐厅客人剩下的饭菜。身上的衣服和鞋子基本上都是捡别人的来穿。
生活如此艰难,丁尚彪也没有忘记学习,他利用一切的机会学习日语。
他知道身处异国他乡,语言是最大的障碍。
初到日本,因为不会说日语,刚上班没几天就被厨师长搧过嘴巴,鼻血都被搧出来,虽然很委屈,但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吞下泪水,坚持。
丁尚彪说,刚开始,妻子并不能理解他,以为他在日本有了女人不想回家。
为打消妻子的顾虑,丁尚彪省吃俭用,每个月打工赚的钱,除了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其余全部寄给妻子。
为了拿到更高的工资,丁尚彪利用各种业余时间学习日语,拿各种证,硬是考取了五本执业证书。
也正是在东京打工的日子里,丁尚彪萌生了要把女儿送往海外一流的大学,深造的想法。
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女儿身上。
他这样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没有出国的机会,这就像赛跑一样,接力棒我已经拿到,并且跑了这么远,所以目标是把接力棒交给女儿。”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八年过去了,当年在上海机场分别时还是小学生的女儿丁晽,已经是上海复旦的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了。
当她通过摄制组的录像带,了解到父亲在东京生活的点点滴滴时,哽咽着说道“原来爸爸在那边这么苦,而且他为我想了那么多,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们,现在才觉得他们是为了我好。”
八年里,就在丁尚彪一个人在东京打拼的时候,妻子陈忻星负责照顾女儿。
她靠自己的工资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
为了积攒给女儿留学的费用,老丁寄来的钱,除了还债,其余全部存了起来。
当时她这样说:“8年了,忙忙碌碌就这样凑合着,也真的习惯,老丁在的时候,男人做的事,我都不做,现在,一个人没办法,断电什么的,换保险丝,她都会做”。
1997年7月,丁晽的考试结果出来了,她不负众望,考取了美国著名的学府,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远在东京的丁尚彪听闻消息喜极而泣。
终于到了丁晽赴美留学离开的那一天,18岁的她即将承载着父母的期望,前往美国。
陈忻星在机场为女儿送行,有一些担心,也有很多不舍,在女儿面前没有落泪的母亲,看着女儿转身离去的那一刻,泣不成声。
八年前,她在这里送走了丈夫,八年后她又在这里送走了女儿,一家三口,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聚。
丁晽乘坐的飞机经由东京前往纽约,利用在东京转机的机会,与阔别8年的父亲相见。
她的过境签证只能在东京停留24个小时。
而父亲因为没有身份证,无法去机场迎接女儿,他们约好在一个叫“日暮里”的车站见面。
接到女儿的丁尚彪,眼神里充满心疼与关爱,电车到了东京站,父女二人争着去拎行李箱。
老丁对女儿说:“你到了美国以后,这个路很艰难,所以碰到困难挺过来就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去走,爸爸妈妈当年碰到那么多苦,咬着牙坚持下来。”
24个小时很快就到了,因为没有身份证,丁尚彪只能送女儿到成田机场的前一站成田站。
电车到站,老丁起身快速的下了车,隔着电车的玻璃窗,老丁注视着女儿,不住的抹着眼泪。
车内的女儿,为了不让父亲看见她的悲伤,转过身,捂着脸抽泣。
车内不断有人向她投来关注的目光,只有她知道,自己的哭泣是为什么。
为了帮助女儿实现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丁尚彪决定继续留在日本,并加大了打工的力度,别人一周打一份工,他一周打三份工,白天在工厂上班,下了班晚上在餐厅打工,周末又去做保洁。
2002年,陈忻星终于申请到去美国的签证。
历经五年多,一次又一次拒签,第十二次申请终于通过,虽然漫长,但还是等到了结果。
这次她也要在日本转机,为的是要和丈夫见上一面。
为了这一面,陈忻星专门去家附近的美容院换了个新发型,订做了一套衣服。
而丁尚彪也拿出二十五年前结婚时妻子给他亲手做的枕套。
欢欣鼓舞地等着见妻子一面。
还是在“日暮里”车站,老丁在这里迎接十三年未见面的妻子。
即将到来的团聚只有三天72个小时,饱含着十三年的思念,丁尚彪思索着如何安排妻子度过这短暂而宝贵的三天时间。
想说的话太多,想带妻子去的地方太多。
丁尚彪说:“从我走以后,把妻子丢在那边,我也没有管她们,十几年的确是很辛苦了点”,陈忻星坐在老丁在东京的出租屋里,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丈夫的不易,想到十三年夫妻的艰辛,陈忻星的鼻子红了,眼泪夺眶而出。
他说“靠自己的力量,彻底地把家庭的命运改变过来,努力把孩子培养出来”,妻子理解也支持他。
72小时的签证时间很快就到了,还是在上次送女儿的那个车站,他又要送别妻子。
成田机场的前一站,成田站,丁尚彪下车,依然是隔着车窗玻璃,目送妻子的离去,电车启动,陈忻星哭红的双眼,不敢回头看老丁一眼,此时的老丁一双泪眼凝视着妻子。
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含泪坚持。
2004年,这时距离丁尚彪来日本已经15年,女儿丁晽考上了美国纽约州立医学院,并申请到助学贷款,此时的丁晽已不再需要父亲的资助。
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丁尚彪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到家乡上海。
长达十五年的别离终于划上了句号。
在离开日本前,丁尚彪向日本入管局坦白了自己的“黑户”身份。
经过调查,丁尚彪在日本非法滞留的15年里,没有一起犯罪记录,没有拖欠过一次税款。
正因为这样,日本当局并没有对丁尚彪进行相应的处罚,但按照规定,他被终生禁入日本。不过此时的丁尚彪,女儿已学有所成,能不能再去日本,对他来说已无多大的意义了。
到底是什么缘由促使丁尚彪跨越万水千山,舍下妻女来到日本打黑工呢,这话还要从十五年前说起。
02 一段十五年前的回忆,揭开打黑工的前因后果
1954年,丁尚彪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1970年,16岁的丁尚彪,刚刚初中毕业就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
丁尚彪因为家庭原因,被安排在安徽的五河县,这里的贫穷超乎了丁尚彪的想象。
但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尽管条件艰苦,丁尚彪却在这里遇见了同是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陈忻星。
同是上海人,又都是插队的知青,年龄又相仿,这一切都为二人的交往提供了契机。
没有多久,丁尚彪就同陈忻星结婚。
丁尚彪回忆说:“当时生活太穷困,我们两人结婚时,除了一床被子,一无所有”。
1976年,丁尚彪和妻子先后回到上海。后来女儿丁晽出生。
当年离开上海时,丁尚彪只是个初中毕业的学生。
再次回到上海,大城市的变化之快与丁尚彪在农村的生活形成极大的反差。
丁尚彪在上海的一家工厂食堂上班,那时已经恢复高考,丁尚彪想通过高考,实现上大学的梦,可是由于年龄偏大,他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
提起那段岁月,丁尚彪说道:“回到上海后身无分文,年龄也大了,技术也没有,一直在下层生活,考大学无门,感觉向上走的路很艰难”。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8年过去,丁尚彪也走过了他人生的第三十五个年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都得到积极地改善。在国内掀起一股留学潮。这其中也不乏去日本留学的中国人。
1989年的一天,丁尚彪花了5毛钱,买了一张去北海道飞鸟日语学院的留学资料。
去日本留学对年龄和学历都没有硬性的要求。
尤其听朋友说“日本的马路上可以捡彩电”时,面对出国留学的机会,和深深印刻在骨子里的贫穷,让他心里萌生出了想要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
但是去日本留学,需要支付42万日元的留学费用,相当于丁尚彪夫妇俩15年的工资收入,渴望改变命运的丁尚彪说服妻子,向亲朋好友四处借钱,终于凑齐了留学的费用。
他这样说道:“我准备考大学,抱着这样的信念,我开始往日本走”。
1989年6月,丁尚彪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告别妻子和女儿,踏上了远赴日本的行程。
还没有到达日本的前一刻,丁尚彪浮想联翩,一边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一边是即将开始的学习与打工的生活,一想到这儿,他的心里就涌起一阵激动。
然而现实却并不如他所愿。
日本北海道阿寒町,是一个边陲小镇。
丁尚彪要留学的飞鸟日语学院,就在阿寒町。
他来到这里,才发现,这里没有工厂可以去打工,当地的年轻人都去了大城市。
除了债务一无所有的丁尚彪焦虑重重。
最后决定离开阿寒町,去千里之外的东京上学。
1989年6月的一天深夜,丁尚彪带着重要的物品,躲过看管,几个小时徒步后,跳上了开往札幌的电车,一路颠簸上千里来到东京。
然而令丁尚彪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东京的转校申请没有得到批准,因此失去了在日本合法滞留的签证,和自由回国的机会。
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来到国外,可命运的安排令他猝不及防。
为了尽快还上所欠的债务,为了改变家庭的命运,丁尚彪决定宁可冒着打黑工的风险,也要留在东京。
这一留就是十五年。于是也就有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
03 疫情期间的老丁
2004年丁尚彪结束了十五年打黑工的生涯,回到上海,和妻子生活得相当安逸,他用自己在日本打工的积蓄,买了一套宽敞明亮的房子。
在日本的十五年,练就了他过硬的日语水平,利用这一优势,丁尚彪在昆山一家日企做翻译。
而在美国的女儿,也取得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医生,并结婚生子,住在休斯敦的别墅里。
父母劳苦半生,换来丁晽在美国念书深造的机会,做为女儿,她深知这一点,也感恩父母的付出。
2009年,丁晽为父母办理了移民,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
女儿在美国休斯敦的家可谓环境优美,但忙惯了的老丁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他认为只要身体还硬朗,就可以继续干,只要还能学进去,就会继续学。
所以后来他又离开了休斯敦,去了纽约的法拉盛,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开始他新的打工和学习的生涯。
老丁来到纽约,瞒着女儿,应聘了一家餐厅的工作,开始他并不适应当地的生活,语言不通,但老丁把在日本学到的职场精神应用在工作中。
他说:“工作也是了解美国社会的一种方式,再平凡的工作也要做好”。
也正因为如此,2012年,他获得了“纽约市宾馆业协会最佳员工奖”。
2019年,丁尚彪顺利通过了美国公民考试,取得美国护照,他的心愿是想在2020年,以美国公民的身份,重回日本,看看他的第二故乡——东京。
毕竟那里有他太多的回忆,山手县拥挤的电车,他在东京第一个打工的地方,池袋串烧店浓郁的炭香味,新木场钢铁车间隆隆的机器声……然后回到祖国,领略大好河山。
然而这即将实现的美好愿景,却因为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按下了暂停键。
2019年11月,美国休斯敦医院急诊室当医生的女儿,打电话给老丁,母亲要在2020年春节前回中国过春节,两个外孙无人照看,希望老丁提前辞职回休斯敦照顾外孙。
2020年1月,老丁递交了辞职信,但由于一个同事回广州过年,碰上了疫情爆发,航班被取消,不能按时回来工作。
白人厨师长请求老丁帮忙干到同事回来再辞职。
老丁同意再干一个月,没想到这最后的一个月,却成为丁尚彪来美国十年中最恐怖的时刻。
2020年2月2日,美国突然宣布禁止中国游客入境。
在美国的华人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知道新冠病毒具有强感染性,纷纷带上口罩做自我防护。
可是美国政府并没有重视这次疫情,他们以为冠状病毒和感冒病毒一样,在公共场所不但不要求人们戴口罩,反而指责华人因为戴口罩,而引起大众的恐慌。
丁尚彪每周三天在法拉盛的成人英语夜校读书。
夜校在地下室,几百名师生同时开课,华人学生都戴着口罩,西语裔和非裔学生都没戴口罩。
有些人还感冒咳嗽。
老师要求华人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必须取下口罩。
华人觉得老外太傻,没有防范意识,而老外觉得,华人胆子太小。
老丁和其他华人学生,就在这样的文化差异中,战战兢兢地相处。
后来,纽约市的疫情爆发,呈上升趋势,许多中小学停课,老丁所上的夜校,也被关闭。
可是夜校不上,班还要继续上。
老丁上班的地点在曼哈顿的市中心,需要在中央火车站转车,那里的人流量很大。
许多华人因戴口罩而被殴打,甚至被推下铁轨。
老丁每天凌晨5点乘坐地铁去上班,车箱里挤满了赶早班的西裔和非裔。
老丁是这个车箱里唯一戴口罩的人。
有一天,车箱上人很拥挤,老丁正低头看手机,不知被谁踢了一下,他以为车箱人多,有谁不小心碰到了他,没在意。
可接着又被踢了一下。
待他抬头看时,是两个长相凶狠的非裔,他们生气的指责老丁为什么戴口罩。
幸好老丁早有所防备,原来那天在家找创可贴时,看见了一个空的感冒药的盒子,他就带在了身上。
老丁朝两人耸耸肩,摊开两手,慢慢地拿出那个空药盒,两个非裔就真的相信了老丁是因为感冒才戴的口罩,捏紧的拳头这才松开了。
疫情期间,老丁耳濡目染太多的人离世,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谁也不知道,能活着就是赚到。
但对于无常的世事,老丁也看的很开,他已经写好了遗嘱,给女儿交代好了所有的事情。
每一条都不给女儿留下任何麻烦。
这或许就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暖暖的爱吧。
回顾2020年,老丁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到:“期待中的2020年是多么美好的岁月,但小冠球却把大地球闹得天翻地覆,唯愿人类早日战胜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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