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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舞女美国往事:跳遍旧金山华埠夜总会
www.creaders.net | 2021-02-15 09:28:10  凤凰图片编辑部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我一生最灿烂的年华是在旧金山中国城的夜总会度过的,在那里,我们全家筹资买下了紫禁城夜总会,经营了十几年。我从小对舞蹈情有独钟,从俄亥俄州跳到华盛顿,又到旧金山。我们大家庭里,只有父亲选择叶落归根,在中国故乡终老。

1926年,我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中文名是Yee Kim Kao(笔者注:余金巧),尽管幼时学过中文,但如今我已无法写出这三个汉字。“Ate Hoy Jing” 是父亲教我的第一句中文,那是他位于广东台山的家乡,我不会写,但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发音(笔者注:位于今日开平市,村名已变)。

父亲中文名的发音是Yee Bo Jeng,大家都称他为Kim。20世纪初,父亲离开家乡,投奔远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兄弟。那时他在中国已经有两位太太,我的母亲是二房。父亲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开了一家杂货店,于是把母亲接来同住,他们相继生了6个孩子。与此同时,他每月会给家乡的正房太太寄钱。他在中国的儿子们用这些钱盖了许多新房。据母亲说,父亲还与几个同姓氏的兄弟筹资在家乡盖了一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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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家庭合影。前排:妹妹Junie、弟弟Jackie、我;后排:姐姐Fawn、母亲、姐姐Annie、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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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我的兄弟姐妹合影。前排是妹妹Junie,弟弟Jackie,后排是二姐Fawn,我和大姐Annie。

父亲身份证明上的出生地点是旧金山,这其实是个谎言。1906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许多在美华人都趁机谎称身份证明丢失,从而获得了在美国出生的“新身份”。

image.png中中学时期的我(前排左五)。

我的兄弟姐妹都生在俄亥俄州,我是家中老三。父亲在中国的子女们也有来到美国的,他或许还有一些“纸儿子”,但家族里从没把这些事说破过。“纸儿子”,即Paper Son。1882至1943年间,《排华法案》的实施让多数华裔移民都不得进入美国。不过,但凡有亲戚已经定居美国的华人,可以在移民局仔细审查甄别后与家人团聚。许多华人在当年通过花钱购买身份文件,以其他人家庭成员的身份进入美国,也就是所谓的“纸儿子” 或者“纸女儿”。

就像那时大部分华人移民一样,除了经营杂货店,父亲也开了一家洗衣店,店面背后藏着一个小赌场。我们所在的哥伦布没有几户华人,大家常常聚在一起打麻将。父亲也做翻译,他语⾔能力很好,时常会帮助那些不会讲英语的新移民。

小时候,孩⼦们都要给家里的洗衣店和杂货店做帮手。有一次,熨完上百件衣服后,我在⼼底发誓,绝不要一辈子做这种事。6岁时,邻居家的小孩学踢踏舞,每节课学费1.5美元。起初,我在邻居练舞时跟着她学。我实在太爱跳舞了,在洗衣房里跳,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跳,父亲总笑话我像个小猴。万幸的是我母亲喜欢粤剧,当她意识到我有跳舞的天赋后,就开始劝说父亲让我去上课,古板的父亲最终同意我学舞。

后来,我会跳舞这件事在哥伦布传开了。常常有人对父亲说:“她真的很可爱,可以请她来我们的俱乐部跳舞吗?每次表演我们可以付你5美元。”那个时期,我在形形色色的俱乐部表演过,观众以美国白人为主,他们喜欢看一个可爱的华人小姑娘跳踢踏舞。

有一年暑假,我和姐姐Fawn一起去拜访在华盛顿打拼的叔叔,他经营了一家叫 Casino Royal的华人戏院餐厅。餐厅舞台规模很大,有专业乐队和伴舞女孩,人们在音乐声中摇晃身姿。台下的观众中,有华盛顿的大人物。在这里,我真正地迷上了舞台。我问叔叔:“我想成为一名职业舞者,能不能来你这里演出?” 叔叔笑着摇头:“你还太年轻,等你16岁我们再商量吧。”

回到哥伦布,我卯足劲练舞,16岁时如约重返华盛顿。经过一番学习后,我开始在叔叔的华人餐厅表演。至今我依然能想起,“Limehouse Blues”是我跳的第一首曲。与此同时,我还被送去舞蹈学校培训。在那里,我学到如何俏皮地晃头、如何性感地摇晃肩膀与臀部。他们说:“如果你想去更大的场子,你必须穿得更性感一点,至少要露出你的肩膀。在拉斯维加斯,收入会是现在的三倍,但你必须迎合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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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跳踢踏舞的我。

就这样,我开始构建一套舞蹈风格。人生中第一套职业装是母亲给我做的。那是一身粤剧戏服的改良三件套:最外一层是中式夹克,第二层是摩洛哥式长袍,最里面是一条桑巴裙,可以秀出大腿。我会先用中式舞蹈开场,缓缓褪下夹克后,再来一段美国式的摇摆舞,最后,穿着桑巴裙跳上一曲拉丁——这就是我最初的三幕舞。

父亲则为我做了一个便携挂衣架,可折叠放到行李箱中。父亲虽然严肃沉默,却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年轻时在中国学过木工。在挂衣架上,他设计了路牌的造型,上面写着42街与百老汇——那是所有表演从业者的梦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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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中的首张职业照,穿着母亲给做的套装。

人们似乎都很喜欢我的新戏服与三幕舞。大约18-19岁时,我遇到一个经纪人,他说:“你很可爱,像个中国娃娃,我想请你来我的舞团,你可以赚更多钱。不过,我们是一个艳舞(Burlesque)舞团。”在看了人生中第一场艳舞表演后,我对他说:“对不起,我做不到,穿这么少,我会感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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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哥伦布本地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我去华盛顿成为夜总会舞者的报道。

那位经纪人笑着说:“你可以多穿几层漂亮衣服,然后慢慢地脱。” 当他提出高达每周一千美元的酬劳后,我将犹豫抛诸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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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和姐姐Fawn在旧金山华埠“成吉思汗”夜总会工作时期的合影。

就这样,我从一个爱跳踢踏舞的女孩走上了艳舞者的道路。不过,我从未认为自己仅仅是在跳艳舞,我设计形式各异的衣服,穿很多层,再伴随着舞蹈将它们一一展示。我更愿意把自己的表演视为一场时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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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成吉思汗”夜总会工作时的照片。

姐姐Fawn是家里第一个搬来旧金山的,父亲在这里有个开餐厅的朋友,他照顾姐姐的日常,还给她在企李街(Clay Street)的青年会(YMCA)找了一间房子。不久后,她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于是很快踏姐姐的后尘搬来旧金山,并自此再未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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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全家合影。前排:妹妹Jeanie、姐姐Annie、父亲、母亲、同父异母的兄弟Joe;后排:姐夫Tommy Leong、姐姐Fawn、妹妹Junie、我、弟弟Jackie。

旧金山中国城有四五家夜总会,包括“成吉思汗”“大观天台” “上海俱乐部”等。其中最大最有名的当属Charlie Low开的紫禁城夜总会(Forbidden City Nightclub)。上述的华埠夜总会,我几乎在每家都跳过2-3年的舞。

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夜总会并不被保守的华人群体接受,有些女孩甚至为此被家庭驱逐。万幸的是,我开始跳舞时,人们已经开始慢慢接受了夜总会文化,我没有受到严重的歧视。

我和姐姐每个月都给俄亥俄的家人寄钱,不久后,1947年,全家人都搬来了旧金山。

搬来旧金山后,父亲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决定圆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带全家人衣锦还乡。然而,我和姐姐并不想去中国,父亲很失望,但也表示理解,于是他带着母亲与其他弟弟妹妹踏上回国的渡轮。那时的父亲并不知道,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家乡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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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复活节,一家人合影,此时父母和小弟Jackie已回中国。

不久后,父亲在家乡去世。几年后,我和姐姐通过联络香港的远亲,把妈妈和妹妹又接回美国。我的小弟弟Jackie更晚几年才回美国,他在中国读过书,成为家中这代中文最好的人。

妈妈和妹妹回到美国时,我和姐姐都已结婚。姐夫是出身名门的牧师,在中国城有很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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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第一任丈夫Sun Lowe出现在同张海报上。

我在“成吉思汗”工作时和我第一任丈夫相识。他的名字是Sun Lowe,人称Sunny,那时,他是 “大观天台”的歌手,人称“华人辛纳屈”( 辛纳屈是美国著名歌手和演员)。有一天,我下班后,他托人邀我去看他的演出,表演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吃了宵夜。后来,我和Sunny开始约会,并时常一起表演。有一年,Jadin Wong组织了一场巡演,最后一站是夏威夷。Jadin建议:“你俩要不要把婚礼安排在我们这里?我们做一场婚礼主题的演出吧!”就这样,我和Sunny在夏威夷夜总会里结了婚。

在“成吉思汗”和“大观天台”工作的同时,“紫禁城夜总会”也开始聘用我。这家华埠最大的夜总会老板Charlie Low和我说:“Coby,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生意变得更好了,你带给我生意最兴隆的一次复活节!” 有时,我也会去拉斯维加斯表演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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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10月,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演出现场照。那时候,我已经生下女儿Sh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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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女儿Shari。

Shari打小就跟着我上路。我表演时,她就在酒店房间里等我。Shari小时候,我带她上过踢踏舞与芭蕾舞班,然而她对从事这行一点兴趣也没有。如今,她在夏威夷一家餐厅做了多年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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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的我。

几年后,紫禁城夜总会老板Charlie决定退休。他问我要不要买下他的夜总会,我说自己没有那么多积蓄,这话立即被Charlie否决了:“你当然有,那些钱我全都付给你了!现在你可以用上这笔钱了。” “可我不想把这些钱都付回给你。”“要不要问问你兄弟姐妹们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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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在紫禁城夜总会门口的合影。

于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筹资买下了这家夜总会。我的弟弟Jackie在门口接客,他又高又帅,身穿燕尾服,笑盈盈地将客人们迎到桌前;家里一位亲戚负责弹钢琴;我的妹妹是服务员,姐姐负责打理财务与后厨。孩子们放学后也来帮忙,洗碗、清扫桌面;我自然是负责编舞与跳舞。大姐的儿子Dennis和Daryl此时也长成美少年,他们经常作为我的舞伴同台演出。我们的舞者除了华裔之外,也有日裔、韩裔和菲律宾裔。那一时期,我工作繁忙,晚上经营夜总会,白天排练节目,每六个星期就要更换一场节目,确保不失回头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夜总会的生意是相当好的,一晚上有三场秀,分别发生在晚8点、10点与12点。那个时期,旧金山有被称为“灰狗夜总会之旅”的旅游大巴,每晚我们都会迎来三车客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各地的白⼈,他们从未见过华人女孩跳舞。

我们的观众中也有许多本地的大人物,比如政府要员、华埠公所的人,或者造访旧金山的名人。美国爵士乐之父路易·阿姆斯特朗的太太看了我的表演后对我说:“亲爱的,你可比吉普赛还要吉普赛!” 。那个时期,我的称号有很多,“华人跳舞娃娃”“华人吉普赛玫瑰”(注:吉普赛玫瑰李Gypsy Rose Lee是当时知名的白人艳舞者)。除了夜总会,我还在中国城经营过一家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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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紫禁城夜总会时期的我(左二)与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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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排中)与紫禁城夜总会其他舞者合影。

夜总会的兴旺持续了几年。当旧金山白人舞者Carol Doda解开胸罩,正式掀开夜总会脱衣舞风潮之后,华埠夜总会的生意渐渐衰退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一家决定关掉紫禁城夜总会。

上世纪70年代,我搬离旧金山,在湾区的San Pablo定居,从事服装设计,也会作为一个舞者去各地巡游,拉斯维加斯、夏威夷、加拿大、新加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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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我的母亲和我。

前文讲过,我的母亲是位粤剧戏迷,有基本的舞台经验,懂得如何做华美的头饰。我无法欣赏母亲在厨房里哼唱过的那些粤曲,但却始终迷恋中式戏服的美。母亲当年给我做的第一套戏服,是我一生中服装设计的灵感来源。她教我如何剪裁旗袍的领口,如何给粤剧头饰选择修饰与花边。我开始做衣服之后,将她的设计风格改良,增加了更多西式美学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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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广东的远亲。

中国改革开放后,1980年左右,我和姐姐Fawn,Shari一起,第一次来到了父亲的故乡。我们先到香港,再到广东台山。一路上我总在流泪,一方面想到父亲心里难过,另一方面是无法理解广东的亲戚们为何与我们的待遇不同——他们不能上我们的轿车,也无法在同一地点和我们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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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Fawn与广东的亲戚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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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家庭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我、母亲和Sue Dee;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妹妹Jeanie、妹妹Junie、弟弟Jackie、姐姐Fawn、姐姐Annie和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Jason。

上世纪90年代末,我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在度过一段难熬的时间后,我开始频繁地去各种社区中⼼跳交谊舞。遇到Stephen是在一个可以跳舞的pizza餐厅,那年我刚满70岁,虽然他比我年轻近 20岁,但我最初对他没什么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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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Stephen初相识的时期。

好在Stephen舞跳得好,又有音乐天赋,我们成为了彼此的舞伴。后来Stephen总对别人说我们当年是一见钟情,但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辞。对我来说,喜欢上他可能是在相识的1-3个月后,有次他来到我家,在临走前认真地帮我洗了茶壶。我忽然意识到这个邋遢鬼其实是个细致的人,这个温暖的细节让我动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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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Stephen在家中的自拍照。

Stephen没有得体的衣橱,我成了他的造型师,只要一同外出,我们从头到脚都是我做的情侣装。除了对跳舞的热情,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然而,和Stephen在一起后,我发觉跳舞变成了一件真正快乐的事,再也不是一份辛苦的工作。我们想什么时候跳就什么时候跳,想去哪就去哪,在游轮上,在各种舞池中。

2015年,我第一次受邀在拉斯维加斯的“艳舞名人堂”(Burlesque Hall of Fame)演出。在此之前,我并不愿意谈论自己曾经的艳舞生涯。那次表演之后,我意识到,到了这把年纪,谈论过去或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们总说,一切都会在拉斯维加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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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我、杨圆圆、卡罗·那瑟斯于2019年6月在拉斯维加斯的合影。

2018年,我在拉斯维加斯遇到了一个名叫杨圆圆的中国纪录片导演。我没料到,这个二十来岁的中国女孩如此执着,竟一路找到我们在San Pablo的家,我被她的真挚与勇气打动,一口气给她讲了几个小时的故事。

后来,我与Stephen和旧金山的一群朋友跟着杨圆圆,从美国来到古巴,并在2019年9月来到中国上海,参加了杨圆圆组织的名为“交错剧场”的演出。上次来中国,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和圆圆在一起时,我们常常会忘记彼此的年龄……她正在对20世纪海外粤剧戏台、电影片场与夜总会场景中的华裔女性进行研究,并同时拍摄电影。她与卡罗·那瑟斯(Carlo Nasisse)合导的电影短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于2019年9月在美国的电影节首映。目前,她另一部关于华裔舞者的长片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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