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活着》丁尚彪：在纽约新冠疫情中写下遗嘱

　　导读：可能还有人记得，十几年前，纪录片《含泪活着》让许多人记住了为供女儿到美国念书、自己在日本打黑工15年的上海知青丁尚彪。这位已赴美国与女儿团聚的老丁现在怎么样了？

　　以下是丁尚彪写的一篇文章：《我在纽约新冠疫情中写下遗嘱》。

想看看第二故乡——东京

　　在纽约看完2020年时代广场落下大苹果的直播后， 我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满怀美好愿望地期盼着热闹非凡的好年头来临。今年的预定计划是，五月份结束整整半个世纪的颠簸劳顿，在美国光荣退休。手持老美护照，以宾客身份重返日本看奥运，并去追忆曾经生活十五年的第二故乡——东京。

　　山手线拥挤的电车、池袋打工串烧店郁香的木炭味、新木场钢铁车间隆隆的机器声……，都是我当年梦回牵魂打黑工的鏖战之地，然后回到祖国无忧无虑地领略大好河山。12月底再赴南极看企鹅，顺道南美五国游。我憧憬着丰富多彩的退休美景，趁身体尚健抓紧时间看夕阳。

　　2019年11月初，在休斯敦医院急诊室当医生的女儿来电话商量。我妻子要回上海探亲过春节，两个小外孙需要照顾，希望我干到年底，提前辞职退休去帮忙。而我正在曼哈顿四星级宾馆的餐厅干得欢，准备站好最后一班岗，到年龄正式退休。而且2019年的税要到明年2月份才能够报，接下去还有养老金，老年医疗卡等事项要办，于是决定干到2月底提前退休。

　　2020年1月底，我递交了辞职信。但是和我搭班的同事正回广州过春节，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航班被取消，无法按时回纽约工作，白人厨师长请求我帮忙干到同事回来再辞职。我在这个厨房已经工作了九年。虽然年龄最老，英语最差，但老外同事对我都很友善。盛情难却，只好舍小家，为大家，在美国给海外华人争个好形象，为公司鞠躬尽瘁吧。

　　但这最后的一个多月，却是我来美国十年中最恐怖的时刻。

退休纪念

美国宣布禁止中国旅游者入境

　　2月2日，美国突然宣布禁止中国旅游者入境。但老外们却自信满满地认为此病毒与流感差不多，根本不当一回事。不仅没人带口罩预防，反而人照聚、戏照看、马拉松照跑。“春江水暖鸭先知”，此时所有华人都早已从国内媒体中得知，冠状病毒有极强的传染性。华人都绷紧了神经，纽约华人三大社区都开始戴口罩自保预防。一时间老外都感到莫名其妙，似乎纽约的冠状病毒源头就在华人社区，每一个带口罩的华人都感染了冠状病毒。致使昨日还门庭若市的华人餐馆，一夜间竟变得门可罗雀。

　　但在如此振聋发聩的预警声中，纽约的白人市长和州长竟浑然不觉。面对华人带口罩而代表的尖厉哨声，不仅没有引起丝毫警惕，还傻眉愣眼地要求健康者不要带口罩，以免造成恐慌。在如此麻痹大意的糊涂官领导下，老外们依然陶醉在岁月静好的自信中。为了消除民众不敢去中餐馆吃饭的忧虑，市长亲自来法拉盛华人餐馆就餐，不仅不带口罩和手套，甚至还在路上亲民地和华人市民握手拥抱，正是“举世裸奔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我每周三天在法拉盛图书馆成人英语夜校读书。学校在地下室，几十名学生在一间教室上课，好几个班同时开课，近百名师生同时聚集在一起。华人学生都带着口罩，而西语裔、非裔等学生都不带。白人老师和外族裔同学虽然看不惯华人在课堂上还带着口罩，但出于礼貌和法律的约束，也不能够公开歧视带口罩的华人。

　　老师在提问时，要求我们脱去口罩回答问题。华人们就和老师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回答时将口罩提到鼻子处，留出嘴答题，回答完立即把口罩再拉下，我们就怕鼻子吸入病毒。老师又让我们和其他族裔合并成各个学习小组，共同完成一些讨论题。但那些不带口罩的外族裔学生，有些还正在感冒咳嗽。吓得我们进退两难。只能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华人觉得老外太傻，毫无防范意识。而老外觉得华人神经过敏，是亚洲胆小鬼。我们就这样在不同的文化差异中战战兢兢地共处。

车厢里唯一戴口罩的华人

　　女儿得知我们学校的情况，就叫我不要去读书，以免被传染病毒。学校虽然是免费的，但规定缺课三次，就作为自动退学处理。因为每次报名抽签时，许多华人都争先恐后来报名，这个学习机会很宝贵，所以我也舍不得轻易放弃。但好几个同学为了保命都退学了。随着纽约市疫情爆发，中小学被迫停课，图书馆也关闭了。我终于逃离了学校。

　　可我还要上班，工作的宾馆远在曼哈顿市中心，更要在人流最繁忙的中央火车站转车。媒体已经报道，发生多起华人因戴口罩在地铁、巴士中被殴打，甚至被推下铁轨的歧视事件。

　　我每天凌晨五点多钟就要赶乘地铁去上班。但这个时段还没有到上班的高峰，地铁的班次很少。乘地铁的都是赶早班的非裔、西语裔的底层打工仔，总是把地铁车厢挤得满满的。而我往往是整节车厢唯一戴口罩的华人。

地铁里只有丁尚彪戴口罩

　　女儿深知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所以千叮万嘱，叫我在通勤的地铁中一定要带口罩、眼镜加强防护。我怕传染，想戴口罩。但又怕遭到蛮不讲理的异族歧视殴打，被推下轨道沟。因此每天等候地铁时都是胆战心惊地靠在站台后墙边。通勤路上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防不测。

靠咳嗽药盒躲过群殴

　　有一天在家里手被划破，去找创可贴。突然看见药箱里有一盒使用过的咳嗽药盒，是以前感冒咳嗽时在药店买的，服用后还剩几粒，就没扔掉。盒子上有一组大大的“12”字样，是12小时只需服用一片的非处方常规药，美国人都能够认识。我灵机一动，何不用这个空盒子去懵那些想找茬的老外呢？于是把药盒装进小塑料袋，放在包里备用。

　　法拉盛是7号地铁的终点站，人们都习惯在固定的站台上下车。我怕在固定位置乘车，因戴口罩被同车人盯上引起麻烦，就有意每天换不同车厢。同时，我选择靠车厢尽头的角落坐着，以避开人群。因为起的早，已经习惯利用这段时间打个盹补觉。但现在还要戴着眼镜防控病毒，我就只好改变习惯，戴着老花眼镜看手机。

坐地铁，为戴口罩，还要戴个药盒救命

　　有一天车到中途，车厢很挤。我戴着口罩、眼镜，正低头看手机，突然脚被踢了一下。我以为拥挤被碰到，就把脚向座位底下收进一点，谁知又被踢了一下。我抬起头，面前站着两个怒目圆瞪，胡子邋遢的年轻非裔，活似两尊黑面金刚。一个人凶狠地对我说了几句话。我听不懂，只隐隐约约听懂最后的“why”(为什么)？” 看到他俩那挑衅的面孔，知道来者不善，感觉他们在指责我为什么带口罩。

　　我看到他们那肉鼓鼓的，纹着花纹的大手已经捏成了拳头，就像两头非洲黑狮马上要扑上来撕咬猎物。这时候周围所有人都扭头鄙视地看着我，好像我就是个病毒投毒者。那阵势就像非洲大草原上一群饥肠辘辘的狮豹，流着馋涎欲滴的口水，对着包围圈里无助的鹿儿，准备分享这顿美餐。我清楚地知道，车上既没警察，也没监视器，更无路可逃。只要大拳头砸下，我这把脆弱的老骨头必被众拳乱棒打死。为防疫带口罩躲过了天灾，却死于仇恨犯罪的人祸，岂不成冤魂啦。

　　我定了定恐慌的心，故作镇静地学着老外的样子，向他俩耸耸肩、摇摇头，然后慢慢地从包里取出那个咳嗽药的空盒子，给他们看了一下。那大大的“12”字样的药盒，所有人都认识。虽然我不会说英语，但我的药盒清晰地告诉人们，我不是无病戴口罩的预防者，我只是普通的感冒咳嗽病人，但不是冠状病毒患者哦。他们俩对着我歪嘴笑了一下，我看到那捏得正紧的黑拳头松弛下来了，周围的人也都转过脸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紧张的空气在狭小拥挤的车厢里，被小小的空药盒悄悄地驱散，使我躲过一次被歧视的麻烦。我低下头假装干咳几声，继续看手机。心想，“空药盒懵老外，是诸葛亮老早就教过的空城计。跟上海老爷叔白相脑子，侬黑赤佬还嫩来！” 

女儿当医生在一线抗疫

　　好不容易熬到3月初，武汉已封城，美国对华也封国，中国人出国如同逃难。同事也历尽艰辛，碾转万里回到纽约。但还要自我隔离二周。我心急如焚，得到他回来的消息后，决定14日辞职，并立即买了4月初的机票。因我还有一个私心，3月24日是我们皇后区长的选举，有位华东师大毕业的上海老乡，也曾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留日同学的尹导先生，首次作为华人挑战区长大位。而我刚入美籍，很想为同胞投一张最神圣的票，过一把公民权的瘾，尝一下主人公的味。

　　天有不测风云，16日是周一，我刚在人事部办完辞职手续，公司接到市政府通知，为阻挡新冠病毒的流行，纽约餐饮业全部停止营业，区长的选举也暂停了。女儿也慌了神，怕纽约封城走不了。希望我尽快逃离纽约，到她那里去避难。我遵照女儿的嘱咐，高价购买了N95口罩、防护眼镜、橡胶手套和塑料雨衣，准备全副武装乘飞机。女儿还要求我说，飞机上要坚持四小时不吃不喝，不拉掉口罩。届时她会带个垃圾袋到机场接我，见面后立即换掉全部外衣和鞋，才能上她的车。到家后再自行隔离14天。

　　我密切注意纽约的疫情，但是到月底，纽约疫情大爆发，已经完全失控。女儿所在的休斯敦地区疫情也开始大面积扩散。她在急诊室的工作也进入战争状态，每天诊治大量的新冠病毒患者。这时我看到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新闻，也得知染疫的老年人最容易死亡。更读到武汉电影导演常凯全家染疫死亡，而儿子在英国留学才得以幸免的报道。这一切不祥的消息，不禁使我感到深深地忧虑。

　　我想到武汉的封城，就是为了阻止病毒的扩散蔓延。纽约虽然没有封城，但疫情和武汉完全相同，都是重灾区。漫长的旅途，无论地铁，候机室和机舱，都是密封的易感染区域，也许坐在身旁的人就是病毒炸弹的携带者。另外。女儿在一线抗疫，虽然她会做好充足的防备措施，但只要头发丝上带回一个病毒让我吸入，我这个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必会中招。最可怕的是，常凯一家灭门的惨痛案例，使我不寒而栗。毕竟瘟疫不是战争中的逃难，需要相互搀扶流浪。瘟疫中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宅家和相互分离，即使不幸染疫过世，至少还有幸存的家人来料理后事。想到这一切，我当机立断马上和女儿联系退掉机票。至于损失的费用，将不惜一切代价，只求活着。

上海阿姨纽约染疫孤独死

　　我们同楼有位早年从香港来的上海阿姨。已经八十多岁。老伴去世后独自一人居住，子孙都在外州，由政府派人上门护理照顾。她每天在楼底下晒太阳，经常和我在大门口相遇。因为都是上海老乡，也就经常停下来陪阿姨聊一会天，所以很熟悉。

　　宅家之后，我看到《世界日报》报道，一位独居的华裔染疫在家死亡。尸体抬出的照片就是我们的楼房。我就向大楼管理员询问，得知就是上海阿姨。疫情爆发后她从不出门，是被护理员传染上的。仅仅几天就独自死在家中。她孩子因为电话联系不上才报警，撬开门进去才发现早已去世。

疫情下写遗嘱寄深情

　　因为我也是一个人在纽约生活，天灾人祸天晓得。我想起坂神大地震时，几个福建黑户口住在“阿爸躲”的木造屋，地震中倒塌引发火灾，全部遇难。银行卡也毁之一炬而人财两空。于是我就开始考虑后事的安排。为了防止染疫猝死，我未雨绸缪地将银行卡、保险箱、电脑的密码都写在遗嘱上发给女儿，并把备用的房门钥匙寄去。

　　遗嘱上写道：万一我染疫去世，一，电话联系不上就报警，门钥匙已经用胶布贴在大门外擦鞋的地毯下；二，不要来送葬，电话联系有关部门立即火化。因为旅途有感染风险，即使来了也不让看；三，不要建墓地，不用骨灰盒。日后骨灰在女儿驻地附近的海边撒掉。我不想让孩子日后纠结，更不想给子孙后代添麻烦。瘟疫中的遗嘱，虽然冷酷无情，但寄托着老爸对女儿那暖暖的深情。 

　　期待中的2020年是多么美好的岁月，但小冠球却把大地球闹得天翻地覆。唯愿人类早日战胜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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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上海知青赴日本打黑工，只为供女儿留学，在纽约疫情中他写下遗嘱

作者：竹昂

　　2006年11月，在日本富士卫视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含泪活着》，让数百万日本观众记住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丁尚彪，为他感动。

　　丁尚彪在日本并没有合法身份，但在日本打黑工的15年经历，却让看过影片的人都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在当时经济不景气的日本，丁尚彪的故事就像一道光，让许多压力之下的日本人，在迷茫时刻，找回了生活的信念和勇气。

　　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时空，看看丁尚彪在日本都经历了什么，现在的他又怎么样了？

01 打黑工的十五年，一家三口的命运何去何从

　　东京，1995年的一天，已是深夜12点多了，最后一趟电车驶过，随着电车慢慢消失在黑夜里，一个中年男子沿着铁轨走来，脚步由远及近，这个人正是丁尚彪。

　　此刻他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正赶往回家的路上。

　　丁尚彪的住所在日本东京偏僻的一所出租屋里，房子是三十年前建造的，一间一居室，便是他的栖身之处。

　　租的房子没有浴室，洗澡只能临时搭建浴室，洗澡水只能倒进洗碗的水槽里。

　　买菜从来都是买最便宜的菜，要不就是打包餐厅客人剩下的饭菜。身上的衣服和鞋子基本上都是捡别人的来穿。

　　生活如此艰难，丁尚彪也没有忘记学习，他利用一切的机会学习日语。

　　他知道身处异国他乡，语言是最大的障碍。

　　初到日本，因为不会说日语，刚上班没几天就被厨师长搧过嘴巴，鼻血都被搧出来，虽然很委屈，但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吞下泪水，坚持。

　　丁尚彪说，刚开始，妻子并不能理解他，以为他在日本有了女人不想回家。

　　为打消妻子的顾虑，丁尚彪省吃俭用，每个月打工赚的钱，除了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其余全部寄给妻子。

　　为了拿到更高的工资，丁尚彪利用各种业余时间学习日语，拿各种证，硬是考取了五本执业证书。

　　也正是在东京打工的日子里，丁尚彪萌生了要把女儿送往海外一流的大学，深造的想法。

　　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女儿身上。

　　他这样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没有出国的机会，这就像赛跑一样，接力棒我已经拿到，并且跑了这么远，所以目标是把接力棒交给女儿。”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八年过去了，当年在上海机场分别时还是小学生的女儿丁晽，已经是上海复旦的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了。

　　当她通过摄制组的录像带，了解到父亲在东京生活的点点滴滴时，哽咽着说道“原来爸爸在那边这么苦，而且他为我想了那么多，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们，现在才觉得他们是为了我好。”

　　八年里，就在丁尚彪一个人在东京打拼的时候，妻子陈忻星负责照顾女儿。

　　她靠自己的工资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

　　为了积攒给女儿留学的费用，老丁寄来的钱，除了还债，其余全部存了起来。

　　当时她这样说：“8年了，忙忙碌碌就这样凑合着，也真的习惯，老丁在的时候，男人做的事，我都不做，现在，一个人没办法，断电什么的，换保险丝，她都会做”。

　　1997年7月，丁晽的考试结果出来了，她不负众望，考取了美国著名的学府，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远在东京的丁尚彪听闻消息喜极而泣。

　　终于到了丁晽赴美留学离开的那一天，18岁的她即将承载着父母的期望，前往美国。

　　陈忻星在机场为女儿送行，有一些担心，也有很多不舍，在女儿面前没有落泪的母亲，看着女儿转身离去的那一刻，泣不成声。

　　八年前，她在这里送走了丈夫，八年后她又在这里送走了女儿，一家三口，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聚。

　　丁晽乘坐的飞机经由东京前往纽约，利用在东京转机的机会，与阔别8年的父亲相见。

　　她的过境签证只能在东京停留24个小时。

　　而父亲因为没有身份证，无法去机场迎接女儿，他们约好在一个叫“日暮里”的车站见面。

　　接到女儿的丁尚彪，眼神里充满心疼与关爱，电车到了东京站，父女二人争着去拎行李箱。

　　老丁对女儿说：“你到了美国以后，这个路很艰难，所以碰到困难挺过来就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去走，爸爸妈妈当年碰到那么多苦，咬着牙坚持下来。”

　　24个小时很快就到了，因为没有身份证，丁尚彪只能送女儿到成田机场的前一站成田站。

　　电车到站，老丁起身快速的下了车，隔着电车的玻璃窗，老丁注视着女儿，不住的抹着眼泪。

　　车内的女儿，为了不让父亲看见她的悲伤，转过身，捂着脸抽泣。

　　车内不断有人向她投来关注的目光，只有她知道，自己的哭泣是为什么。

　　为了帮助女儿实现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丁尚彪决定继续留在日本，并加大了打工的力度，别人一周打一份工，他一周打三份工，白天在工厂上班，下了班晚上在餐厅打工，周末又去做保洁。

　　2002年，陈忻星终于申请到去美国的签证。

　　历经五年多，一次又一次拒签，第十二次申请终于通过，虽然漫长，但还是等到了结果。

　　这次她也要在日本转机，为的是要和丈夫见上一面。

　　为了这一面，陈忻星专门去家附近的美容院换了个新发型，订做了一套衣服。

　　而丁尚彪也拿出二十五年前结婚时妻子给他亲手做的枕套。

　　欢欣鼓舞地等着见妻子一面。

　　还是在“日暮里”车站，老丁在这里迎接十三年未见面的妻子。

　　即将到来的团聚只有三天72个小时，饱含着十三年的思念，丁尚彪思索着如何安排妻子度过这短暂而宝贵的三天时间。

　　想说的话太多，想带妻子去的地方太多。

　　丁尚彪说：“从我走以后，把妻子丢在那边，我也没有管她们，十几年的确是很辛苦了点”，陈忻星坐在老丁在东京的出租屋里，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丈夫的不易，想到十三年夫妻的艰辛，陈忻星的鼻子红了，眼泪夺眶而出。

　　他说“靠自己的力量，彻底地把家庭的命运改变过来，努力把孩子培养出来”，妻子理解也支持他。

　　72小时的签证时间很快就到了，还是在上次送女儿的那个车站，他又要送别妻子。

　　成田机场的前一站，成田站，丁尚彪下车，依然是隔着车窗玻璃，目送妻子的离去，电车启动，陈忻星哭红的双眼，不敢回头看老丁一眼，此时的老丁一双泪眼凝视着妻子。

　　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含泪坚持。

　　2004年，这时距离丁尚彪来日本已经15年，女儿丁晽考上了美国纽约州立医学院，并申请到助学贷款，此时的丁晽已不再需要父亲的资助。

　　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丁尚彪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到家乡上海。

　　长达十五年的别离终于划上了句号。

　　在离开日本前，丁尚彪向日本入管局坦白了自己的“黑户”身份。

　　经过调查，丁尚彪在日本非法滞留的15年里，没有一起犯罪记录，没有拖欠过一次税款。

　　正因为这样，日本当局并没有对丁尚彪进行相应的处罚，但按照规定，他被终生禁入日本。不过此时的丁尚彪，女儿已学有所成，能不能再去日本，对他来说已无多大的意义了。

　　到底是什么缘由促使丁尚彪跨越万水千山，舍下妻女来到日本打黑工呢，这话还要从十五年前说起。

02  一段十五年前的回忆，揭开打黑工的前因后果

　　1954年，丁尚彪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1970年，16岁的丁尚彪，刚刚初中毕业就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

　　丁尚彪因为家庭原因，被安排在安徽的五河县，这里的贫穷超乎了丁尚彪的想象。

　　但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尽管条件艰苦，丁尚彪却在这里遇见了同是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陈忻星。

　　同是上海人，又都是插队的知青，年龄又相仿，这一切都为二人的交往提供了契机。

　　没有多久，丁尚彪就同陈忻星结婚。

　　丁尚彪回忆说：“当时生活太穷困，我们两人结婚时，除了一床被子，一无所有”。

　　1976年，丁尚彪和妻子先后回到上海。后来女儿丁晽出生。

　　当年离开上海时，丁尚彪只是个初中毕业的学生。

　　再次回到上海，大城市的变化之快与丁尚彪在农村的生活形成极大的反差。

　　丁尚彪在上海的一家工厂食堂上班，那时已经恢复高考，丁尚彪想通过高考，实现上大学的梦，可是由于年龄偏大，他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

　　提起那段岁月，丁尚彪说道：“回到上海后身无分文，年龄也大了，技术也没有，一直在下层生活，考大学无门，感觉向上走的路很艰难”。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8年过去，丁尚彪也走过了他人生的第三十五个年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都得到积极地改善。在国内掀起一股留学潮。这其中也不乏去日本留学的中国人。

　　1989年的一天，丁尚彪花了5毛钱，买了一张去北海道飞鸟日语学院的留学资料。

　　去日本留学对年龄和学历都没有硬性的要求。

　　尤其听朋友说“日本的马路上可以捡彩电”时，面对出国留学的机会，和深深印刻在骨子里的贫穷，让他心里萌生出了想要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

　　但是去日本留学，需要支付42万日元的留学费用，相当于丁尚彪夫妇俩15年的工资收入，渴望改变命运的丁尚彪说服妻子，向亲朋好友四处借钱，终于凑齐了留学的费用。

　　他这样说道：“我准备考大学，抱着这样的信念，我开始往日本走”。

　　1989年6月，丁尚彪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告别妻子和女儿，踏上了远赴日本的行程。

　　还没有到达日本的前一刻，丁尚彪浮想联翩，一边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一边是即将开始的学习与打工的生活，一想到这儿，他的心里就涌起一阵激动。

　　然而现实却并不如他所愿。

　　日本北海道阿寒町，是一个边陲小镇。

　　丁尚彪要留学的飞鸟日语学院，就在阿寒町。

　　他来到这里，才发现，这里没有工厂可以去打工，当地的年轻人都去了大城市。

　　除了债务一无所有的丁尚彪焦虑重重。

　　最后决定离开阿寒町，去千里之外的东京上学。

　　1989年6月的一天深夜，丁尚彪带着重要的物品，躲过看管，几个小时徒步后，跳上了开往札幌的电车，一路颠簸上千里来到东京。

　　然而令丁尚彪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东京的转校申请没有得到批准，因此失去了在日本合法滞留的签证，和自由回国的机会。

　　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来到国外，可命运的安排令他猝不及防。

　　为了尽快还上所欠的债务，为了改变家庭的命运，丁尚彪决定宁可冒着打黑工的风险，也要留在东京。

　　这一留就是十五年。于是也就有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

03 疫情期间的老丁

　　2004年丁尚彪结束了十五年打黑工的生涯，回到上海，和妻子生活得相当安逸，他用自己在日本打工的积蓄，买了一套宽敞明亮的房子。

　　在日本的十五年，练就了他过硬的日语水平，利用这一优势，丁尚彪在昆山一家日企做翻译。

　　而在美国的女儿，也取得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医生，并结婚生子，住在休斯敦的别墅里。

　　父母劳苦半生，换来丁晽在美国念书深造的机会，做为女儿，她深知这一点，也感恩父母的付出。

　　2009年，丁晽为父母办理了移民，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

　　女儿在美国休斯敦的家可谓环境优美，但忙惯了的老丁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他认为只要身体还硬朗，就可以继续干，只要还能学进去，就会继续学。

　　所以后来他又离开了休斯敦，去了纽约的法拉盛，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开始他新的打工和学习的生涯。

　　老丁来到纽约，瞒着女儿，应聘了一家餐厅的工作，开始他并不适应当地的生活，语言不通，但老丁把在日本学到的职场精神应用在工作中。

　　他说：“工作也是了解美国社会的一种方式，再平凡的工作也要做好”。

　　也正因为如此，2012年，他获得了“纽约市宾馆业协会最佳员工奖”。

　　2019年，丁尚彪顺利通过了美国公民考试，取得美国护照，他的心愿是想在2020年，以美国公民的身份，重回日本，看看他的第二故乡——东京。

　　毕竟那里有他太多的回忆，山手县拥挤的电车，他在东京第一个打工的地方，池袋串烧店浓郁的炭香味，新木场钢铁车间隆隆的机器声……然后回到祖国，领略大好河山。

　　然而这即将实现的美好愿景，却因为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按下了暂停键。

　　2019年11月，美国休斯敦医院急诊室当医生的女儿，打电话给老丁，母亲要在2020年春节前回中国过春节，两个外孙无人照看，希望老丁提前辞职回休斯敦照顾外孙。

　　2020年1月，老丁递交了辞职信，但由于一个同事回广州过年，碰上了疫情爆发，航班被取消，不能按时回来工作。

　　白人厨师长请求老丁帮忙干到同事回来再辞职。

　　老丁同意再干一个月，没想到这最后的一个月，却成为丁尚彪来美国十年中最恐怖的时刻。

　　2020年2月2日，美国突然宣布禁止中国游客入境。

　　在美国的华人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知道新冠病毒具有强感染性，纷纷带上口罩做自我防护。

　　可是美国政府并没有重视这次疫情，他们以为冠状病毒和感冒病毒一样，在公共场所不但不要求人们戴口罩，反而指责华人因为戴口罩，而引起大众的恐慌。

　　丁尚彪每周三天在法拉盛的成人英语夜校读书。

　　夜校在地下室，几百名师生同时开课，华人学生都戴着口罩，西语裔和非裔学生都没戴口罩。

　　有些人还感冒咳嗽。

　　老师要求华人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必须取下口罩。

　　华人觉得老外太傻，没有防范意识，而老外觉得，华人胆子太小。

　　老丁和其他华人学生，就在这样的文化差异中，战战兢兢地相处。

　　后来，纽约市的疫情爆发，呈上升趋势，许多中小学停课，老丁所上的夜校，也被关闭。

　　可是夜校不上，班还要继续上。

　　老丁上班的地点在曼哈顿的市中心，需要在中央火车站转车，那里的人流量很大。

　　许多华人因戴口罩而被殴打，甚至被推下铁轨。

　　老丁每天凌晨5点乘坐地铁去上班，车箱里挤满了赶早班的西裔和非裔。

　　老丁是这个车箱里唯一戴口罩的人。

　　有一天，车箱上人很拥挤，老丁正低头看手机，不知被谁踢了一下，他以为车箱人多，有谁不小心碰到了他，没在意。

　　可接着又被踢了一下。

　　待他抬头看时，是两个长相凶狠的非裔，他们生气的指责老丁为什么戴口罩。

　　幸好老丁早有所防备，原来那天在家找创可贴时，看见了一个空的感冒药的盒子，他就带在了身上。

　　老丁朝两人耸耸肩，摊开两手，慢慢地拿出那个空药盒，两个非裔就真的相信了老丁是因为感冒才戴的口罩，捏紧的拳头这才松开了。

　　疫情期间，老丁耳濡目染太多的人离世，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谁也不知道，能活着就是赚到。

　　但对于无常的世事，老丁也看的很开，他已经写好了遗嘱，给女儿交代好了所有的事情。

　　每一条都不给女儿留下任何麻烦。

　　这或许就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暖暖的爱吧。

　　回顾2020年，老丁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到：“期待中的2020年是多么美好的岁月，但小冠球却把大地球闹得天翻地覆，唯愿人类早日战胜新冠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