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义乌淘金的中东人

　　每年，成千上万的中东人来到义乌，把义乌价格低廉的商品出口回自己的家乡，甚至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发展出了自己的“义乌圈子”。距离义乌核心商圈宾王1.2km，一条只有中东餐厅的商业街逐渐繁荣。

　　带着好奇，我们来到了街上只有中东顾客的咖啡厅。晚上9，10点钟，在混合着蜂蜜与水果的烟草气息中，中东独有的水烟雾气开始缭绕在客人们的谈笑间。这些客人们来自约旦、也门、巴勒斯坦，伴随着熟练的抽吸，吐出一个又一个关于故乡的梦。作为突如其来的旁观者，我们从一句，“能和你聊聊么”的搭讪开始，加入了这场在中国的“一千零一夜”。

1

　　Khair长着一张中东版 “王总的脸”，满足大众对“中年暴发户男人”全部的刻板印象：颤巍巍的大肚腩，肥厚的双下巴，食指粗的金手链，五十多岁的年龄，有两个丰腴美艳的对象，第一个来自白俄罗斯，第二个巴西，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我在约旦的街上，开着车，看到一个特别美丽的女人。” Khair眯着眼睛给我们看他两个对象的照片，屏幕里的女人嘟着嘴，胸前沟壑深邃，“我摇下窗户跟她搭讪，后来就跟她在一起了。”Khair在朋友圈里发过他和儿子的合照，背后一辆大红色的法拉利是他赠予儿子的生日礼物。

　　Khair来到义乌是纯粹的“生意使然”。高中毕业后，他一直在家乡约旦，摸索着做发饰生意，越做越大后，他发现，所有物美价廉的发饰都出口自同一地点：中国义乌。为了省去中间进货的差价，12年前，他来到了义乌，为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外贸公司寻找廉价新品。他根据阿拉伯人的审美，指导义乌商贸城的店主往原本基础款的图案上加珍珠，搞花样，原则是 “不追求质量，只要求款式又‘多’又‘好看’”。

　　每天早上十一二点，他都会挺着肚子，带着他瘦弱的女翻译，在470万平方米的商贸城里巡视到下午三四点，挑拣出他认定“有商机”的货品。由于疫情，这两年，和他竞争的中东商人大多都“进不来”，他成为了屈指可数的，可以亲自审查商品的发饰供货商。

　　“只有我知道货物实际的样子。” 他咯咯笑着，面部晃动的肥肉也掩盖不住神情的狡黠，“这很重要。做生意，你得亲眼看到你的商品。”

　　2020年，Khair净收入三百多万人民币。下午逛货回来后，他就会在家里睡个觉休息。每天晚上九点，准时到固定的咖啡厅抽水烟，和也在义乌的中东朋友们玩土耳其棋子游戏到凌晨3，4点。他只会点“混合水果味”的水烟，因为只有这个味道用的牌子是“约旦也会用的”，“薄荷味”，“桃子味”，“西瓜味”在他看来都属杂牌货，花里胡哨。

2

　　“我是宁海人”，双眼皮坐在Khair身旁，说话像含了块糖在嘴里，稀里哗啦，又似有列火车一直在喉咙里疾驰，浮夸的声音让你觉得他仿佛把这句话讲完就要撂下你走了。

　　双眼皮是他的微信名。他本人的双眼皮深深地藏在一副无框眼镜后面，他头发是两侧削平的锅盖，脸像有人拉了帽衫上的松紧带，抽走了神韵，把五官收紧在脸中央，远远挂在神似黄晓明的方下巴颏上。他浑身的痞气将他的脸和声音揉在一起，叫人分不清楚。

　　他十四岁就被爸爸送去了清真寺的附属学堂，一年之后，考试得了全校第一。可是，爸爸就是不相信他，非说他的名次是抄袭出来的，直到现在他都不明白为什么。“我爸很有钱，可是他就是不理解我，也不帮我。” 他这样说着，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从宁海逃到了西安，找了家餐厅刷了几个月的盘子，直到和餐厅老板儿子打架，再次出逃。他没去酒吧，也没去旅店，连夜跑到一个坟头，靠摘坟头前桃子树上的果实，挺了三天。

　　最后，双眼皮被父亲找到，抓回了家，把他转到另一所学校。但他发现新学校的课业内容都是他早在旧学校就熟记于心的。16岁的时候，他孤身一人，带着装满火锅调料的行李箱去了苏丹。

　　可惜，那包火锅调料在政局动荡的中东，被当地阿拉伯大汉误以为是炸药，拿着24k枪对着他的头逼问。不久，他赶上战乱，学校停课， 被迫逃回了中国。他尝试着做些生意。一次在义乌的街头，无意间帮上文的Khair翻译了一句话。他和Khair加了微信，很长时间没有任何交集。直到一年多后，Khair突然打电话邀请双眼皮来义乌帮忙做生意。于是，他从宁海驱车俩个多小时，前往义乌。

　　在这里，他的外贸生意发展顺利，父亲开始逐渐接纳他。在家里安排的相亲中，他遇见了“看了照片就想娶”的女孩，和她成了家，生了孩子，目前平淡却满足地生活在义乌的一栋出租楼里。他仍然喜欢开车时像飞车党一样，把马达声开得很大，喜欢在朋友圈发自拍和戴着夸张墨镜骑在骆驼上的照片，喜欢每天晚上去固定的咖啡厅抽烟到凌晨两三点。

　　“作为一个26岁的人，我可经历得太多了，就什么事儿都遇到过了，你知道么？这就是为什么我抽烟啊。” 双眼皮边咳嗽边把中华烟的烟灰掸在地上。

3

　　Khair和双眼皮每晚光顾的咖啡店的老板，是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瘦弱男人。

　　咖啡店老板的眼角有一个让人分不清是伤疤还是胎记的黑黑印记，他的头发剃得短平，洗得有些旧了的绿色上衣，孤零零挂在他干瘪的身体上，像只肠子被掏空的螳螂。老板一丁点英文和中文都说不了，听到我们想采访，就把他19岁的侄子领了过来。

　　侄子也来自巴以冲突爆发的加沙，今年23岁，19岁随着父亲叔叔来到中国。最早在广州做服装生意，后来到义乌，跟着叔叔开了这家咖啡厅。他说自己深爱家乡，但家乡太穷，为了生存只能离开。许多来自战争国家的中东人都不想再回去了，但他说，自己有能力，很想回巴勒斯坦建设家园，“我肯定要回去的，即使那边在打仗。”

　　家庭唯一留在加沙的男人是他的大哥，正在经营爷爷留下的老牌家庭鞋店。因为战乱，生意大受影响，现在勉强能维持生计，入不敷出。他的妈妈妹妹们没有来中国，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让全家人都过来，而且，女人只有在家里才能学到 “good rules”（规矩）.

　　“那你担心她们吗？”  加沙发生爆炸的消息，现在每日都在国际新闻的板块上滚动。

　　“阿拉在加沙。” 这是他唯一能给出的答案。

　　如今他仍往返于广州和义乌，兼顾服装和咖啡两宗生意。

　　他不会英文，和我们的交流一直是中文。他只会最简单的形容词，“好”，“不好”，“穷”，“难”，说话声音小，需要刻意凑近才能听见。

　　我不知自己对于他家乡的问题，是否冒犯到了这个垂着头的加沙男人，沉默着把他面前喝了一小半的茶杯满上，踌躇着想问他家乡的事情。加沙的日出是什么样的？加沙的孩子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的朋友们现在还好吗？他却仍然低着头摆手，说“客人喝茶，我不喝。”

　　咖啡店老板给我们端来了一份叙利亚有名的甜点“Kunafeh”。炸奶酪上铺满了开心果碎，蘸上厚厚的麦芽糖吃。看到这份甜点的时候，像把自己家里最好的玩具展示给同伴，他们露出难得的微笑，掩藏不住自豪。

4

　　21岁的也门男孩木塔也经常光顾这家咖啡厅，他同样是跟随叔叔父亲来到义乌的。木塔眼窝深邃，一双眉毛弯在上面，嘴角自然上扬，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仿佛在骄傲自己是个长得好看的男孩。

　　木塔的家人十几年前就在义乌开始了外贸生意。随着父亲和叔叔年岁渐长，他们把大木塔九岁的哥哥和表哥接过来帮忙，四年前，也轮到了木塔。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的生活，木塔没有直接开始接手生意，而是去了绍兴，上了一年语言学校。

　　木塔哭喊着“中文很难”、“汉字很多”、“笔画很烦”，却也逐渐适应了中国文化，甚至开始追18年上映的新版《流星花园》。他最喜欢里面演女主角杉菜的沈月，觉得她“kawaii”（可爱），自己也在语言学校和一个“kawaii”的日本女生谈起了恋爱。

　　然而，木塔在中国遇到的女人并不都是软萌的。他在绍兴认识的一位咖啡店老板娘就充分展现了女人的果敢。老板娘在抖音的评论区认识了一个巴勒斯坦男子，根据的木塔描述，“很帅”，“长得酷似迪拜王子”。两人在绍兴相爱，后来不知为何，巴勒斯坦男子不告而别，去了义乌做生意。任凭老板娘如何发微信，消息都石沉大海。于是，老板娘直接从绍兴开车追到义乌，拜托她所有认识的中东朋友帮忙寻找。

　　“她直接把自己的车钥匙丢给我！” 木塔回忆起帮老板娘找人的场景，笑着摇了摇头，“她说你就开着我的车去找人，我就站在这儿等他，他一天不来我等他一天，一个月不来我等他一个月，几年不来我就在这儿买个咖啡厅等他几年！”

　　木塔拿着巴勒斯坦男子的照片游走在各个熟人圈子里询问，最后居然真的找到了，把人带到了老板娘的面前。从此，巴勒斯坦男子彻底屈服在老板娘的石榴裙下，和她结了婚。他们还邀请了沐塔来参加他们在义乌的婚礼。

　　如今，两个人一起回到了他们相遇的绍兴，女儿也在疫情期间出生了。

5

　　四十多岁的约旦商人穆哈穆德也在疫情期间迎来了他的小公主。即便已经来中国了十二年，穆哈穆德的中文依然不如英语流利，而他的英文也保留着中东人口音中嘟囔一样的沙哑喉音，像风扬起沙子，即便语气温和，也带着包含沧桑的意味。

　　他出生在约旦的偏远小村，祖祖辈辈都是牧羊人。约旦的学校分早班和晚班，早班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晚班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学生们只需要选一个来参加。穆哈穆德和他10个兄弟姐妹总爱选择早班，这样下午就有时间在茫茫的枯黄色沙地上嬉闹，直到远远望见山头上的父亲和羊群。

　　每天清晨，他们的父亲都要把羊放到很远的地方去吃草，太阳快在山头沉没地时候，才借着最后一点余晖出现。穆哈穆德说，“我为我爸爸，我的家庭而自豪。不管他是什么职位的，他努力的工作只为了养我们，我就为此自豪和感动。”

　　后来，父亲重病，再没气力劳作，把羊群都卖了。为了维持生计，家里的姐妹们都嫁了人，兄弟有的去卡塔尔当了老师，有的在当地做起了生意，二十多岁的穆哈穆德是唯一选择来到中国的。

　　“像有些人的美国梦一样，我有中国梦。” 穆哈穆德希望自己的命运可以多一点可能性。或许是在闲谈间听说了这个从未到达的东方国度，是约旦无数商品的进口地，又或许是自己都说不清的少年想象，穆哈穆德相信中国是那个能改变命运的地方。

　　和几乎所有来义乌的中东商人不同，他在这里没有任何亲朋好友。他说自己

　　“整日游走在市场上，几乎一年都没接到任何订单，直到有一天，接到了从天而降的第一笔订单。”

　　现在的穆哈穆德主营干果和巧克力，过去十几年来跑遍了中国挑货，内蒙古，广东，深圳，新疆....游历过的土地数都数不过来。他最喜欢内蒙古，丰茂的草原和乳白的羊群总让他想起故乡。

　　然而，他每年只有春节假期才可以回故乡约旦停留一个月。除了和亲人故友相处，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熟悉村庄的一切。

　　“我刚离开的时候，邻居的孩子还是一个小孩子。” 穆哈穆德试图拿手比划出记忆中孩子的身高，“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约旦的一切都在以他难以形容地方式，飞速变化着，而他脑海里家乡的样子却永远定格在了十二年前。

　　十二年来，穆哈穆德从来没有和他的义乌合作商在闲余时间见过面，约过饭。他宁可从商贸城开十分钟车，赶到最近的电影院，在工作日挑选上最冷清的下午场，一个人看一场他喜欢的动作电影，事后再到旁边的咖啡厅点杯浓缩咖啡发呆

　　“我在约旦和中国，都是一个异乡人”，他这样总结自己的身份。