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一样，刚刚从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卸任的科菲·安南也饱受争议。安南出身加纳，在其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任期（1997-2001年）内，由于得到诸大国各方面的配合，诸事得心应手，而至第二任期（2002-2006年）则开始被各种各样的丑闻所包围，而且大国利益冲突渐多，凡事受到掣肘，真可谓寸步难行，处处不讨好。激进主义者骂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保守派则指责其爱出风头，紧要关头总与美国对着干，致使美国的民主事业常常功亏一篑，委实可恶至极。
实际上，安南的这种窘境与其说是其个人的能力或品德问题所致，毋宁说是联合国这一机构特殊的机制所致。联合国只是国家间的一个松散联合体，而非一个世界政府，它产生的决议对其成员国并无强制性的约束力，涉及安全等重大问题时，更是只有由五大国一致同意后决议方能有效。这一弱点在大国利益没有严重冲突的“好时代”尚好，在诸如冷战这样的特殊时期却是致命的－－冷战时期的联合国就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可参见2006年第31期《华盛顿观察》所载笔者关于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的介绍）。
这也正是安南第一任期的写照，那时正逢冷战结束不久，联合国风光无限，最风光时，几乎世界凡有危机处，便可见到安南身影，真无愧“世界总统先生”之美誉。而到了他第二任期时，9·11事件刚发生，美国等如临大敌，联合国自此处处捉襟见肘。9·11后反恐战争被美国提高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人甚至认为它是继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值此转型中的不确定时代，各大力量蠢蠢欲动，纷纷想要作为一番。
可以说，安南的无奈正是后9·11时代世界格局进入转型期后联合国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无奈。《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知名记者詹姆斯·特劳布在安南卸任之际，推出《一片好心：“美国时代”的科菲·安南与联合国》一书，为我们记录了安南10年“世界总统”生涯的风光与无奈，我们从中也能读出联合国在这10年中所面临的机遇和危机，它的兴衰演义。
特劳布的这部著作颇有安南官方传记的意味。从2003年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安南一直让特劳布旁听自己的会议；他在会见各国高官或外出进行出访时，也经常会带上特劳布。此外，为增加特劳布对自己的感性认识，安南还为他安排了至少18次私下的采访和谈话机会，向他透露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想和看法，说明自己做各项决策背后的考虑，以及对各国一些领导人的评论等等。因此，这部书是至今为止有关安南职业生涯的最详尽和权威的著作，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也在此书中得以首次披露，比如，在1996年五大国挑选秘书长人选的时候，法国曾想否决安南，但安南最后还是用挑选一名法国人继任他此前负责的维和事务副秘书长这一重要职位作为交换条件与法国达成了妥协。
安南几乎将其一生的职业生涯全部献给了联合国。他24岁即进入了联合国，从一个小职员开始做起，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过。1993年，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的优异表现，当时的秘书长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挑选他出任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正是从这一重要的职位开始，安南陷入了广泛而持续的争议。
人们指责他对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或者说他没有能给国际社会提出足够严厉的警告－－致使80多万卢旺达人在短短一个月的大屠杀中死亡；而几个月后，在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又有将近8000多名穆斯林被屠杀，在这两次事件中，当地都驻扎有一定数量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却无能为力。甚至特劳布也认为他的传主当时可以做的应该更多，比如，可以以辞职来警告国际社会。但安南没有这样做，他选择继续留下来：在他看来，留在联合国，可以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得更多。
选择继续留下的安南，此后仕途一片光明。1995年，他在甚至连加利也没敢做决定的情况下，同意了美国对塞尔维亚军队的轰炸。这一行动给了美国深刻的印象，为他在一年后拿下秘书长宝座铺平了道路。
凭借着他在这个机构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的安南如鱼得水。他甚至不顾传统，果断要求联合国尝试介入一些新的领域，比如建立在极富争议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基础上的干涉行动，以防止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这引起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这些国家担心自己的内政会因此受到干涉。
在此期间的安南及其团队，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如：帮助诸多象东帝汶和塞拉利昂这样的战乱国家进行重建工作；扩大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维和范围和维和行动；与许多跨国公司签订合同，让他们参与到联合国的行动中来。这样，到第一任期将近结束的时候，安南为自己和他的机构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他这一时期卓越成绩的最有效说明。
但很快，随着乐于和联合国合作的克林顿被信奉单边主义的布什替代，随着9·11的发生，安南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2003年3月20日，布什政府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之后，仍然无法说服国际社会，于是断然抛开了联合国，自组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件给了安南十分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极有可能使他多年来的努力化为泡影。据特劳布的描述，遭受打击后的安南退缩到他在纽约的住处，开始服用抗抑郁剂，甚至一度说不出话来。他的消沉状况一直保持了好几个月，直到后来美国邀请联合国进入伊拉克，协助当地的重建工作。
厄运不止于此。在此期间，多个联合国高官，以及联合国驻多个地方的维和部队被揭发出性骚扰丑闻；此外，他在担任联合国维和事务副秘书长前后主持的针对海湾战争后伊拉克进行人道救援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也被查出存在严重的腐败行动，一时之间，安南饱受攻击，不但一直对他和联合国不满的新保守派不断要求他辞职，甚至连他属下的职员也一度举行罢工要求安南下台。
无论如何，在特劳布看来，安南至少抓住了历史给予联合国的绝好机遇，即冷战结束后，没有白白浪费掉一展身手的机会。他积极地四处出击，深入各个冲突地区不知疲倦地进行穿梭斡旋，其结果是不但使得几乎已经瘫痪的联合国实现全面复兴，更是让联合国秘书长这个原本只是“为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服务，并负责执行这些机构所制定的方案和政策”的职位，扩张成为一个风光无限的、被人赞誉为“世界总统先生”的“宝座”。
或者是为了让联合国能革故鼎新，更好地反映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的世界新形势，或者是为了让自己的联合国秘书长生涯能有一个完美的句号，也或者是仅仅为了转移公众对自己窘境的视线，安南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加快了搁置已久的联合国改革进程，包括对争议最大的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的改革，以使联合国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反恐战争，同时，防止诸如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先发制人式打击再次发生。只是仍然出于联合国机制中固有的致命缺陷，其改革计划大多陷入无疾而终的命运：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并没有出现质的变化；安理会改革则更是陷入了死胡同。
在此时从庄严的联合国大厦离开的安南，不免给人一种壮志未酬的悲壮感觉。桃花依旧，人面全非，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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