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欧洲的承诺是高尚的，持续了一个人一生的时间长度，而且是很成功的。但这不影响该承诺显得有点古怪。例如，苏联解体30年后，美国仍在德国驻军——现在的德国不仅富裕，而且就最近的状况而言，德国国内比其名义上的保护国更稳定。
一种解释是，俄罗斯仍是一支需要威慑的力量。另一种解释是，欧洲是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行动的跳板。前一种解释并未说明，为什么隔着一个大洋的美国人要承担大部分威慑任务。第二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它可以无限持续。
如果说欧洲大陆现在具有战略重要性，那么这样的状况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种说法的言下之意是，美国永远会在这里扮演某种角色。不只是“美国优先论”者才会惊讶于这对美国及其驻扎国产生的扭曲作用。不只有欧洲联邦主义者才会察觉，这阻碍了欧洲大陆发展出独立性。
换句话说，尽管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反对现状的确是出于小家子气（这位永远改不了“房东”思维的美国总统宣称德国“拖欠”了军费），我们也不应该无视反对现状的更明智理由。
大西洋联盟也不应该指望等川普下台后自己的未来就安全了。这段关系被一些不可阻挡的趋势所威胁——不只是一任搅局的总统。珍视这段关系的人，不该愚蠢到期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能挽救它。
这些趋势中记述最多的，是美国“转向亚洲”的战略（鉴于美国在攻占诺曼底前一个世纪就炮轰过苏门答腊，也可以说是“重返亚洲”）。拜登曾在启动这一进程的那届美国政府中担任副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年，他的上司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派他出去巩固这个战略。7年后，这位著名的多语症候选人在竞选中关于欧洲并未找到多少话说。谈起中国，他虽然前后矛盾，但口若悬河。
而且，这是一名民主党人，一名建制派，一名常年参加跨大西洋峰会的人。共和党人思想向亚洲倾斜表现得更为明显。确实，有22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写联名信，反对川普裁撤驻德军队的提议。但众议院中总共有197名共和党人。即便是撤军问题也没有反映出现今华盛顿以一些更不易衡量的方式对中国的专注。
另一个拜登不会阻止的趋势是，美国本身的人口特征转变。美国人口的中位数年龄是38岁，他们对冷战没什么记忆，更不用说对构成大西洋联盟情感基础的两次世界大战了。美国在1948年创立了北约(NATO)，那时大多数美国人的老家是欧洲，与那一年相比，现在的美国人拥有亚洲或拉丁美洲血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大西洋联盟的宪章《北大西洋公约》宣称，联盟统一的基础之一是“共同传统”。这句话每过一年读起来都更奇怪。
重提真正将大西洋联盟凝聚起来的价值观，也并不管用。在1948年，“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再次引用《北大西洋公约》）都是稀有的特征，足以定义拥有它们的国家。晚至1970年代，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是专制国家。少数自由国家自然而然地抱团寻求安全。现在，即使最近有一些转变，但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同程度的民主国家。其他国家从威权体制转向了至少是“混合”体制。
北大西洋治理方式的普及是我人生期间发生在全世界的事情。但它却使北大西洋联盟自己丧失了结盟的必要性。如果大西洋联盟的价值观已普及到全世界，它的敌人已不复存在，它的“传统”也越来越复杂，那么它要担心的事情就远不只是川普了。
毫无疑问，如果拜登入主白宫，美国政府将在气候变化方面与欧洲合作，并缓和贸易分歧。它不会把欧盟(EU)当做威胁民族国家的异端邪说来打压。
然而，除这种可喜的关系解冻之外，美国和欧洲并不会变得更亲密。它们的关系已经回到了19世纪晚期的阶段，当时美国和欧洲除人员和商品流动以外没有什么联系。虽然将这种分离怪罪于川普能让人心里好过，但他只是将已经存在的不良进程往前多推了一步。
人们说，川普从德国撤军之举将让西方的敌人高兴。确实如此。但严肃行事的国家不会只是确认敌人乐见什么，然后做相反的事情。要生存下去，大西洋联盟需要比这更深刻的存在的理由。选出一个新的美国领导人并不能给出这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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