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政治算术学教授丹尼尔•米格评论文章：既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已成为现实，政策制定者终于可以开始针对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设计对策。但如何评估这种经济损失？以及从哪里找到对未来战略的指引？
对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估算（衡量疫情对国内生产活动的影响），在公开辩论和各国经济比较中得到了重点关注。然而，这些数据将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掩藏在疫情的废墟之下，使其在为我们的经济把脉方面毫无用处。
如果我们忽略贸易顺差或逆差，一个国家一年内的产出应该反映于该国的消费，以及工人和工厂主的收入——这是他们从事生产所得的报酬，也是其购买和消费的手段。生产、消费和收入——GDP的三个方面——在概念上是相对应的。
在农业等许多行业，很容易追踪产出或销售下降。但是，当数以百万计在计算机上工作的员工开始居家办公后，他们的产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新冠疫情使他们无法高效工作，原因包括在家里辅导子女学习的需要，以及疲劳、焦虑和单调感；而另一些人则感觉终于摆脱了单调乏味的通勤。这对实际产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无从得知。然而许多这样的员工照常领取工资。因此，追踪工资单的GDP核算显示一种与现实不符的正常状态。
这种情况在公共部门尤为明显。学校或医疗机构的价值很难量化。因此，政府会把投入这些机构的资金作为产出的指标——用投入替代产出。新冠疫情意味着教师突然不得不通过网络摄像头和聊天室与学生接触。教师的工作量增加了，而许多学生学到的内容减少了。如何将2020年教育行业的产出与2019年进行比较？
医疗行业的数据则呈现出相反的问题。医务人员提供无价的服务——往往还冒着健康风险。只追踪运营成本的统计数据会扭曲产出。从疫苗研究，到在商店里执行社交距离规则的安保人员，巨额资金被支出，但并没有让我们的生活与2019年相比有任何改善。这些额外的产品和服务应不应该记入2020年GDP总账的正面？
当我们对政府的经济表现进行比较时，情况变得更糟。有关A国在避免经济损失方面比B国做得好得多的声称，会拿出GDP数据作为证据。这样的结论将是虚假的。一些国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借款狂潮——然而从GDP数据中扣除一次性财政刺激极其困难。公共补贴已将薪酬与产出脱钩，因此GDP核算的各方面对经济形势给出完全不同的描绘。
还要考虑最后一个问题：家庭生产。这项生产活动主要由女性完成，包括照顾孩子和父母，做饭，打扫房屋等。市场生产和非市场生产的份额很少发生变动——但在2020年变动了。餐厅不再提供的晚餐由人们自己在家做饭代替。健身房的会员资格被取消了，但人们购买跑鞋或在YouTube上观看瑜伽视频。服务业的“生产”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了家里。
统计数据捕捉到的“全国性”经济不振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非常不均衡。随着商店关门、假期被取消，收入稳定的人群积蓄增加。而其他人群的生计则被新冠疫情摧毁。GDP收缩通常意味着整个社会的集体收缩——但把2020年各不相同的遭遇汇总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
2020年的GDP数据应该被扔进垃圾箱。它几乎没有告诉我们产出了什么、没有产出什么。在可以开始认真制定经济复苏计划的当下，它对于理解当前的困境和规划未来的道路没有多大指导意义。
那么，政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应该转而关注哪些数据呢？答案很简单。我们应该核算那些我们归根结底关心的那些事情：吃不饱饭的人们、关门的商店、没有获得有意义的学校教育的学生、精神崩溃而无法工作的人、家庭债务和储蓄、特定行业的商业活动。
在我们应对新冠疫情并决定如何利用公共资源时，这些数据提供比GDP统计数据更有效的指引；GDP数据吸引了人们的精力和注意力，却不能说明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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