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成为了一名华裔美国人

　　在美国，对于许多像我一样在中国出生的移民来说，即使我们对美国的归属感不断加深，中国目前对开放的排斥也并不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上周在芬兰旅行时，我遇到了一位2020年被中国政府制裁的前美国外交官。当得知就在同一年，我和我的美国同事也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时，这位前特使说：“把这当作一种荣誉吧。”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在纽约深造和从事新闻工作十年之后，我于2010年加入了美国国籍，原因很简单：我想回到中国——一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国度——进行独立报道。一本美国护照帮助我在中国实现了我的美国梦，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中国公民为外国新闻机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在我入籍的那段日子里，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国家似乎正走在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上，迈向更大程度的开放、更广阔的机遇和更辉煌的增长前景。

　　2011年春天，我申请签证回中国，前往《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当时正在拓展的北京分社工作，曼哈顿的一位中国签证官接过我的红色中国护照，咔地一下剪掉了右上角，那一瞬间，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那位签证官只是在做她的本职工作。但对我来说，这一举动标志着我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正式终结。即便如此，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还是中国人——尽管我有一本蓝色的美国护照。

　　闭口不谈

　　随后几年，我从北京报道中国新闻，却发现难度越来越大。起初，官员们会主动找西方记者，希望传达自己的观点、交换意见，或者仅仅是练习英语，但渐渐地，他们都闭口不谈了。

　　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期间，我一年比一年感觉自己更像美国人，挑战官方叙事和进行批判性报道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然后到了2020年春天，中国政府赶走了一批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工作的美国记者。我是其中之一。

　　中国政府称这是对美国政府早前驱逐中国记者的回应，但从中也可以一窥中国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的抵制西方影响的行动。

　　在中国，一些经济官员在与西方同行和外国企业高管交流时，历来享有更多自由，但即便是这些官员，在与外国人员会面时，渐渐也出现了安全人员陪同，之后还要更详细地汇报会面情况。

　　2020年5月，我70多岁的母亲目睹我被安全人员送到上海机场的登机口，我度过半生的国家就这样将我赶了出去。15个小时后，当我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将我的蓝色护照递给海关时，一位海关官员对我说：“欢迎回家。”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不再只是一个手持蓝色护照的人。我是一名自豪的华裔美国人。

　　我来美国后，美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很大的变化是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在许多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眼中，中国不再是让人向往的热土，而是一个有旅行风险的国家。美国政坛的许多人现在希望美国与中国完全脱钩。

　　住在新泽西州里奇伍德的《华尔街日报》中国洞察新闻简报读者Neil Sullivan最近写信给我说，美国肯定不完美。但他写道，不管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女性后裔”(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还是刚刚成为美国公民的人，美国国旗都为他们飘扬。

　　作为一名华裔美国人，我祝大家7月4日独立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