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排名第一的藤校，亲历川普赢后的全校悲伤

大家好，我是JQ，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法律和公共政策项目读大二。

再过一个多月，川普就要正式就职了。

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结果出来的那天，校园里弥漫着浓重的悲伤气氛，有的同学悲伤到无法去上课，有教授把课题改成了安慰茶歇，提供免费食物，讨论时不少人痛哭流涕。

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局外人”，情绪非常复杂。

另一方面，身为来自中国的国际生，却也面临着美国同学们不会面临的处境。就在这几天，各大大学纷纷发布了旅行警告。比如康奈尔建议大家在2025年的1月21日前返回校园，因为新总统可能会使入境有所变化。

“旅行禁令很可能在川普就职后不久生效。禁令可能包括川普第一任政府所针对的国家公民……也会有新国家可能会加入名单，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关于川普上台后的预测👉🏻川普上位，留学会更难吗？）

身为一个见证了川普上台，又将经历他任期四年的大学生，我从其获胜后的第一天里，仿佛窥视到了藤校招生的真相。

川普获胜后的第一天

美国大选日后的第一天，我很幸运能够在美国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普林斯顿大学——观察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对于选举结果的惊愕。

校园里浓厚的忧郁氛围在早餐的餐桌上就展露无余。哥特式的屋顶下坐满了沉默饮食的男男女女；偶尔的交谈中，他们相互确认着自己对于竞选结果无比地痛心。

在社会学系课程中，教授不约而同地取消了课堂任务，将讲座改成了“竞选结果讨论和安慰会”，并且摆出了蛋糕、茶点，旨在为“因得知竞选结果而感到需要支持”的同学提供温暖。

“我记得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课，”社会学老师说，“我那天刚好上了一节关于恐怖主义的课程。我很希望老师能讲讲当天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但他没有。我很失望。我不会对你们这么做。

所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昨晚竞选结果吧。”

同学们络绎不绝地讲述自己昨夜一夜无眠、痛哭流涕的经历。面如死灰。有一位同学声泪俱下。

在普林斯顿度过川普胜选的第一天，我饶有趣味地察觉到他的胜选没有被当作一次政治讨论的结果，而被视作一场不可被理解的灾难，第一反应是痛心疾首和歇斯底里。

大家无一把川普的胜选划归于“合理政治讨论”之外：

川普的选民是疯子（crazy trump supporters）、川普的选民信息匮乏（low-information voters)、川普的选民都是被诱骗（cheated）的——川普的选民不是无知的傻子，就是明明知道川普如此之坏却仍然支持他的坏人。

仿佛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川普所代表的事物和价值中存在这个联邦真正需要理解和重视的。

我今日在校园中的所见所闻是美国社会中危险的信号：当我的同学们——最顶级大学里的新精英——完全拒绝承认具有其合理的诉求和利益时，美国的分裂可见一般。

然而，川普却以旋风之势在超过90%的美国郡县（county）获得胜利。

很可惜的是，我的同学们今晨起床，发现国家已然如此变化，第一反应是痛斥其他非精英人群犯了错误，而不是反思是不是自己也做错了什么呢？

我想，这好像这就是那句“知识分子脱离群众”在异国的写照了。

爬藤的真相

为什么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会如此呢？

回归到大学申请，我想更需要问的是：为什么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都是如此呢？为什么只接受认同以“开放”和“包容”为代表的左派价值观的高中生作为它们的学生？

第一个答案是，学校希望通过教育学生中获得什么：维持自身作为顶尖高等教育机构的地位。

普林斯顿大学等“藤校”们所享受的盛誉并非自其成立以来就产生，而这些学校根据经济社会条件不断改变其招生标准和方式的结果。

普林斯顿大学在其1746年成立时仅是“新泽西学院”（College of New Jersey），主要用来教育新泽西州希望成为基督教教士的白人男性学生。

“普林斯顿”这一名字在新泽西州外鲜有人知，更不要说在美国的其他州县，或是全球范围内。

这一校园定位直到美国进入镀金时代（gilded age）后才得以改变。

19世纪70年代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蓬勃带来了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

时任校长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敏锐地洞察到“大学”这一概念所需的转变，在招生中将重心前移到学术要求上，开始使用标准化考试测评学生进行学习、研究和创新的潜质。

“威尔逊让普利斯顿大学从一个昏昏欲睡的小学院转变成了一所强大的综合性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任校长Christopher Eisgruber写道。

当越来越多的大学发现只有通过录取高学术成就的学生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时，SAT考试在1926年被发明了。

而1960年代后，顶尖学术机构开始录取非白人男性学生，部分出于其害怕错失人才的恐惧，扩大自己对于非裔招生数量。

普林斯顿因同样的原因在1973届中开始招收女性学生。今年，最高法院法官Elena Kagan（1981届）就是普林斯顿最早一批女性校友之一。

9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浪潮，大学需要吸纳人才的范围扩大了，伴随此改变的是一所学校需要证明自身价值的范围——

顶尖的学术机构愈发需要证明自身的“全球影响力”或者对于“全人类”的影响。

2013年上任后，Eisgruber校长在普林斯顿的校训“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后加了一句“同时为人类文明服务（and in the service of humanityy）”。

于是，其要求学生具拥抱“多样性”（diversity）——坚信愈多国家和文化的人聚在一起，愈有利于成功——和“包容性”（inclusion）——要接受各个国家和文化的人。

“多样性”和“包容性”因此从来都不是学术机构自发的道德准则，而是资本和信息全球化下对于学术机构竞争力的要求。

藤校成为价值观最单一的地方

于是，无论学生来自哪个国家或文化，是否能成为“各个国家和文化的代表”成为了普林斯顿的本科招生标准之一。

文书就是重要呈现。

申请者被要求讲述自身“无法缺少的重要性”，能为学校的多样性产生怎样的价值；附加文书再次要求学生讲述自己的身份，同时解释自己为什么符合学校对于多样性的需求。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附加文书，则要求学生解释自己能为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作出怎样的贡献。

一定程度上，美国学校的身份政治是要求学生将一种植根于全球化的身份——“全球公民”——垫在任何的性别、族裔、国籍、甚至是宗教信仰之下。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顶尖大学既是文化、性别、宗教身份上最多样的地方，又是价值观上最单一的地方。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认识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或是韩国人和牙买加人，无一不对川普的民族主义、反全球化主义思想而退避三尺，即使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韩国国内中充斥的这些声音。

可能这就是大多数国际学生无法被录取的缘故。

可是对于大多数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甚至是受其负面影响的美国人来讲，“多样性”和“包容性”被当作左翼政客试图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来损伤自身利益的借口。

所以当普林斯顿大学为其全球竞争力先入为主地拒绝一切不以“多样性”和“包容性”为价值观的学生时，自然就无法期待自己的校园内出现理解右翼政治的学生群体。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灌输左翼价值观的场所”，已成为美国许多公众对于顶尖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印象。

美国的右翼政治和顶尖高等教育机构，已成为从本质上无法妥协的两方。

在“多样化”的旗帜下，美国的顶尖高等教育机构正在招收和教育一个价值观及其雷同的学生群体；有更多希望得到录取的申请者，正在努力在申请中争先恐后地迎合“多样性”和“包容性”，自身具有能够参与全球化、扩大全球化的潜力。

可惜的是，如普林斯顿这样的顶尖高等学校仍然拒绝反思“多样性”“包容性”的左翼价值观来源，而一味地拒绝录取和贬低具有反对左翼价值观倾向的学生和民众。

我能来到普林斯顿读书，也受益于全球化和多元化，但这也不妨碍我反思，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多元化”？

如今，川普上台后一系列政策，引发了藤校内部价值观的细微分化，也将切实影响国际学生的未来。

我想，如果美国精英大学仍然不做出改变，那么在未来的大趋势下，可能普林斯顿会召开越来越多“安慰会”，发出越来越多的安慰蛋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