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任美政府女高官揭秘：金融危机背后的故事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乔·诺斯拉在对贝尔进行了深度采访之后，撰文记述了她在五年任期中为维护金融安全所付出的努力，展现了“毫不妥协”的女强人形象，最重要的是暴露了美国金融业长期积累的弊病，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为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新华网国际频道翻译沿用了第一人称形式编译了全文。译文从今天开始分三部分连载，敬请关注。今天是第一部分。

    （《纽约时报杂志》封面：希拉·贝尔）

    “就该让贝尔斯登公司倒闭。”希拉·贝尔这样说。

    希拉·贝尔现年57岁，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主席，于7月8日离任。该公司实际上是美国负责确保银行存款安全，并逐渐淘汰濒临倒闭的银行的联邦机构。

    在六月一个舒爽的上午，她坐在沙发上，小口呷着星巴克拿铁咖啡。我们的访谈刚进行了一个小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好几次详尽的录播采访。希拉·贝尔看起来似乎有那么一点儿紧张。

    长久以来，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被视为一潭官僚主义的死水，但是贝尔在任期间，这个机构走过了躁动不安、惊心动魄的五年。

    2006年6月上任之后不久，贝尔就对次级贷款爆炸式增长的危险发出了警告。她担心，这不但会在房主违约时殃及整个社区的房产（这不可避免），而且还会给银行系统造成严重破坏。联邦储备保险公司是华盛顿唯一一家发出警告的银行监管机构。

    2008年金融危机中，贝尔和当时的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和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蒂莫西·盖特纳在纷争中进行合作，坚持要求自己和自己管理的机构一定要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一道寻求挽救金融系统的方案，以拯救金融系统避免全面崩溃。

    她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在危机中接管了很多濒临倒闭的大金融机构，包括美国第二大贷款银行因迪美、美联银行和华盛顿互惠银行。她是制订《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关键人物，尤其是促成了法案中防止未来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纳税人救助的规定。法案通过后，她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华尔街和整个美国都相信，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也是2008年要求得到救助却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那几家银行——永远不会再得到救济，这也多亏了联邦储蓄公司的新力量。就在几个月前，她甚至还给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写信，指出他们给大银行的评级过高，因为这些指数反映了对政府支持的渴望。她写道，如果“大到不能倒”的银行陷入困境，那么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就会接管而不是救助它们。

作为金融危机和危机后果的见证者，坦白地说，我对她做出的大部分努力表示由衷敬佩。她意志坚定，坦率直白。在金融事务上，她似乎比奥巴马的财政部（现在由盖纳领导）的人更有政治天分。她极力反对救助计划，而偏向于采取“市场规则”，也就是让股东和债权人在存款人和纳税人之前承担损失。她并没有为银行的收益率而担心，如果银行在危机之后必须承担利润降低的后果以消除对金融系统的威胁，那么就让他们损失吧。（就像她对我说的：“我们的职责是保护银行的客户，而不是银行。”）而且，虽然少有人应和，贝尔还是坚定地支持进行广泛的抵押贷款修正，这不仅出于同情（这样可以使苦苦挣扎的房主不至于无家可归），也出于整体经济的考虑（房产赎回案如果少一点，房地产市场也能更快地恢复）。

    我还想到了其他的事情：7月8日贝尔离任，在她五年的任期中，贝尔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人们对她的评价总是“难以通融”、“不善于团队合作”。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在国会作证时和她的监管者同事意见相左，根本不管他们就坐在自己的旁边。贝尔和其他监管者在政策问题上的纠纷已经是家常便饭；而小道消息则总是说，贝尔自己就是个问题。比如，在《纽约时报》商业专栏作家安德鲁·罗斯·索尔金披露金融危机内幕的《大到不能倒》一文中，贝尔被说成是盖纳“在政府中最不喜欢的人之一”。

    当鲍尔森、盖纳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急着去救助像美国国际集团等银行和公司的时候，贝尔却反对这么做，她认为政府过于慷慨，这样会将债权人的收益置于纳税人的利益之上。我不禁想起了贝尔之前最后一位被认为“难以通融”的女性监管者布鲁克斯利·伯恩，90年代中期任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因为担心衍生金融投资工具会威胁金融系统安全，伯恩试图采取相关监管措施，但被艾伦·格林斯潘和鲁伯特·鲁宾掣肘。

    （上左：美联储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上右：现任美国财政部长盖纳；下左：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前任主席希拉·贝尔；下右：前任财政部长鲍尔森）

    这并不只是因为男人掌握了话语权；更重要的是，贝尔是典型的华盛顿政策专家，她不善于进行幕后政治交易，而更习惯于讨论政策的细节问题。采访她有可能会是一场精疲力竭的磨炼。比如说，她十分乐意讨论资本需求的问题，但是即使不是在录像的时候，她也不会对大多数记者（包括我在内）披露一点点他们希望从她口中套出的东西，也就是财政部和美联储如何在会议室中作出许多重大决定。2009年，《纽约客》刊登了一篇关于她的短篇介绍，其中有一段是她拒绝透露在“大到不能倒”问题上政府内部的权力争斗。她的理由一如既往地圆滑：“兼顾所有意见，制定出一揽子计划实在很难，每一次妥协总会引起一部分人对不同方面的不满。”你甚至都可以听到文章作者无奈的叹息了。

    不久之前，我想对她进行较为深入采访，于是联系了她。我认为，弄清楚她对过去五年发生的一切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坦白地说，我还认为，也许她即将卸任，就不会那么犀利了。她考虑了一下，然后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并和我约定，在她离任之前，采访的任何内容都不能发表。

    于是我们的访谈就开始了，谈到了贝尔斯登公司，也就是文章开头她的那句话。这家投资银行濒临破产的事件，标志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我知道她对金融危机的看法与很多相关人士的意见相左，但是她这句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经历了危机的人竟然会批评政府帮助贝尔斯登免于破产。

    有那么一刻，贝尔似乎也被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吓了一跳。她啜了一小口拿铁咖啡，眼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陷入了沉思。

    我问道：“你真的认为政府应该让贝尔斯登破产吗？”

    她放下手中的杯子，似乎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犹疑。“让我们直面事实吧，”她说，“贝尔斯登只是个二线投资银行，他们有什么呢？四千亿资产？我是个传统主义者。银行和拥有银行的公司被纳入了社会保险体系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有存款保险。投资银行冒的风险更大，而且他们本不应该享受社会保障的好处。如果他们犯了过多的错误，投行就应该倒闭。所以，不错，政府救助投行的时候我确实吃了一惊，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说：‘等着瞧吧，投资银行就要倒闭了。’”

    我第一次见到希拉·贝尔是在2005年的11月，那是她难得脱身的休假期间。贝尔曾长期担任鲍勃·多尔的助手，还是堪萨斯州的共和党议员。她在堪萨斯州的小镇独立镇长大，后来在堪萨斯大学念书。她还曾是小布什政府财政部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委员之一。2002年，她离开了财政部，在马萨诸塞大学艾摩斯特分校做了一名教师，在商学院教授管理政策课程。三年之后，她邀请前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保罗·萨本斯来到她的课上演讲。那时候我正好在写一篇关于萨本斯的专栏文章，于是我也去旁听了那节课。

    那时候，我所知道的关于贝尔的背景的事情仅限于她是共和党人。很明显，她和身为马里兰州民主党议员的萨本斯对互相抱有尊敬和好感，虽然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不同党派中度过；她其实是个温和派的共和党人，这是一个非常稀少的人群。在我们最近的交谈中，她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相信“监管能加强经济驱动力”的人。这也说得通，因为她赞成萨本斯提出的著名的《萨本斯-奥克斯利法案》，这项法案制定了应对集团诈骗的新会计条例，而在它被通过近十年之后，大多数共和党人仍在诟病这项法案。

    （保罗·萨本斯）

    当时我就住在附近，有时会碰见她。2006年暮春，她和丈夫邀请我去吃晚饭。晚饭快结束时，她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说她将被提名为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主席。提名来得很突然，她说，尽管她不愿意把家搬回华盛顿，但却觉得无法拒绝。布什政府原打算提名前纽约州银行总监戴安娜·泰勒，也是市长迈克·布隆伯格的女友，但随后决定不提名。政府需要一位能被大众迅速认可的共和党人，贝尔是合适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