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华裔女子在爱尔兰乡间徒步旅行，突然，她遭到了当地少年的强暴，身上的伤口达39处之多。
虽然几周后，伤口便痊愈了，但是，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焦虑、抑郁、恐慌等等仍然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
更可怕的是，作为一名受害者，她还要承受周围人投射给她的羞耻感，好像遭到性侵是她的错一样。
就这样，在痛苦中度过了整整4年的灰暗时光后，她决定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她写小说，做演讲，她坚定地呼吁大家，遭到性侵并不是女性的错，性侵受害者并不需要感到羞耻。
今天，
“彬彬有法”发布的，便是她在TED发表的演讲。
【一】
我一直痴迷于旅行，小时候家里经济并不宽裕，所以我们很少外出度假。
当时还是售卖实体报纸的年代，每到周日下午，我就会躺在厨房的地板上，阅读报纸的旅游版。我会在脑海中勾勒出未去过的远方的样子，那里的山川、河流、湖泊。那里的生活比枯燥的美国郊区有趣多了，我会以自己的方式旅行，那就是阅读和写故事。
所以，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一直是一名写作者，我也一直渴望外出旅行。
上大学期间，暑期我会从事撰写旅行指南的工作，背着背包穿越欧洲。于我而言，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了。
试想一下，当你背着背包出发，沿着山谷小径行走，不知道前面等待着的是什么。
我恰好喜欢这种旅行的不可预测性，穿过旅途中的某个转角，你会看到全新的风景，获得看待事情的全新视角，这些都是你以前从未想象到的。
【二】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伦敦，可是并没有成为一名作家。
因为妈妈曾经告诉我，写作并不是一个赚钱的好职业，事实证明，她是正确的，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讲故事的工作，即电影工作。
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旅行，探索新的世界，独自徒步，游览他国风景，并总是陶醉其中。
直到十年前的某一天，我离开伦敦，去了一个完全未知的城市。独自旅行的这么多年里，我从未想过自己会独自徒步在贝尔法斯特的一条小径上。
当时我在北爱尔兰出差，贝尔法斯特是我行程的最后一站，那里有一条非常特别的步道，《寂寞星球》旅行指南中提到过它。
于是我决定去这条步道，在我开始踏上这段徒步旅行的十分钟后，一个年轻的男孩朝我走来。
男孩对我说他迷路了，在我眼里他还是个孩子，所以从未想过他会对我造成威胁，之后我们开始了一段很诡异的谈话，然后就分道扬镳了，可他却一直在跟踪我。
当我回首这些往事，想起那些看不见的重要细节时，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怎么会如此沉迷于眼前的风景，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危险。
永远不要认为它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完全意识不到，事情转变的速度有多快。
从一个春天的下午我独自徒步，或者一个女人和她信任的人走进一个房间的情景，到突然出现的有威胁性的情景，这种转变有时是在刹那间发生的。
【三】
当我走进山谷里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而且周围没有其他人时，那个男孩再次靠近我，这一次他非常暴力。
警方的调查报告显示，我身上有多达39处伤，这都是这次袭击和强暴造成的。
所有这些擦伤和瘀伤，几周就痊愈了，而真正的伤害是心理上的，我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抑郁、恐慌等，随时都有可能发作。
之后，对我来说走出公寓大门很困难，因为我总会恐惧外在的一切，觉得自己就剩下一个脆弱无用的外壳，很难再相信别人。
我的生活突然被改变了，我没办法去工作，也找不到工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年半，期间我靠救济金生活，而我再也不能从事以前的电影制作工作了。
那场袭击造成的最糟糕的影响就是我永远无法恢复过往的生活轨迹，再也无法拥有正常的生活，我迷失在那片森林里，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
所以当人们说强奸只是性误解，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关于性的误解时，受害者需要承担就更多了。
他们无法理解这些罪行让受害者充满了绝望，导致受害者的生活发生突变。正是这种无法理解，导致很多人责备受害者，他们认为女性应该为她们的行为，或者她们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她们应该更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应该在晚上喝那么多酒，然后和男人调情或者不应该独自徒步旅行。
【四】
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是负责任的个体。很难理解，在你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如此糟糕的事情或者让生活彻底改变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
而你却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让自己走出来，我一直称之为“无形的边界”，因为你可能在别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穿过那条边界。
如果你在鸡尾酒会或者在街上遇见我，可能不会想到站在你面前的是一名性侵幸存者，同样地，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家人中可能已经有人跨过那条边界。
但你永远不会知道，除非他们向你倾诉。我想在这个房间里我不是唯一越过边界的人。
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女性至少会经历一次强奸未遂。
我听说台下有2000名听众，所以假设男性和女性各占一半，我们知道男性也可能是受害者，这意味着我们中间大概有几百人曾经经历过性暴力或性虐待。
我不会要求大家举手示意，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坐下来并接受这个事实：你可能坐在经历过这种创伤的人旁边，而这创伤曾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面目全非，他可能是坐在你前面的人，也可能是坐在你后面的，也可能那个幸存者就是你——强奸和性侵犯的受害者。
这似乎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了，他们度过了很多个哭泣的夜晚，想知道自己能否恢复正常，是否还能再次快乐起来。那些从过去的创伤中寻求庇护，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人，只是不太公开地谈论。
所以我们很难找到彼此，也很难得到彼此的支持。
【五】
为什么我们不能公开地谈论强奸和性暴力呢？或许是因为害怕被评判，或者害怕得不到他人的信任，我认为这与羞耻感有关，一种社会投射在我们身上的羞耻感。
我们是被强奸的受害者，在很多人看来我们必须感到羞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为不是我们过错的事情感到羞耻。我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所以不必为别人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感到羞耻，应该是侵犯者感到羞耻。
在过去的九个月里，针对性侵和性骚扰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审判。在经历了“Me
Too”运动之后，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身边充满着这类女性受侵犯的事件。
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一样，这些事件都是有内在联系的。
施暴者刚开始可能会采取温和的方式来搭讪，如果不加以制止，就会发展为对身体的暴力或者强奸。一个15岁的强奸犯不会随意去攻击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之前应该也有受害者遭遇到他的袭击。作为女性我们遇到诸如耍流氓、咸猪手、袭击等一系列的非人行为时，应该如何应对？
借着这次的事件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这个社会谈论性侵的方式。
当你听到像我这样的事件时，它们会被当作刑事司法案件来报道，施暴者会被关押或者受到适当的惩罚。无论如何，他们是真正的犯罪者。那受害者呢？他们的生活已经被施暴者的袭击行为影响了，让我们想想这房间里的那几百个人以及他们的故事。
我惊讶于媒体上关于性暴力的真实报道如此之少，我的意思是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受害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心理健康、自尊、事业、经济、人际关系等。
纵观这些犯罪给受害者带来的不可磨灭的终身影响，很明显，性暴力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刑事司法问题了，而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
【六】
因为那场性侵，我失去了四年美好的时光，那么其他受害者呢？为了从创伤中走出来，他们又花费了多少年呢？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谈论性暴力的方式，给犯罪者定罪是非常必要的手段之一。
性暴力关乎公共健康，我们需要考虑到，所有的受害者以及他们从创伤中恢复所需要的社会资源。我们可以通过衡量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来衡量我们对彼此的诚实程度、同理心以及理解程度。
如果我们不能诚实地面对那些伤害到我们的罪行，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遭殃。
我们越是保持沉默，越是忽视此类事件，就会有越多的犯罪事实未被报道，越多的犯罪者未被定罪。越多的犯罪者会逍遥法外，他们可能会再次实施暴行影响更多受害者的生活。
在我的事例中，一个人改变了我的生活。而他对于我来说，将永远是个陌生人。
但我决定接受这样一种想法：让那个15岁的强奸犯变成我第一部小说《生命暗章》的主角。我想要想象一下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他变得如此暴力并犯下了如此罪行。因为，除非我们愿意思考这种行为的根源，否则我们永远无法阻挡这类行为的再次发生。
从童年开始，写作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甚至成为我走出创伤重要方式。
【七】
正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走出了那段黑暗的经历，逐渐变得积极。我还创办了“Clear
Lines”艺术节，人们可以通过谈论艺术来解决性侵和性骚扰的问题，我还加入了一个由强奸幸存者组成的团体。
我开始了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研究，我的研究对象是那些与媒体打交道的幸存者，通过让媒体参与进来，以改变公众对强奸事件的叙述方式。
事实上，大部分的受害者并不是被陌生人袭击，而是被他们认识的人袭击，如同事、朋友、亲戚甚至他们自己的伴侣。我们中有很多人都有这种黑暗的经历。分享这种经历的过程，是否被他人相信以及恢复的过程，对每个幸存者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打算用我能想到的每一个角度，来挖掘这些事件背后的共同真相。
从我的小说出版后的几年里，我有幸在性侵危机中心、各大学的图书节、南非的国会大厦、韩国、美国以及英国发表演讲。
每次我演讲的时候都会有人过来对我说，这件事也曾发生在她（他）身上——所以《生命暗章》促使我以新的方式出发，去认识新的幸存者，倾听他们的故事。
是时候让我们更多地倾听幸存者的心声，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认识、拥有共同的生活经历。这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公共系统处理性暴力的方式。
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耻辱和怜悯投射到他们身上，而应该尊重他们。
我有时候会想起童年时，在新泽西郊区的厨房里，阅读爱尔兰报纸的事情。我希望我能回去告诉她在她29岁的某一天，她将去北爱尔兰郊区健行，她的生活将会被永远改变。
事件之后，我又继续旅行，写新的故事，有新的生活。
所以我相信，在经历了性暴力之后的你依然可以成为想成为的人，依然可以找到回来的路。
【文章来源：《生命暗章》作者李怀瑜的TED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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