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机遇和挑战

　　杭州G20领导人峰会9月5日已经闭幕，习近平亲自出席记者会，并介绍峰会取得的成果是G20峰会历史上的首次，足以说明了此次峰会成果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为世界经济开出的药方的重要性。

　　通过梳理前十届G20领导人峰会的公报与成果文件，与杭州G20峰会相对比，可以发现有三大不同。

　　三大文件敲定药方根本

　　首先，杭州峰会公布了三份文件。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这三份文件的事关创新、发展和结构性改革。是中国为全球经济开出的药方的根本。

　　促进经济增长始终是G20峰会的核心议题。从2008年首届峰会提出支持经济增长，到2009年匹兹堡峰会正式启动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以来，2010年提出共享增长，2011年提出促进增长与就业；2012年提出通过包容性绿色增长。2013年峰会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就业和投资、有效监管以及信任与透明性三要素。2014年峰会提出未来5年G20的GDP多增长2%的目标。

　　2015年峰会提出投资性增长。G20杭州峰会倡导的则是“创新驱动型增长”，与此前历次谈论增长时的泛泛而谈不同，今年杭州峰会首次提出G20创新增长蓝图并公布有具体的行动计划，为全球创新增长开辟出新的路径。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SDG）于2015年底取代了千年发展议程（简称MDG）成为新的全球发展方案。G20杭州峰会在SDG的元年就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给未来15年的全球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全球发展议程多年以来都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被动的接受议程，自己的意见很少得到重视。

　　在中国的倡议下，G20杭州峰会不仅首次将发展问题摆到了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还进一步邀请多个发展中国家参与讨论，共同为SDG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力争在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力，体现了中国发展中大国的义务与责任。

　　早在2008年华盛顿峰会就已经指出经济结构改革不充分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随后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提出二十国集团要共同推进结构性改革。2010年的首尔峰会承诺实施一系列结构改革措施。但是，直到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才明确了结构性改革议程目标。2008年以来，G20对结构性改革重视程度逐年提升，并且不断努力，然而整体改革进程与成效远不如预期。《杭州G20公报》核准了9个改革优先领域及一系列指导原则。并制订一套指标体系组成的量化框架，以帮助监测和评估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所作努力、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全面提升了结构性改革在G20框架内的政策地位与引领作用。

　　增长、发展、经济结构改革是全球经济治理最为重要的关键环节，中国通过与以往不同的三大文件，这说明北京思路不只是停留在纸面，还有这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一改以往G20峰会在这些议题上进展不大的沉疴。

　　原则和议程树立新规

　　其次，杭州G20还核准了《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二十国集团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议程》。这一原则和一议程，为全球经济投资与金融治理树立了新规矩。

　　《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一方面可以使投资从“太涝”的领域（金融部门）流向“太旱”的领域（基础设施），一方面也可以使投资“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心”，改善不合理的国际投资结构，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步入正轨。《指导原则》是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的空白，是杭州峰会在投资领域的最重要成果，对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十国集团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议程》，强调了国际机构对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的重要性。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的落实并致力于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新的份额公式。支持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时间表及原则实施股份审议，目标是逐渐实现平等投票权。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性、投票权和发言权。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公报还对人民币于10月1日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表示了欢迎。

　　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是为了顺应当前世界经济新格局。提高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反映了当前最新的经济形势，有利于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全球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并让经济重新充满活力。

　　第三，杭州峰会实现了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努力，并将设立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

　　习近平在G20呼吁各国采取务实行动，让二十国集团“成为行动队，而不是清谈馆。从中国在G20为世界经济开出的药方看的确如此。

　　“主场外交”是“主场效应”在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鲜明体现，它意味着东道国可以利用主场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优势，掌握或增强国际话语权，拟定有利于本国的议题或议事日程，推动制定有利于本国的国际规则或秩序，从而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

　　如果说土耳其G20峰会仅仅是中国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对长期全球治理贡献思想的小试牛刀，那么，2016年，轮到中国主办G20峰会，真正开始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时，中国思想的贡献度也会越大。从这个角度说，2016年将是中国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元年”。

　　中国G20的困境

　　不过，从全球治理需要来看，G20诞生之初是临时召集的会议，虽然G20并不愿意主动涉及地缘政治议题，然而国际局势的发展使得G20机制夹杂很多地缘政治的博弈。在各国利益的博弈下G20成为了一盘散沙。

　　以2015年 土耳其承办的G20峰会为例，作为叙利亚和难民问题的直接“受害者”，土耳其提出的关于反 恐的议题被直接否决。 由于欧美国家同以土耳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于全球性层面的反恐认知不一，发达国家更 多的在强调打一场“全球反恐战争”，但新兴国家则更关注发展问题，比如如何解决从叙利 亚源源不断进入土耳其乃至欧盟的难民问题。当年，作为T20牵头智库的土耳其经济政策基 金会一直在致力于推动难民问题成为G20年度议题，但在征求主要智库合作伙伴意见时， 却被否决。由此可见，在全球问题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考量，尤其以发达国家同新兴 国家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

　　今日的G20，虽然早已超出G7的模式并开始逐渐摆脱发达国家的全盘控制，但是现在的G20 更像是G7+12的对话机制。G7为首的“富人俱乐部”之间紧密相连，治理体制完善，并且在很 大程度上依旧发挥着“老牌主流发达国家”对全球治理的方式的控制权。而G7之外的个成员 国则更像是各自同G7在进行着对话。 此外，成员国中的墨西哥、印尼、土耳其、澳大利亚和韩国已经成立了MIKTA（中等强国 合作体），而这使得G20的未来很有可能分裂为G7、金砖国家和MIKTA之间的对话和博弈。

　　对于一个内部分裂的G20，其全球协作的有效性将被大大降低，而不同利益体之间的矛盾 也将更加被放大。 虽然G20已经历经十届会议，但是目前依旧没有一个统一的“新秩序”出现，各个国家依旧采 取保守的利己主义。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此次举办G20峰会既是一个机遇，更是一个挑战。因此G20创建长效体系还需要通过更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中国制定的宏大计划能够顺利推进也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